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11日，我作为解放军报特派记者飞赴希腊雅典，参与采访第28届奥运会那场空前激烈的媒体大战。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单兵作战，采访夏季奥运会了（第一次在四年前的悉尼）。我曾经“孤军奋战”，作为报社唯一的前方记者，向后方发回了大量报道，顺利完成了任务。
说实在的，最开始接受采访悉尼奥运会的任务之时，我的心里还真有点“打鼓”，虽说自己当时从事体育新闻报道五年了，大大小小的运动会和单项大赛参与了不少，并且曾经有过独自赴瑞士和韩国采访的经历，但是要知道那是奥运会，是全球瞩目的新闻热点，一般中央级新闻单位都是集团作战——新华社派出了50余名记者参战，《人民日报》共有7名记者飞抵悉尼，并且报道量也和我们军报一样：每天一个版。可我只有一个人，要单枪匹马地和“对手”比赛，不靠平时的努力积累、赛前的精心筹备以及赛时的随机应变，真的是很难过关的。
两次采访奥运，我共独自支撑起35个奥运专版，总字数三十多万，创下了解放军报建社以来体育采访的一个纪录，并两次荣立三等功。
经常有同事好奇地问起，一个人采访奥运会是什么感受？如何从容面对千头万绪的采访线索？如何准确地“扑”金牌？回顾奥运圣火在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上空熊熊燃烧的16个日夜，我作为国际体育新闻事件的亲历者和新闻宣传的参与者，的确有几点值得一说的感受和思考，记录下来，以供参考。
一、处置复杂情况能力决定采访成败
2004年8月11日，采访雅典奥运会的我登上飞往转机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航班，心里略微有点紧张。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独自赴澳大利亚悉尼，采访过第27届奥运会，对单兵闯关并不陌生，但是，悉尼的情况和雅典并不完全相同。
希腊是一个小国家，总人口一千万左右，和北京市差不多，条件有限，采访条件肯定不如悉尼。况且，为了备战2008年奥运会，国内十分重视本次大赛的练兵机会，派出了获得资格的所有选手参赛，代表团规模空前庞大，这在以往是没有的。更重要的是，这次解放军选手的人数达到40人以上，其中包括彭勃（跳水）、王皓（乒乓球）、肖钦（体操）、赵蕊蕊（女排）和林丹（羽毛球）等一大批精兵强将，夺牌可能很大，这对我这个军报记者的压力也是空前的。
但是，我最大的担心并不是来自采访本身，肯定会遇到的一些复杂情况，才是我的“心头之患”。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单兵作战，处置复杂情况的能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采访的成败。问题在于百密总有一疏，再充分的备战，也难免遇到棘手的难题。
果然，还没到雅典，难题就浮出水面……
在伊斯坦布尔转机的时候，我发现北京机场的工作人员把我的行李贴错了标签，应该是托运到雅典，可是在伊斯坦布尔就被运下了飞机，我必须自己去取回，再次办理去雅典的托运手续。可是我是中转旅客，护照上没有土耳其的入境签证，无法出海关，而行李提取处在海关外边。
时间紧迫，如果不早作打算，我的行李将被迫滞留在土耳其，那里面可有我的大部分日用品和采访装备，如果带不到雅典，麻烦就大了。我连忙找到土航办事处交涉，想请他们帮我把行李取回来，可是其服务人员态度茫然，说自己不负责转运行李，让我去找下一航班希腊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人解决问题。希腊航空公司的人当然说自己一无所知，称行李在土航那里，就应该由对方负责。双方陷入扯皮。
我一看情况不妙，马上改变主攻方向，从和职员们的纠缠中脱身，通过机场警卫，赶紧找到了当班的机场负责人，亮出奥运采访证件和护照，并说明情况，他马上拿起对讲机，对自己的下属发出指令，一分钟后，我的行李问题就得到圆满解决。这时候，离登机时间不到半小时。
到了雅典，我顺利取到了托运的行李，心里确实有点后怕。如果拿不到，经济受损失不说，我的采访肯定会大受影响。这件事情让我总结出这样一个经验，如果遇到类似问题，一定要快速反应，及时根据情况调整策略，最好直接找在场的最高领导求助，而不要和办事人员过多纠缠，并且不能“空手”去，比如我赠送给机场负责人的中国奥运纪念章，他就很喜欢！
以上说的还是比赛之外的事情，相比之下，赛时的情况更加复杂，更需要全力应对。
在本届奥运会的中国传媒采访大军当中，我认为最“幸福”的要算新华社记者了。他们兵多将广，每个赛场都能保证有两个记者“分兵把口”中国选手取得金牌的消息他们从来不会失手；可是对于孤军作战的我来说，情况实在有点“惨”。
每天，我都要掐指“算准”中国队可能产生金牌项目的赛场，然后再像“押宝”一样扑过去，那架势活像一个赌徒，要是运气好，就能够得到金牌的新闻，兴高采烈的感觉不啻自己亲身得到了一块沉甸甸的奥运金牌！但是如果扑空了，个中滋味也不是那么好受，眼睁睁地看着同行眉飞色舞地写稿子，自己的心里确实有点犯酸。
好在我运气还不错，28块金牌我扑到了22块，有几块实在是没办法，同时在不同赛场产生的金牌，我只能够兀自兴叹，但是也有计算失误的时候。
最让我感到“酸楚”的一次，发生在蔡亚林夺得射击金牌的那天。
虽然我在到悉尼之前足足准备了10个软盘的奥运资料，可是偏偏没有蔡亚林的任何信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拿金牌，可是他偏偏拿了，并且是远在射击场……我当时在市内，以当时的时间推算，我无论如何不可能赶到现场了，可是这枚宝贵的金牌不能不报道啊，我真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新闻中心坐立不安。
更让人着急的是，有一个上海报纸的记者恰巧在现场，他回到了新闻中心，正好坐在我对面，并且已经开始哼着小调写稿。我和他不认识，碍于新闻界约定俗成的“规矩”，我不好直接打扰他，只好在一旁打电话。当时的感觉，实在是要多“酸”有多“酸”。
没有过多少时候，有几个上海同行闻讯来到我们近旁，向他打探赛场情况，声音不大，我连忙往前凑了凑，勉强能听见，虽然他们说的是上海话，可是我凭借采访八运会的时候“速成”的上海话，也能听个大概。更让人欣慰的是，我后来终于打通了射击队总教练孙盛伟的手机，了解到了不少关于蔡亚林的个人资料，最后终于写出了一个人物特写，虽然自己不是很满意，但是至少可以“交差”了。
尽管没有漏掉这个新闻，但是没有抓到第一手的新闻资料，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得到了，虽然有的时候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可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误。
二、磨炼综合业务素质是采访成功的基石
2000年我到悉尼之后，面临千头万绪的奥运新闻线索，觉得最让人叫苦不迭的事情莫过于自己不会“分身法”。
奥运大赛是全球最高水平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总共有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二万余名运动员、教练员来到了悉尼，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近．500人抵达悉尼，将参加二十多个大项的比赛。另外，有一万五千余名新闻记者云集悉尼，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派来了精兵强将参加新闻大战；总共300枚金牌的争夺，使得几乎每天都有重大新闻产生，仅仅凭着两条腿，一个人要想涉足所有赛场，实在是一件令人犯难的事情。
好在我们的方针是“以我为主”，首先要紧紧盯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动态，即使是这样，平均每天多于1块金牌的战绩，同样令我们中国记者疲于奔命、叫苦不迭。奥运大赛总共有39个赛场，分布在方圆200公里的范围之内，要想跑遍所有赛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事实上，采访两届奥运会的我，直到闭幕的那一天，也没能实现把所有赛场都看一遍的“夙愿”，最熟悉的赛场仅包括射击场、跳水馆、乒乓球馆、羽毛球馆、主体育场和举重馆等有限的几个。
每天早晨，我大约8点左右起床，吃过免费早餐之后，从记者村乘一个小时的班车到达主新闻中心，然后再从主新闻中心乘班车前往预想好的赛场，去最远的射击场，路上需翻山越岭，光单程就要花一个多小时。
现在算起来，我在奥运会期间平均每天能跑两个左右的赛场，最多一天也只跑了4个，就是这样，已经让我在比赛结束的时候有点筋疲力尽了。
更“要命”的是，在赛场一只眼睛看现场比赛，另一只眼睛要死死盯住记者席上的电视，同时关注其他赛场上正在进行的赛事，如果有“情况”，必须及时“转场”，其中艰苦，实在是一言难尽。
在王丽萍夺得悉尼奥运会竞走金牌的那一天，一开始我没有在田径场，而是在跳水馆看双人跳水比赛，可是当在监控电视上看到澳大利亚选手被罚掉，王丽萍领先进入主体育场的时候，我激动得狠狠拍了一下桌子，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我也顾不上礼貌，忙不迭地收拾零碎物件，从记者席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冲下来，撒腿向主体育中心奔去。
跳水馆距离主体育中心大约有2公里多的路程，当时我手中提着几公斤重的电脑装备，以冲刺般的速度前进，生怕去晚了抓不到现场新闻，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好在赶到现场的时候，王丽萍也刚刚从赛场进到新闻发布厅，赶紧靠上去采访，心里庆幸自己赶上了点，后来写出稿子一看，自己还挺满意。
类似的经历，我还有好几次，凭自己年轻，腿脚还算灵便，大多数都能顺利赶到现场，抓到了新鲜新闻，累是累了一点，可是那感觉实在很好；有一两次没赶上，心里的滋味实在是苦涩难言，真希望自己会“分身法”就好了。
希望毕竟只能是希望，自己不是孙猴子，分身法当然学不会，可是这回奥运采访的经历至少告诉我，今后要干好这个行当，必须进一步强化身体素质训练。谈起奥运会采访实践过程中最“辛辣”之处，莫过于写稿时间总也不够用的感觉。
值得庆幸的是，采访悉尼和雅典与北京之间都有时差，这使得我赢得了宝贵的写稿时间；可是，我每天的发稿量平均在5000字左右，要在几小时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稿件的写作并且要保证质量，的确有一定难度。
针对这个矛盾，我决定采取零打碎敲的战略方针——在赛场观战的时候就打好腹稿，想好了的思路先记在能找到的任何地方——碎纸片甚至手背上，然后在回来的班车上打开笔记本电脑，勾勒好文章的“骨架”，最后再集中时间精力，抢在发稿之前，把“血肉”填充到骨架当中去。
至于一些随感和花絮等“软”新闻，我更是见缝插针，争分夺秒，随感随写，一定不让它们影响到发稿时间。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在前方发稿时间拖延一分钟，后方就要延迟一刻钟拼版，这是一种损失，同时也会给后方编辑加重负担，因此哪怕再累我也要抢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之前将稿件通过互联网发给报社，让夜班编辑从容操作。
这样一来，自己的时间就有点捉襟见肘了，能够利用的时间全用上了。我白天吃一顿早饭，中午和晚上大多数时候只吃一个汉堡包加一杯可乐充饥……即使是这样，时间也总是显得不够用，因为有的比赛项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北京时间夜晚10点多钟了……比如在悉尼，张军和高峻参加的羽毛球混双决赛，比赛打得“旷日持久”，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北京时间8：20了。从赛场下来，我马上就打开笔记本电脑写稿，根本来不及认真规划，只有依靠鲜活的激情，“边设计边施工”，心里明明知道稿子还可以再磨一磨，让其更完美，可是眼看时间到了，也只好忍痛放弃。类似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可以遇到，那心急火燎的辛辣感觉，实在让人久久难忘。
现在自己回头看起来，见报的作品遗憾不少，不过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用“新闻本身就是遗感的艺术”来自慰了。
意外情况在采访过程中也经常出现。在雅典，当彭勃夺得奥运跳水3米板冠军的时刻，在现场的我十分兴奋，冲下记者席就奔向场地，因为这个冠军对于我来说有特殊意义，因为彭勃是解放军选手，而我是解放军报社记者。
好事多磨。现场只允许穿指定蓝衬衫的电视转播记者停留，如果没有特别的证件，文字记者一律不许进入场地，而只能在混合采访区等待彭勃经过。我就被警卫挡在安全线以外，面前是一道隔板，赛场的情况，我什么都看不见。
别人可以等，我是绝对不能等的，因为我必须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才能保证采写质量。于是，我只好使出了“绝招”——我来到洗手间，从包里取出组委会给电视记者配发的天蓝色衬衫（我从一个电视台朋友那里要来的）套上，和一个电台记者借来话筒，并说好信息共享，就大摇大摆走向警卫。他一看我是个“蓝衬衫”，连问都没问就放行了，我赶紧靠近彭勃，第一时间把他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为我精心谋划彭勃的人物特写“军人胸怀比海宽”
（军报8月26日四版）打下了扎实的采访基础。
当然，乔装改扮是要冒风险的，如果被发现，雅典的保安人员不会客气，最起码会没收采访证件。那样做实际上是不值得提倡的。
但是，不冒风险就不会有效果，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有的时候必须去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