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此文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将沙龙推到了生命的悬崖边。一年前，他的老对手、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已在落寞中客死巴黎。
人，尤其是领导人，总是新闻的主角。常驻耶路撒冷期间，我因采访机会，曾很多次与这两个老对手有过接触。很荣幸，在阿拉法特生命最瞧悴的时刻，我被邀请与他共进午餐。
我在耶路撒冷的住处，和沙龙的官邸只隔一条马路。我的一位外国记者朋友说：你是世界上离沙龙最近的记者。但这并非都是好事，在两个杀红了眼的民族问采访，你必须经常地穿行在枪弹和怒火中。
其实，巴以很小，小到很多人可能都无法想象——我从沙龙官邸驱车，前往拉姆安拉阿拉法特被围困的“穆卡塔”，一般也就一刻钟时间。一刻钟，就是拉锯战的两端，一边是沙龙的磨刀霍霍，一边是阿拉法特的至死不屈。
采访领导人，是驻外记者可能都会经历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你可以主动申请对这些领导人进行专访，另外根据国际惯例，他们出访中国前，也会接受中国记者采访。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记者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采访机会。
但能否采访好这些风云人物，一要靠平时的新闻素质和应变能力，二也要有充足扎实的准备，了解领导人的方方面面。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于争议人物，你还须换位思考，从中国角度思考，可以更冷静地分析他们的立场，不至于人云亦云。
如果说中国对外宣传必须“中国思考，国际表达”，那国际事件则必须是“国际思考，中国表达”。这样的国际新闻，也才能为国内读者接受，认可，赞同。
具体到沙龙，鹰派，冷血，勇猛，是许多媒体给他的断语。摄影记者也喜欢突出这一点，他们总是会寻找各种角度，拍出沙龙鹰眼圆睁、不怒自威的镜头。
我在耶路撒冷的同事、摄影记者高学余就很佩服沙龙的奸猾。
老高家里的墙上，并排挂着他拍摄的沙龙和阿拉法特的两幅照片。
右边一张照片中，沙龙正在摘眼镜，目光斜视，正好对准左边的阿拉法特。用老高的话说，沙龙似乎在说：“老小子，瞧我怎么收拾你？”
阿拉法特呢？则目视前方，一脸刚毅，好似在回应：“有种你就过来，我奉陪到底！”
但这只是过去式的沙龙，并非全部。
在我眼中，沙龙还表现出一位老人的慈祥。他很喜欢笑，而且总是笑得很欢——不是那种一些政治家挤出来的干笑，虚假和做作；他的笑，淳朴，真切，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再加上短小肥胖的身材，好像孩子一般。
与阿拉法特握手，我更多感觉是阿拉法特手中的力量。阿翁总是喜欢很用力地握你，然后把你拉到紧贴自己的地方，最后面对镜头，露出领袖的微笑。这是魅力。我的新华社的同事钟翠花女士，在一次采访后走出大门时，回头对阿翁说：“I Love You（我爱你）！”
沙龙则不同。他的手，胖，白，非常柔软，他总是轻轻和你一握，然后又抬起头，冲你微微一笑，很少说话。那种略有些诡秘而亲切的笑容，像是长辈在问你一些你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又像是一个小孩子对你做了坏事以后自我解嘲。
在两个人的晚年，当阿拉法特最后身陷“穆卡塔”，面临以色列坦克的狂轰滥炸，沙龙则正步人人生的巅峰。他牢牢掌控着局势，他是以色列历史上继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后最强势的领袖，因为他撤离加沙的举措，使他又成为和平最可靠的朋友。
每一个领导人都在努力跟时间赛跑。阿拉法特无疑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建国梦想，但最终却客死巴黎，魂归拉姆安拉，可怜他葬身的官邸，被沙龙的军队摧毁得净是弹眼、废墟。
晚年沙龙也加快了自己的步骤，他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推进他的单边计划，力求以部分土地换取和平。他以铁和血改变了中东和平进程：他撤离加沙，粉碎了极右翼犹太人的“大以色列”迷梦；他退出利库德集团，另起炉灶组建前进党，重写了以色列的政治版图。
定居者指责沙龙“投降”、“叛国”。沙龙回应说，作为一个为以色列浴血奋战的老兵，“这里没有一个人对祖国的感情能比我更深……”面对利库德内部的分歧、定居者的辱骂、多位阁员的拂袖而去，他被迫一再改组政府，几次濒临倒台境地。但他依然拒绝放弃。
最终更是不惜退出利库德。
沙龙以“推土机”的作风，完成了从一个狭隘鹰派人物到一个理性政治家的转变，他的“狐步舞”让世界刮目相看。他的个人命运已同和平进程紧紧相连。
他们的离去，标志着中东“传奇时代”的结束。
说这是一个“传奇时代”就在于身为主角的这些领袖都从年轻时即经历血与火的考验，都曾在战场拼杀中建立过赫赫功勋或蒙受过侮辱，都有着抹不开的历史情结，也都具有他们的继任者所不具有的个人魅力、声望和权力。
英雄末路，白发镜中，清萍匣里，只能和泪相看！但这又何尝不是阿拉法特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他们的传奇，让人敬佩、感叹，更让人扼腕！
（十）
走在路上，是一个记者的职责。
阴差阳错，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战乱艰苦地区采访。我总想能很好地履行这个职责，尽管我知道，由于种种外部因素，也包括个人的禀赋、才能、责任感等，我离一个真正记者的距离还很远；离真正做一个战地记者更远。
2005年3月24日，中亚山国——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然发生剧烈动荡，总统阿卡耶夫最后逃到莫斯科，首都比什凯克打砸抢盛行，许多中国店铺也被烧毁。世界关注着局势的进展，但当地没有中国的记者。
人生的很多事，总是让人难以预料。当天我正在北京上夜班，编辑着英文稿件，我去向领导请示一个发稿问题。在任何一个新闻单位，总是领导能有决定发稿的权力。
新华社领导正为让何人去比什凯克报道发愁。看到我，紧急赶到编辑部指挥报道的新华社国际部主任李红旗当即要我表态：愿否前往报道。
尽管突然，尽管时间很仓促，我还是接受了这个特别报道的任务。士兵渴望的是战场，一个真正记者，渴望的是重大新闻现场。
马上回家收拾行李，短短十几个小时，我们就从北京到了乌鲁木齐，然后赶上最后一趟班机到达比什凯克。
这种高速度，在新华社国际重大事件报道史上，应该说也是很少见的。我们成为最早到达现场的中国记者，在国际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我们新华社发出了最及时的现场报道。
将我们放在空荡荡的比什凯克机场后，中国班机掉头返回。之后，两国关系航空中断了。
说来无法让人相信，25日抵达比市机场，大家竞发现，身上没带一美元。给机场搬运工人的1美元小费，都是同行的使馆陈明至大姐支付的，也只能搭使馆的车去市区了。
使馆戒备森严。瘦削的张延年大使一脸倦容，只是叮嘱我们小心：“现在外面很乱，处于无政府状态，要小心劫匪；同时，也要提高警惕，防备东突恐怖分子乘机作乱。我们是有血的教训的！”
吉国一直是东突分子活跃的地区。两年前，包括中国外交官在内的多名中国人遭暗杀。
大街上的抢劫仍在继续。赶到市中心的国英商品城，中国商人江北的家具店就设在这里，几个小时前被哄抢一空。大火将四层楼房烧得一片漆黑，小股浓烟仍在冒出。
一些暴徒仍在砸着外面的钢窗，试图将其带走。一辆玻璃被砸碎的汽车，下面四个轱辘已缺少了两个。后来我才知道，商品城里的一些立式小便池，都被不客气地拿走了。
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几个手持铁棍的粗壮小伙子靠拢过来。
一个黑大个毫不客气地搜去了我身上的护照，并强行要求我交出相机中的胶卷。
旁边一个小个子像是中国人，我马上用汉语问他：“这些是什么人？”他轻声回答：“土匪，赶快走，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数码相机里是找不出胶卷的，试着解释一下，反而激得黑大个要动粗。无奈之下，我只得交出圆形的相机电池。旁边小个中国人马上打圆场：“好了，好了。”
可能没见过这玩意几，黑大个狐疑地掂量了一下，挥手将我赶出去。外面一些人则开始朝我们扔石块……
我们还是幸运的，因为当天，就好几个当地人在抢劫中被杀了。
几天后，我的两位同事陈俊锋、王作葵外出采访，遭到歹徒的抢劫，身上所有美元都被洗劫一空。
我想，我慢慢地喜欢这种工作，是因为它的挑战性——能给你创作新闻的激情，刺激而兴奋。
一位新华社老记者曾对我说：作为记者，你是去报道新闻，不是制造新闻；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也要搞好自己的报道。
我始终铭记在心，记者只是新闻事件的旁观者、记录者，但不应该太多介入其中，宣扬自己，这既颠倒主次，也影响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新闻没有止境，付出总有回报。在喀布尔，在耶路撒冷，在吉尔吉斯斯坦，我采写了大量独家的新闻，我的很多篇战地报道被新华社评选为好稿，一些特稿还被国内许多主流媒体评选为好稿。我撰写的多篇英文现场报道被评为最佳现场报道，很多报道的时效性甚至超过美联、路透、法新等世界性大通讯社，为新华社和中国在世界舆论阵地的激烈较量中作出了自己微薄的贡献。
战乱地区采访，对于我个人来说，凶险、苦难、艰辛，但又何尝不是人生的另一种财富？
有了阿富汗的经历，我后来才能从容面对巴以地区的各种凶险，在凶险中保持良好状态进行采访。
我在努力实践一个记者追求新闻的理想，也在这种实践中学习、体会、提高，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和胆量。
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生命遽然逝去，我对生命的价值才更具感悟，才更认识到我的同事马晓霖说的一句牢骚话：“如果仅仅为了一个简单的新闻，去冒险，不值！”
因为生命无价，因为我自认为而且我认识的战地记者都认为：
战地记者应该去艰险地区采访，但更应该懂得保护自己。战地采访不仅需要胆量，勇气，还需要有智慧，莽撞的记者绝对不是一个好记者。
我还不能算一个好记者，但我总会努力地去做。
在2004年从耶路撒冷回国后，我出版了《和沙龙做邻居》（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书。我在书的后记中写道：
在耶路撒冷之前，我去了喀布尔。作为记者，我时常庆幸我能有这样的采访机会，这要感谢新华社。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常常觉得自己的心态有时太过消沉——身边的悲剧实在太多。
在耶路撒冷，我流过泪。我应该不是一个感情很脆弱的人。只是有时，当听到了太多的坏消息，当你身边熟悉的人也难以避免灾祸时，你总有一种无助、茫然的悲哀。往往这时，我总是告诉自己：
活着，真好，真的。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珍惜你的生命！
刘芳生于1973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新闻学院。能熟练掌握法语、英语。1999年7月进入新华社，任英文编辑。201）1年到2005年派驻法国巴黎，先后担任英文编辑、英文记者，后为中文、法文记者。长期给新华社《环球》杂志撰写法国社会文化方面的专栏，为《参考消息》采写独家专访20余篇，参与翻译法国前外长德维尔潘演讲集《另一个世界》。
到现场去，回祖国来
新华社刘芳
2001年2月，我被新华社派驻法国，先做了两年英文编辑，后任记者，主要是跑时政和外交。新华社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采访报道自有流程和规矩；同时也是世界性通讯社和消息总汇，要投身激烈的国际竞争，也要为国内外媒体服务。抵达巴黎时我不到27岁，有着年轻人特有的大而无当但是非常真实的社会责任感，渴望真知灼见，渴望“做有意义的事情”，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对社会和文化问题尤其感兴趣。
2005年8月，我卸任回国。回过头看，除了大多数情况下不用母语，驻外记者的调研、采访与写作与国内同行并无差别。我甚至觉得，某些驻外记者比在国内真抓实干的记者好当。这是因为：
①国外的事情因其遥远和新奇，本身就容易成为新闻；国际新闻报道的条条框框相对也少些。②中国向外派出常驻记者的新闻机构不多，各机构分工互不相同，在对内报道领域驻外记者面临的同行竞争其实是有限的；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在重大新闻报道的竞争中更是占据了有利的位置。
另一方面，驻外记者又因此面临困境。我自己的体验是：①初到驻在国时，新鲜感和求知欲能把所见所闻都变成新闻素材；一段时间之后，新鲜感淡去，难以完全融入的疏离感产生，报道工作走人“瓶颈”。②不能浸润在祖国的氛围中体现活生生的国情，没有时间穷尽相关背景、言论和事实，缺乏快速、直接的同业比较与受众反馈，写起稿子来难免忐忑：我的选题有针对性吗？有新意吗？我抓到了问题的实质吗？
幸运的是，我被派驻的是法国，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很有特色，法中关系历来友好，我驻法期间又恰逢中法关系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另外，和平崛起的中国越来越引人注目，中国驻外记者的采访工作很好开展。于是，我在实践中学新闻，在工作中求新知。报道工作经常战斗般紧张，后方约稿接二连三，上一个采访还没结束就要构思下一个。告别巴黎的时候，我一方面为许多错过的新闻、未尽的义务而遗憾，另一方面，我也真心为自己的成长而喜悦——我基本认识了法国、我更加了解了自己。
观察和思考法国的思维过程参与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