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这些素材后，觉得至少有几点很有价值。一是何曼礼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位中国记者的专访，国内也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位救助犹太人的中国外交官；二是何凤山是最早救助犹太人的外交官，比劳尔·瓦伦堡等要早好几年；三是何凤山博士在此后的六十年，对自己的这一壮举几乎绝口不提，连他的子女都很少知道，表现的是一种高尚人格。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艾立克对我说，何凤山的事是英雄壮举，他是中国人的英雄，也是西方人的英雄。海外的华人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时，缺乏英雄偶像，现在何凤山就是一个很好的英雄偶像。
文章刊登之后，何凤山的事迹引起海内外媒体的极大兴趣。
2月8日，我在斯德哥尔摩记者站接到了香港最大英文报纸《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奥尼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告知已将此文转译成英文刊登在《南华早报》上，该报对何凤山救助犹太人的事迹特别感兴趣，特意要求与何凤山博士的女儿何曼礼取得联系，以便刊登更详细的报道。
何曼礼女士后来对我们说，《伦敦时报》驻北京记者奥利弗·奥古斯特也在2月5日将“发现中国‘辛德勒”’译成英文刊载，该报同时派其驻美国洛杉矶记者专程飞赴旧金山采访何曼礼，分三天连续报道何凤山的事迹。《伦敦时报》刊出报道后，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和广播节目也播出了何凤山的故事。她原来工作过的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许多老同事，都知道了中国《环球时报》报道何凤山的事。
在中国内地，《环球时报》是最早独家全面介绍何凤山事迹的报纸。此文刊出后被国内的大大小小报纸广为转载，转载的媒体不下几十家，其中《读者》杂志在2000年第8期几乎全文转载。我离任回国以后，不少亲属朋友都说读到过关于何凤山的文章。如今，中国人对何凤山的名字就像对“辛德勒”一样熟悉。
何曼礼告诉我，到斯德哥尔摩之前，《生命签证》展览已在以色列、瑞士等地展出过，但均未引起媒体太多重视。此次在瑞典展出，她与另外一位救助过犹太人的瑞士外交官的女儿也遭当地媒体冷落。她父亲的事经过中国报纸报道，又被西欧和美国的媒体广泛转载，连拉美的许多报刊也转载了这篇报道，用她哥哥何曼德的话说，“父亲的事正在全球传播”。这一结果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三、作为驻外记者的几点体会
随着资讯的日益发达，驻外记者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十年前，驻外记者的地缘优势比较明显，掌握信息的能力要比国内编辑先一步。如今，网络的普及已让驻外记者与国内编辑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接通互联网，轻点鼠标便可知晓大概。正因如此，驻外记者的传统优势已受到严峻挑战。那么，在资讯时代，驻外记者还有什么优势？我以为，最大的优势有三点：一是奔赴现场，亲眼目击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掌握第一手素材；二是建立一张朋友网络，一旦有事件发生时保证能采访到一手的观点与看法；三是观察与思考，即除了掌握日常新闻信息的同时，还要有跟踪、积累与思索，这样才会有新闻点子，或者有别人所意想不到的视角。
从报道何凤山一事来看，可以说也是几方面努力的结果。一是知道读者对什么感兴趣。凡是与中国人有关的事，一定会有“卖点”。这也就是为何“DOCTOR HO”如此吸引我。正因有了努力目标，才会在会议间歇往图片展览处跑。其实，当时有同行也一起参加了会议报道，却没有挖掘到何风山的事。同样的事件，有心人总不会吃亏。二是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在大屠杀论坛会议召开之前，对主要报道什么已经心中有数，对什么该详什么该略已经比较清楚。大屠杀论坛会本身固然有新闻点，但这是大家都关心的新闻，不太容易出彩，只有在会上进行一番挖掘，才有可能拿到独家的素材。三是有一股刨根问底的劲儿。在新闻采访中，机会往往一闪而逝，如能及时抓住就能出彩，否则只会因为机会与你擦肩而过而沮丧。
我以为当好一名驻外记者，有两个字非常重要，一是勤，二是广。
所谓勤，指的是脚勤、手勤、嘴勤、脑子勤。比如在欧盟与北约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每天有好多场吹风会、研讨会、招待会，只有跑出去才能获得一手信息。坐在家里上网虽然也能了解信息，但那已是经过别人过滤的二手信息，少了原汁原味。每天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需要及时动笔记录，否则事情一多容易忘记。参加招待会或研讨会，得不断提问。那样才能引起别人对你的关注，增加对你的了解。曾有一位报道北约的美国同行对我说，每回北约的记者招待会，总见到一位日本记者，但他从来不提问，让人很费解。其实，即使有时提的问题不够水平，也不见得被人笑话。在这种场合千万不能太“含蓄”。有了各种信息，还得及时进行疏理归类，找出新闻点。所以脑子也要用得勤才行。
所谓广，指的是信息广、交友广、思路广。驻外记者在经常往外跑的同时，每天也得有一定的阅读量。网络、报刊、电视等媒体，每天都能提供大量的信息。尽可能广地掌握信息，这样既有利于开阔思路，也使你在交友时能多一些谈资。
交朋友尤其重要。有一次参加北约的一个重要会议，看到一家西方通讯社的一位同行，在新闻中心“稳坐钓鱼台”，拿着手机拨电话，安排他的手下约见相关北约官员，甚至包括美国驻北约大使。
无论欧盟还是北约的重要会议，如果只靠新闻稿和吹风会，写出来的稿子就不易出彩。类似会议上，一些西方媒体的记者往往能如鱼得水，经常会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跟他们吹风通气。采到这些“料”以后，写出来的稿子才会有“卖点”，而不是“大路货”。要想在关键时候能有来源，没有平时的功夫显然不行。当然交朋友需要花费时间与精力，但与朋友交流时，一条不经意的信息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线索，再经过一番深挖掘，也许就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交朋友时诚信二字不可少。欧盟、北约等机构对新闻记者都有限制，一般规定只有新闻发言人可被引述。因而在接触这些机构的官员时，一般都事先说好是“ONtERE CORD”（可引述被采访者的姓名与职衔）还是“OFFTHE RECORD”（不能说明被采访者的身份与姓名）。如果是前者，你可以录音，引述；如是后者，就一定不能透露其姓名，否则就是“一锤子买卖”，断了自己的路。一般来说，凡属前者，被采访人说话都小心翼翼；如属后者，则要放松得多。在欧盟总部，一些新闻发言人在台上吹风时属于ONrHER ECORD，因而说话时一板一眼，措辞语气非常谨慎；下来以后往往就是OFFTHE RECORD了，说话显然更放得开，与记者们的交谈就热烈得多。许多记者就是在会下挖到独家东西的。
当然，与人交往，需要具备自身魅力。对一个中国记者而言，中国现状及文化与历史，便是魅力之一。随着人们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这种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大。常驻国外，了解所在国的社会风情文化历史固然重要，但中国的社会风情、人文自然与文化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的东西，是别人所向往的，自然也是比较独特的。
诚然，要做到勤和广，并非易事，需要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然后才能厚积薄发，出独家新闻的机会也会比别人更多。这些年在国外常驻，在给《环球时报》写稿时，国内编辑总要求要有采访，要有独家的信息。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要想写出更多独家新闻，平常功夫不可少。
陈一鸣1975年生于天津，双学士学历，先后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专业。1999年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社记者部，2003年任人民日报常驻巴基斯坦记者，多次亲临海啸、地震、选举、恐怖袭击等新闻现场采访，专访过多名政要，多篇报道获人民日报好新闻奖，曾被评为人民日报社2004年度“青年岗位能手”。
勇闯国际新闻的第一现场
人民日报陈一鸣
十多年前，有个高中生总是在每天的晚自习前跑到学校门口的报摊上匆匆购回一份晚报，然后边往回走边翻开国际新闻版，抓紧晚自习开始前的半个小时阅读自己最喜爱的国际新闻。海湾风云、苏东变局、巴以和谈、索马里危机……一篇篇新闻报道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户，也让他对那些亲眼见证并亲笔记录了一桩桩重大国际事件的驻外记者，充满了艳羡和崇拜之情。
这个当年的高中生，就是现在身为人民日报常驻巴基斯坦记者的我。如今说起来有些好笑，当年坐在学校操场的跑道边，对着金色的斜阳畅想国际舞台上那些纵横捭阖、斡旋会谈的画面时，脑海里曾经为报道这些新闻事件的记者勾勒出一个个“高大的”形象：
他们各个有能耐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驾车如飞、在战壕里冒着枪林弹雨指点战局走势、不论走到哪国都能操着流利的当地语言采访、手里的相机更是随便“咔嚓”一下便可捕捉到让全世界开眼的镜头……当时：觉得这些“超人”是那样的遥不可及，以至于我在大学先后读了英语和外交学两个专业，却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也能成为一名驻外记者。
1999年毕业后，我有点儿“歪打正着”而又十分幸运地走进了人民日报社的大门，2003年9月被报社派往驻巴基斯坦记者站工作。人民日报驻巴基斯坦记者站是个“一人站”，也就是说站里的记者、司机、采买、厨师……这些角色全都由我一人担任，同时由于报社在阿富汗和伊朗没有常驻记者，因此这个站一共要负责报道巴、阿、伊三个国家的新闻。在两年多的驻外生涯中，大大小小的事件不断地在这个地区上演，我实地采访并报道过的重要新闻有：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两次在暗杀中死里逃生、印度与巴基斯坦重新启动和平进程、巴“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在国际核黑市出售本国核机密一事曝光、三名中国工程师在瓜达尔港遭遇恐怖袭击身亡、两名中国工程师在巴部落区遭到绑架、卡尔扎伊当选阿富汗首任民选总统、伊朗保守派政治家艾哈买迪一内贾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伊朗核危机日益扑朔迷离……以及印度洋突发百年不遇的大海啸、巴基斯坦遭受7．6级强烈地震等一系列重大的自然灾害。
说句实在话，回首我这几年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经历，特别是在国外进行采访的实际情况，再来对比高中时为驻外记者想象出的“一身本领”，我只能用“让人惭愧得脸红到了脖子根”来形容自己的水平。不过，虽然自己并不具备“梦中高手”的十八般武艺，但是在深入新闻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与上面提到的那些重要新闻“面对面过招”这一点上，倒还是具备了一些勇气，这也是让我足以安慰自己的地方。作为国际新闻报道领域的一名新兵，我在不长的工作实践中获得的最大体会便是：一个驻外记者只有勤于、勇于和善于深入国际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才能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创作出真实、生动和独家的新闻作品，为读者端出一份精致的国际新闻大餐。这里借助几则我亲历过的“新闻背后的故事”，进一步谈谈自己的感受。
一、深入事件现场，才能洞察到真实新闻
2004年5月3日上午10点多钟，我突然接到一个在香港某电视台工作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刚刚看到西方通讯社发出了一条几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遇袭身亡的快讯，问我有没有这回事。西方媒体绝大多数都是财大气粗，在全世界各地聘请了许多向他们提供各种信息的报道员，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往往能够较为迅速地反应，显得颇为“神通广大”。不过，他们的报道有许多是通过道听途说得来的地道的“小道消息”，误报率比较高，但却几乎从来也不进行更正。
我不敢轻信西方通讯社的报道，于是立即给我国驻卡拉奇的总领事孙春业同志打电话进行核实，得知确有其事。当天早上8点多钟，我国援建瓜达尔港的12名工程师乘坐一辆面包车去上班，结果在港区门口遭遇炸弹袭击，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在对华十分友好的巴基斯坦，发生涉及中国人的恐怖袭击事件，显然极不寻常。
这时网上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外国记者根据谣传或揣测发出的报道，有的说中国援建的瓜达尔港具有军事用途，是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前哨基地，这次爆炸事件便是与巴基斯坦或中国敌对的国家所为；有的说瓜达尔港建成后会与毗邻的伊朗恰赫巴哈尔港形成商业竞争，因此爆炸事件可能会有伊朗背景。这些外电的不实报道经过我国某些网站和个别小报的编译后，在国内迅速传播开来，引起了各种议论。我强烈感到自己作为中国驻巴记者，有必要亲自到现场了解第一手情况，把真实的信息传回国内，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西方记者的混乱报道。于是，尽管涉及中国人的爆炸事件刚刚发生，在巴的中国人大都因情况不明而变得出行谨慎起来，但我仍然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南下卡拉奇的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