孔子为何述而不作？诸子百家，各家的祖师爷都有亲笔撰写的、被后人用其姓氏加“子”字命名的经典，唯独这儒家的孔老夫子没有。一部《论语》，只是徒子徒孙们根据眼见耳闻和道听途说的孔子言行，整理搜集编纂而成，严格说起来，算不得他本人的大作，最多只能算是“口述实录”这样的作品。至于《诗》《书》《春秋》，那就更不用说，孔子只是一名编辑。
儒家讲“立功、立德、立言”，这“立言”一条，我想孔子不会没有想过，但他的“立言”，只是述而不作，说说而已。孔子有句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单从这句话看，我觉得孔子有点个人主义，甚至可以说是自私。你“闻道”了，难道不希望别人也“闻道”么？你怎么可以不把你所闻的“道”传授给你的徒子徒孙，而随随便便就要死要活呢？你决不能死，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你必须要用你所闻的“道”兼济天下，否则你就不是儒家的祖师爷了。你不仅应该“述”，而且还应该“作”，把你所闻的“道”写出来。
但孔子只是“述”，而不“作”。懒惰？不会吧，那样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人，不会是因为懒惰而不愿提起笔来。既然不是因为懒惰，那没有稿费的说法就更不能成立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老夫子是不会在意几个稿费的，虽然他还是比较看重学生送来的“束脩”。
难道是怕留下文字依据授人以柄？怕承担责任？虽然文责自负，但能倡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孔子，是不会在乎几个人在那里说三道四的。而且，面对学生侃侃而谈留下的“口供”，与留下文章著述这样的文字证据，也差不多，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既然“口供”都不怕，也不会害怕什么文字把柄了。
或者怕被人篡改、歪曲？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孔子自己就曾“删《诗》《书》，笔削《春秋》”（韩昌黎语），但三人市虎，口头传言更容易走样，而白纸（竹简）黑字的手迹，毕竟“有案可查”，还可以说得清一些。这点孔子不会不知道。
还是想故弄玄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昌黎语），作为祖师的孔子要替学生“解惑”，而且“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论语·子罕》），就弄不了玄虚。要弄玄虚，他也不会在这上面来弄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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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都有哪些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人抽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南宋淳熙间，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而定。此后，“四书”始终是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教育的必读书和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简称，始称于汉武帝时。其中存有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封建时代教育的必读教科书，并被统治阶级作为宣传宗法封建思想的理论依据。
【六经】指的是六部儒家经典，即在“五经”外，另加《乐经》。也有称“六经”为“六艺”的，韩愈《师说》中的“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中的“六艺”即“六经”。
【十三经】十三部儒家经典。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至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
第37问：孔子删诗是怎么回事
孔子删诗说是关于《诗经》的编辑的一种重要的说法。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但是教材认为已经有很多有力的论据证明孔子虽然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未曾删诗。《诗经》的最后删选编订者应该是周朝的乐官。
“删诗”指的是春秋时期，诗歌是很多的，据司马迁说有3000多篇，后来孔子十取其一，整理成集，就剩下了305篇。“删诗”问题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唐代以前没有什么争论，但是，从唐代一直到清代大致上争论了1000多年，直到近当代，大家才基本上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孔子的“删诗”不能够成立。
“删诗说”最初出于司马迁，后来班固、郑玄都支持这个说法。到了唐代的孔颖达编写《毛诗正义》，为郑玄的《诗谱》作疏，才开始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孔颖达只是说孔子不会删去这样多的诗，倒没有公开否认孔子的“删诗”。后来支持“删诗说”的著名人物有欧阳修、程灏、王应麟、马端临、顾炎武、赵坦、王崧等人；反对“删诗说”的阵营要大一些，有郑樵、朱熹、吕祖谦、叶适、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现代的主要反对者是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当代的《诗经》学者基本上不同意孔子“删诗”的说法。
支持孔子“删诗”说法的理由不外乎是：出于对《史记》的信赖和尊重；出于基本情势判断，即500年间不可能只有300首诗歌；出于《论语》中孔子谈到的他对“诗”的处理。回到上一个问题是，既然有着大规模的“采诗”行为，采集的诗歌一定是非常多的。
而反对孔子“删诗说”的理由是：
1.公元前544年季札观乐，“诗”的总体面貌和今天的留存相仿佛，孔子时年约八九岁，不可能“删诗”（这一研究结果实际上出于郑樵的提示）。
2.孔子谈到的他对“诗”的处理是在“自卫返鲁”之后，而此前孔子谈到“诗”时，也称“诗三百”（方玉润）。
3.春秋时期，庠序之讽诵，列国士大夫之赋诗言志，典籍记载多出于今本《诗经》，孔子不可能具有如此之影响（朱彝尊）。
4.《诗经》中多有不合于孔子道德思想的诗篇（崔述）。
这类的理由还有很多。
不过，今人还是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态度，认为孔子对于《诗经》有所贡献。这表现在：第一，他在文字、方言和音乐方向上做过一些整理修订的工作。第二，他将《诗经》作为教材，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有着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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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如何成书的
除了孔子删诗说，还有另外两种说法：
一是说王者采诗。《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王者采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
一说周朝太师编定。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