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在而立之年赴瑞典任《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常驻北欧记者，近4年半时间里，去过不少中国记者难以抵达的地方。曾前往世界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采访，领略那奇丽的风光，亲眼目睹因纽特人（又称爱斯基摩人）的今日生活；曾几度踏上“冰与火之国”冰岛，听冰岛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体味那“冰与火”的激烈冲撞，感触冰岛人那“依依家园情”对我带来的心灵冲击；曾几次走进瑞典、挪威和芬兰北部的北极圈地区，体验欧洲大陆最北端别样的自然风光，眺望大西洋，拜访孩子们最向往的圣诞老人，感知今日萨米人的精湛手工艺；曾驾车穿越挪威，踏访纳粹的重水基地，登临海上卫星发射平台，认识峡湾、瀑布、白云深处人家；也曾有机会采访北欧的一些平民政治家，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2005年2月，我来到“欧洲之都”布鲁塞尔，任《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驻欧盟、北约及荷比卢记者，得以近距离感知欧盟与北约这两大机构，了解它们的运作机制，见证它们的变迁；也得以感触欧洲大陆国家的历史风貌、文化底蕴与社会风情。驻外生活的那份辛苦只有经历过之后才能知晓，远离故乡亲友，深夜赶稿，长途驾车，饿着肚子采访，这些都是常有的事。但在这份辛苦的背后，也有不少值得回忆之处。细想起来，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在瑞典期间抢到了一条独家新闻，首次在中国详细报道了最早救助犹太人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的故事。何凤山博士在世时对自己轰轰烈烈的事迹几乎只字未提，如今，何凤山的故事已广为传播，他已成为中国乃至国际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中国人引以为豪的英雄。
一、“发现中国‘辛德勒’”
许多人都看过《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辛德勒在二战期间营救犹太人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其实，中国也有个“辛德勒”，他在常驻维也纳期间救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生命。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此后60年中对这一壮举只字未提。他的事迹，直到他走完人生历程的时候才为世人所知。这位中国人名叫何凤山，1938年至1940年期间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史料表明，他是最早帮助犹太难民逃脱纳粹大屠杀的外交官。
2000年1月26日至28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专门反思20世纪大屠杀的国际会议，德、法、英、以等四十多个国家的头头脑脑们专程前来赴会。会议期间，世界犹太人组织举行了一个展览，名叫“生命签证”，介绍二战期间救助犹太人的各国外交官。
名列展览榜首的就是已故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博士。在参观展览的时候，我见到了何博士的女儿何曼礼，听她讲起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根据从她那里挖掘的大量一手素材，我写成“发现中国‘辛德勒’”一文发给《环球时报》。该报编辑拿到文章后，当即决定在“国门内外”版整版刊登此稿，并将原先已经上版的其他稿子后延。
2000年2月4日，此文在《环球时报》见报，全文约4000字。
20世纪30年代中叶的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居住国，那里居住着约18万犹太人，其中90％集中在维也纳。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奥地利的犹太人从此遭了厄运。商店被砸，家产被抄，不到一个月，第一批犹太人就被送进了集中营。纳粹当局发出指令，只要犹太人马上离开奥国即可被释放。许多犹太人想去美国，但美国对奥移民名额已满，而且还要求申请人必须出具经济担保；英国政府迫于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严格限制犹太人前往英控巴勒斯坦；尤其是1938年7月13日，参加法国艾维洋（EVIAN）会议的32个国家一律决定拒绝收容犹太难民，使得奥国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他们每天都心急如焚地前往各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申请移民。然而，多数国家都拒绝伸出援手。
一个17岁的犹太青年艾立克·哥特斯塔伯，连跑五十多个总领馆，都空手而归。几近绝望之时，他走进了中国总领馆。没想到在那里他一下子就为自己和家人办妥了20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那是1938年7月20日。然而，就在一家人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准备动身时，他与父亲被送进了集中营。情急之下，家人拿着前往上海的签证作为移民国外的佐证，与纳粹当局交涉。果然，几天后父子俩即被释放，一家人顺利抵达上海。
格罗斯费尔德一家也是这样逃出来的。当时身为银行家的摩里斯已被关进集中营，所幸的是他妻子斯塔拉成功拿到了全家去中国上海的签证。在向纳粹当局出示这张移民证明以后，摩里斯获得自由，他们一家平平安安到了上海。当时的中国上海已被日本侵占，前往那儿事实上不需要签证。主管发放前往中国上海签证的总领事何凤山博士，也知道这只是“名义上”的签证，但这名义上的签证却可作为犹太人移民国外的证明。有了这张护身符，他们就能离开奥地利，逃离死神。
任何人只要提出申请，就能在中国总领馆得到签证。这一消息迅速在犹太人当中不胫而走，于是，中国总领馆前每天都排起了长龙。这时，纳粹分子寻机滋事，打骂羞辱排队的犹太人，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每个人都想尽快得到前往上海的救命签证。有一位犹太人情急生智，回家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本中文书，他从书上剪了几个字贴在信封上，将申请材料装进信封，急匆匆地拿着这个信封来到中国总领馆前，对门口站岗的卫兵说，这是一封紧急挂号信，请马上转交总领事。卫兵不懂中文，信以为真，立刻将信递了进去。当然，这位聪明人比别人先拿到了签证。还有一位犹太人的做法更绝。由于队长人多，他在中国领事馆外一连排了几天都没轮上。一日忽见中国总领事的车从外面回来，刚好车窗留了一条缝，他就马上跑过去，将早已准备好的申请材料直接从车窗缝里塞了进去，也顺利拿到了签证……
自何凤山博士1938年5月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至1940年5月离开，他到底给犹太人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由于资料不全，难以考证。但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一位犹太幸存者提供的护照原件表明，当他1938年6月从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得到上海的签证时，签证号为二百多号。另一本护照则显示，1938年7月20日时，签证号已超过1200号。也就是说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何博士就发放了1000份签证。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由于一位犹太青年刺杀了一名德国外交官，引来了纳粹的疯狂报复。一夜之间，维也纳有许多犹太人的商店和工厂被砸、被抢，所有犹太人的住处被强行搜查，四千六百多人被关进了集中营，这就是著名的“玻璃碎晚”事件。“玻璃碎晚”事件发生后，前往中国总领馆申请签证的人就更多了，何凤山签发的签证也就更多了。如此算下来，他两年来给犹太人发放的签证应该成千上万。
据史料记载，上海当时聚集了大量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顶峰时期曾有3万余名犹太人在上海避难，现在上海虹口区就立有犹太人避难纪念碑。到1941年底，在上海逐渐形成了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事实上，不少目前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犹太人，其父母就是何凤山所救。比如，美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伊斯雷尔·辛格，在全美各地拥有总床位达2.7万张的多家医院，现任全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当年跟随父母逃亡到上海。正是在上海，他学会了拉小提琴。后来得知，帮助他们一家来到上海的救命恩人正是何凤山。感慨万千的格林伯格，为此特意回到上海，追寻当年的足迹。他认为，他的生命和事业，都是何凤山的义举所赐……
战后，以色列议会曾通过一条法令，规定以色列政府应代表犹太人民，感谢所有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或非犹太家庭，授予他们勋章和奖金，并在耶路撒冷大屠杀博物馆为每位义人栽树一棵，让后人铭记他们的名字和义举。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以色列“国际正义人士奖”，又称“义人奖”。评奖标准有二，一是确实冒险帮助犹太人，二是未曾收受任何金钱报酬。“义人奖”的审定非常严格，除了证实文字资料的真实性外，还要拜访幸存者、目击者或他们的家人，只有所有证据都得到确认后，才能决定给某人授予“义人奖”。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也可能需要几年时间。审定时间之所以很长，是为了维护它的严肃性。这个奖项在犹太人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它又具有世界影响，每位访问以色列的外国国家元首都会去大屠杀纪念馆参观。
截止到1990年5月1日，总共有8611名获奖者接受了以色列政府授予的勋章和奖金，辛德勒就是其中之一。获奖者中还有两名华裔乌克兰人，他们冒险救助了一位犹太小女孩。
1999年，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组织提名何凤山角逐以色列“义人奖”。由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主持的专门委员会对此进行了严格审核。2000年10月24日，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正式追认何凤山为“义人奖”得主。
2001年1月23日，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举行隆重仪式，专门纪念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博士。在仪式上，以色列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马尔茨向何凤山的家人何曼礼女士颁发了“义人奖”证书和奖章。何凤山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公民和中国外交官。
二、“发现中国‘辛德勒’”的背后
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由瑞典政府与世界犹太人大会共同组织。1999年，由瑞典首相佩尔松、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共同发起倡议，召开这次世纪末的重要会议，旨在警戒世人，别让20世纪的那段大屠杀历史重演。
瑞典平时政坛平静，时局稳定，很少有新闻事件，这次会议算是发生在瑞典的大事了。作为常驻记者，自然要积极参与这次会议报道。
会前，我拿到了一份关于会议的简单日程。在阅读中发现，会议期间将有一个名为“生命签证”的图片展览，主要介绍二战中各国外交官营救犹太人的事迹。扫一眼外交官名单，发现居然有个“DOCTOR H0”。当时脑子里就闪过了一个念头，难道这是一个姓何的中国人？记得1997年在瑞典外交部新闻中心等待诺贝尔物理学奖新闻稿时，看到获奖者名单中有“STEVAN CHU”，当时的直觉就是一个姓“朱”的华人。果不其然，那就是美籍华人朱棣文。这次看到“DOTOR HO"’，精神为之一振。遗憾的是再也没有更详细的介绍了。
论坛会议开幕式刚过，我就往展览图片的地方跑。会议的主会场在斯德哥尔摩国际会议中心的大会议厅，图片展在会议中心二楼的一条过道，原用来挂衣服，现临时改成展览厅。说是展览厅，其实就是用几块木板隔成了几个一米见方的小间。每一小间陈列着一位外交官营救犹太人的有关图片与说明。我从后往前，一小间一小间地找，找到最前头，果然找到了一张中国人照片。照片上的主人公西装笔挺，头发铮亮，长得十分帅气，一看就是一位很有涵养的外交官。仔细一看名字，“FENSHAN HO"’，1938年中国政府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我连忙掏出笔记本，记下他的生平和有关材料。
就在我认真做笔记的时候，过来一位美国女士。
她问：“你会说英语吗？”
我说：“会啊！”
“你稍等片刻，这位主人公的女儿就在那里，我去给你叫过来。”听她这么一说，我喜出望外。过了一会儿，她果然领了一位女士过来。
这位女士个子不高，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很注意修饰，一看就跟照片上的主人公十分相像。没想到她一张嘴就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几句寒暄之后，我便迫不及待地要打听照片主人公的情况。她介绍说，自己名叫何曼礼，父亲的中文名字为何凤山，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这也就是“DOcTOR HO”（何博士）的来历。
何曼礼曾在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当过记者。由于既是同行又是同乡，我们谈得格外投缘。攀谈中得知，是美国的犹太人组织资助她来瑞典的。在展览期间，她父亲的事没引起西方国家驻瑞典记者的多少兴趣，因为他们的主要兴趣集中在瑞典人劳尔·瓦伦堡等西方外交官身上。第二天就要回美国了，想想这趟来得不太值。不想在沮丧之中遇到了中国记者，她因此兴奋不已。坐在走廊尽头的一张桌子上，我们一谈就是两个小时。两小时依然言犹未尽，我们相约第二天再谈。就这样，我们在会议期间几次见面，前后谈了四五个小时，因而得以积累“发现中国‘辛德勒’”一文的详细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