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问：孔子“匡城受拘”是怎么回事
有一次，孔子要去陈国，路过匡城。弟子颜刻赶车，他用马鞭指着城墙一隅说：“以前我来这个城，是从那个缺口进去的。”匡城的人听说，误以为是鲁国的阳虎来了。阳虎身材高大，相貌魁伟，与孔子相貌酷似，且同为鲁国人。阳虎曾经残害过匡地人，匡人一直记恨在心。此时，匡城的简子远远看到路上来了一群人，认准其中一个正是阳虎，心想：这正是替匡人报仇的好机会！便转身去召集兵卒，匡地人闻讯都赶来围困孔子。
孔子等人奔波了一天，终于安顿下来，正准备好好休息一下，忽听外面喊声惊天动地。子路出门去看个究竟，只见无数兵卒铠甲齐备，把他们的住所围了个水泄不通。
简子的兵卒看见有人出来，大声喊道：“快快让阳虎出来受死！”子路不明原委，非常愤怒。回身去告知孔子，手举画戟，要去与匡人拼命。孔子制止了子路，说：“仲由啊，为什么不多从仁义方面想一想呢？假如说我对《诗》《书》学习得不好，对《礼》《乐》探究不深不透，那是我的过错。我本来不是阳虎，别人却把我当成阳虎，这不是我的过错，那是命运啊。”
这时，匡地的人聚得越来越多，围困得越来越急，随从的弟子们束手无策，都很害怕。孔子却从容自若地对弟子们说：“周文王已经死了，周代的礼乐制度不正掌握在我们手中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制度，就不应该让后死的人认识和承担维护它的责任。天意既然没有要毁灭这种制度，那么，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于是，孔子率领弟子和琴而歌，声音和曲调都甚为哀婉。
后来，卫国的宁武子出面消除了误会，匡人才知道这是圣人孔子而非阳虎，孔子和弟子们才得以脱离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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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韩国与现在的韩国有什么关系
一句话，毫无关系！
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源自先祖姬万因军功受封于韩原（今陕西韩城），其后以韩为氏，位列晋卿，是为卿大夫，故称韩子。至景侯虔六年时，与魏文侯、赵烈侯分晋室，始列为诸侯，故其国称韩，韩哀侯灭郑，入于郑。二十二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是韩既徙都，因改号曰郑，故战国策谓韩惠王曰郑惠王，犹魏徙大梁称梁王然也。《史记·韩世家》云：“韩之先与周同姓。”左氏传云“邗晋应韩，武之穆也。”是武王之子，故诗称“韩侯出祖”，是有韩而先灭。今据此文，云“其后裔事晋，封于韩原，曰韩武子，”则武子本是韩侯之后，晋又封之于韩原，即今之冯翊韩城是也（陕西韩城）。然按系本及左传旧说，皆谓韩万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晋之支庶。又国语叔向谓韩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谢曰“自桓叔已下，嘉吾子之赐，”亦言桓叔是韩之祖也。今以韩侯之后别有桓叔，非关曲沃之桓叔，如此则与太史公之意亦有违。因军功受封于韩原（今陕西韩城），曰韩武子。万生赇伯，赇伯生定伯简，简生舆，舆生献子厥。
而现在的韩国古代历史上在韩鲜半岛南部由土著部落形成几个部落联盟，沃沮、濊、马韩、辰韩、弁韩。马韩、辰韩、弁韩史称三韩。后来马韩统一三韩，称辰国。1896年，甲午战争后，李氏朝鲜终止与清朝的册封关系，高宗在俄国的扶植下称帝登极，成立大韩帝国，改国号朝鲜为大韩帝国。
所以说，两者同名韩国实属巧合。
第14问：孔子“陈蔡绝粮”是怎么回事
孔子接到楚国的邀请，便想要离开陈国，到楚国谋求发展。途中被围困七日，险些饿死。此事的起因和经过，《史记·孔子世家》有述。
吴国军队攻伐陈国。楚国出兵援救陈国，驻扎在城父。听说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孔子准备前往拜见回礼。陈国、蔡国的大夫谋划说：“孔子是个贤人，他所讥刺抨击的都切中诸侯的弊病。如今他长久滞留在陈国、蔡国之间，众大夫所作所为都违反仲尼的心意。如今楚国，是大国，派人前来聘请孔子，倘若孔子在楚国起用，我们这些在陈国、蔡国主事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就共同调发役徒将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没法赶路，断绝了粮食。随从的弟子疲惫不堪，饿得站不起来。但孔子仍讲习诵读，演奏歌唱，传授诗书礼乐毫不间断。子路生气，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能固守困境而不动摇，小人遇到困境就胡作非为了。”
一天孔子在演唱乐曲，子路又说：“夫子在这种情况下还唱歌，难道这是礼的要求吗？”孔子没有回答他，直到一曲结束才说：“仲由啊，在这种情况下，君子喜欢音乐是为了使自己没有骄纵之心，小人喜欢音乐是为了使自己不害怕，这个道理有谁知道？你是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跟随着我的吗？”
就这样过了七天，孔子仍然不停地修订音乐。子路心中气不平，对孔子说：“现在这种情况下，是先生修订音乐的时候吗？”孔子还是没有回答他，直到一首乐曲修订完毕才说道：“仲由，当初齐桓公有了争霸之心，是在他出奔到莒国的时候；勾践产生争霸之心，是在吴王夫差把他囚禁在会稽的时候；晋文公重耳产生争霸之心，是在他父亲的爱妃骊氏迫害他的时候。所以说，没有经历忧患与挫折，就不会思考得久远；身体没有受到节制，就不会智慧深广。怎么能说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境不正好是我们的幸运呢？”于是子路以及众弟子都振奋起了精神。后来，孔子派子贡去楚国求救，楚国君主兴师动众地来迎接孔子，才使他们解除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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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校勘古籍有哪些基本原则
开拓文献资料整理工作的先河，是孔子除哲学、思想、教育之外对人类的又一大贡献。他编辑、整理了《周易》、《春秋》等《六经》（《六艺》），并持有科学严谨、“述而不作”、“微言大义”的态度，对后世几千年以至当今影响极深。他的最大贡献是整理和校勘了大量重要古籍。校，就是考核、校对。勘，就是删取。校勘是古籍整理的核心工作。中国历代对目录与校勘这两门学问都非常重视，同时对于二者的争议也比较大。孔子是中国第一位为校勘工作创立了优良传统的人。他总结出校勘的三大原则：第一，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第二，崇尚平实，排斥虚妄；第三，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第15问：什么是“六十而耳顺”
孔子所说的“耳顺”，宋之大儒解为“声如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这里所谓“声”，是他人之言；所谓“通”，是己与他人相通。正所谓“但闻其言，即解微旨。”这种解释，多少有些是夸大之词。听人之言，就通人之心，是神化了孔子。虽然孔子研究易经，韦编三绝，也未必有如此神通。程氏《论语集释》认为，“耳顺”是说孔子能听出弦外之音、潜藏的声音，是孔子察言观色的工夫。这又小觑了夫子。我认为，孔子所说的“耳顺”，是个人品德修为的一种境界，是孔子人生挫折经验的总结。
“顺”字从川、从页。川，谓水流。页，即人面。川、页会意，是谓人面如水流，不可逆也。故而，汉语中由“顺”为词根组合的词，均有从势而下的意思。孔子所说“耳顺”，即用“顺”之本义。己耳所闻他人之言，无论怨言忿语，叱喝詈骂，均可恭顺自然，逆来而受之，脸上无一丝愤恨之色，让自己温顺处于下势，以此来化解矛盾，缓和冲突，化干戈为玉帛，以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应该说，闻他人讥刺之言，而耳顺受之，却面无愠色，是个人品行修为的大境界。生途无丰富阅历，心灵不几经震撼，是难以成此境界的。
孔子也曾有过“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吼，只不过，挫折和失败教训了他，使他领悟出了人在社会现实面前，面对八面来风，耳听之为音，心受之为情，却不为之动容，行不露于色，内敛收藏，韬光养晦的大策略。
六十而耳顺，是孔子一生修为的结果。一般的凡夫俗子，几乎终生也难做到。但作为统治者，若无耳顺之德，就会给黎民百姓带来灾难。自古明君多纳谏。纳谏，是君主耳顺之德的具体表现。唐李世民在《帝范》中专书纳谏篇，其文有云，“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李世民所说的倾耳虚心，即是耳顺之德。他认为，君主做到这一点，可使“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试想，统治者真可依此行之，自可君臣无隙，天下和谐了。
反之，若是昏暴君主，“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壅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拒谏专制，行一人之言，那么，天下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试想，统治者的龙椅还能坐稳吗？
所以“仁”的本质，是让人学会顺从，孔子认为做人，必须首先做到顺从于人。顺从什么人呢？制定规范的人。在他的那个年代，他认为周王室的“礼”都是圣人所制，所以后世人应当谨遵教诲，大家不需要有什么思想，只要把那些圣人讲的东西记牢、并在行动中认真贯彻，就可以了。他的学生中，颜渊学得最好，结果在穷困潦倒中早早夭亡。
老子也好，孔子也罢，他们在求道的过程中都讲了一个“顺”字，他们认为只有先“顺”，才能达到“和”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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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诗经”所做的贡献
在孔子之前，中国早已有《诗》，它是古代奏乐时相配的歌词，乐与诗是密不可分的。本来只称为《诗》，汉代儒家将其列为经典之一，故改称《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创作，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它包括的时期共约五百多年，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相传周王室有派专人收集民间诗歌的制度，称为“采诗”。主管音乐的太师必须经常地征集、编写和整理一些歌辞。好的歌辞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不好的被淘汰、删削。这样，久而成册，就是《诗》。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室哀微，宫失其守，礼坏乐崩，诗或有句而不能成章，或有章句而不能成篇，而且与音乐脱节，无法歌唱。另外当时各国口语不同，在转相传授、抄录中，错误在所难免，有些传本零落不全。不同版本中相重复的诗篇加在一起达三千余篇，这不利于孔子的教学工作。因此，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先从删定《诗》的篇章着手。
孔子参照各个抄本，进行校勘核对，辛勤地做了一番整理工作。首先删去了重复的篇章，经过删削后仅存三百零五篇，进而将这些篇章归类，分《风》、《雅》、《颂》三类。
其次，是把整理过的诗篇都配上乐谱，能够弹琴歌唱。全部《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完成了这项工作，孔子得意地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以后，诗歌的乐谱才入了正轨，错乱的歌词才有了头绪。”（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一工作规模宏大，几乎涉及到当时全部流行的歌词和乐谱，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第16问：孔子与泰山有什么联系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轲这句话，成为千古名言，传遍中华大地。泰山也因此留下了胜迹多处，如红门附近的“孔子登临处”，天门东侧的“望吴胜迹”，岱顶玉皇阁下的“孔子小天下处”。孔子开创了名人登泰山的先河。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使后人竞起仿效，接踵而至。“登泰山而小天下”，成为历代文人名士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沿袭成为积淀深厚的文化心理，蔓延成为流传久远的文化风气，演变成为传统的文化中的一大景观。游人到达这些胜迹往往驻足浏览，抚今追古，增添了无限的遐想，更觉泰山神圣、宏伟、高大。
泰山位于我国东部，称东岳。历代帝王在改朝换代、并致太平以后，都要封禅泰山，以示受命于天，四海率从。《管子·封禅篇》中有“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的记载。封禅的内容，就是在泰山极顶筑土为坛来祭天，以报答天功，叫封；在泰山脚下梁父山祭地，以报地功，称禅。
这种隆重庄严的封禅大典有一套神圣而严格的仪式，这对十分重视礼乐制度的孔子有极大的吸引力。孔子一生以周公为榜样，以恢复周朝政治和礼乐制度为己任，准备随时辅弼国君实现这一主张，封禅大典则是必须掌握的重要国礼。
《韩诗外传》记载：“孔子升泰山，观易隆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孔子登泰山考察封禅制度，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他发现历代封禅的具体仪式差异很大，这为他掌握封禅礼仪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这是孔子晚年删定的《诗经》中对泰山的赞叹。泰山对孔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学习礼乐，由此得窥封禅大典全豹；登泰山而小天下，以开阔的眼界胸襟，审度自己德才学识的修养。孔子临终，孔鲤、颜回、子路相继死去，自知已日薄西山，遂唱出“泰山其颓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最后歌声，把自己的生死与泰山联在一起，足见泰山在孔子心目中不同寻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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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观日出为什么自古有名
泰山又称岱山、岱宗、岱岳、东岳、泰岳等。名称之多，实为全国名山之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