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上情况相比，生活中的小小意外就更多了。赛场多在郊区，地广人稀，况且都是这辈子第一次去，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去，所以情况不熟是常事，去错区域、找不到洗手间的情况司空见惯。除了多问志愿者，就是自己多作准备，带好地图，备好电话号码，遇到情况才不致于慌乱。
当然，不是所有的意外情况都能靠自己解决，后方的强大支援必不可少。赛程还没过半，可能是因为操作不当，我的笔记本电脑突然出了问题，不能上网传稿。这可让我抓了瞎，连忙找到新华社的技术人员和当地计算机维修公司寻求帮助，可是由于电脑本身带的系统盘忘在了国内，人家爱莫能助。这时，后方传来消息，报社技术部门的吴方主任和王林同志及时和联想公司的有关部门联系，让人给我捎来了一台新电脑，解了燃眉之急！由此可见，处理意外情况需要多方密切配合，如果没有后方“无名英雄”的强大技术支援，我的任务也不会完成得这样顺利！
三、稿件构思角度决定宣传效果
由于时差关系，地处北京的军报夜里截稿的时间，其实是奥运‘会金牌大战的黄金时间。但是，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及时出报纸，有些北京时间凌晨3点以后出的结果，军报就不能再等，只好推到第二天再报道。看起来，新闻实际上要晚一天。不光是军报这样，其他早晨出的日报都存在这个情况。
于是，如何处理报道的角度，让第二天的新闻仍旧有看头，成了我出访前就开始考虑的问题。在部领导的启发下，我左思右想，最终确定了几条原则，一是抓背景，突出奥运历史和竞技精神的弘扬。
二是抓细节，用电视机镜头照顾不到的小情节，反映耐人寻味的大事件。三是抓现场，大量使用直接引语和带有文学色彩的语言，给读者营造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全方位感官冲击。
说到抓背景，有一篇稿件的采写经历不可多得，那就是写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的“20年后圆新梦”。（军报2004年8月30日4版）女排夺冠是29日凌晨，军报只等了一个消息。第二天起，晚报和电视台已经铺天盖地宣传女排，隔一天再处理女排的稿子，让我费了不少神。
我考虑，如果再描述女排如何夺冠，恐怕读者不会感兴趣，因为人家看得比我都清楚，连慢动作都看过很多遍。于是，我决定结合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情况，抓住女排夺冠的历史沿革做文章，以“写在中国女排再夺奥运会冠军之际”为副题，写了一篇述评，以老教练卡尔波里率领的俄罗斯女排和中国女排在历史上的交手情况，及卡尔波里评价中国女排的话作为线索，体现女排夺冠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感。稿件出来后，自己还比较满意。
对细节的自如把握，是我在新闻报道中一直以来的追求。好的细节胜过千言万语，其所展现的强大寓意，经常会起到正面描写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戏剧效果。稿件“亲历奇迹之夜”，（军报2004年8月29日4版）就是用细节堆成的。
当时，在雅典奥运会上，刘翔和邢慧娜接连夺冠，田径场掀起中国狂飙，记者和观众陷入前所未有的亢奋状态。为了记录这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难忘时刻，我决定放弃正面和宏大叙事的取向，转而用我的眼睛观察到的细节，伴随着现场感受到的激情，作一个第一人称式的亲历报道。
现场有很多电视上绝对看不到的细节很有价值。比如有人在刘翔夺冠时刻高呼：“今夜，我可以幸福地死去！”再比如刘翔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不是豪言壮语，而是说：“我太累了，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些细节虽然和比赛本身关系不大，但是能让人感到真实的震撼，于是，我坚决选择采用。同时，我及时观察了同行们的反应，特别写了一个埋头写稿，误认邢慧娜被对手“扣圈”的记者，用这个人物细节，来反衬比赛的戏剧性和邢慧娜夺冠的难能可贵。在文章结尾，我提取了外国记者慌慌张张打听刘和邢故事的场景，以及一个会讲中文的日本记者的话，用这些来暗示中国人在奥运田径赛场的扬眉吐气，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为了强化稿件的现场感觉，我借鉴了西方新闻写作的一些方式方法。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大量使用直接引语。这些引号里面的话，当然不是泛泛而引，都是经过认真选择，萃取精华的产物。加上文学化语言的修饰，可以用来体现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用文字为新闻人物画像。
比如，在“亲历奇迹之夜”（军报2004年8月29日4版）中，当美国记者问邢慧娜，中国选手表现如此出色，2008年美国是不是该紧张的时候，邢说了一句：“中国人是最棒的！”回答得好，有几层意思供人思索，因此稿件中引用起来就格外“给劲”。有几篇稿件，我几乎就是用这样的典型直接引语堆砌成的，尽量避免记者角色的正面出现，为烘托现场气氛，创造一个稳定的平台。
直接引语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客观感觉强，摆脱了一般宣传式稿件的沉重。因为引用的都是寻常人说的大白话，从而显得稿件可信，人物可亲，读者也会感到轻松、信服和满意——这，不正是我们为读者服务想要达到的境界之一吗？
在国际体育新闻的采写过程中，为了给读者制造全方位的感官冲击，仅仅通过稿件语言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鲜明独特的版面语言。当然，版面语言如何处理，是后方编辑大显身手的领域，和我这个前方记者看起来不太搭界。但是，我认为自己在版面语言方面负有重任。因为内容决定形式，版面语言实际上是通过稿件的品种、取向和内容决定的，如果我发回的稿件体裁单调，个头平齐，后方编辑处理起来就很麻烦。
于是，我养成了先有版面再动笔的习惯。在两次采访奥运会的过程中，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替编辑想版面：第二天编辑能为读者端出怎样一块“版面蛋糕”，我争取在头一天就基本心里有数。我每天盘算稿目的过程，实际上是我协助编辑安排版面的过程——今天哪些项目可能“出彩”，就准备条件，细致采访，做一到两篇分量重一点的稿件，来作为头条压住版面的重心。同时还得照顾到专栏需要，如果昨天发过人物，今天就发特写。再根据情况，采写一定数量长短错落、风格迥异的小文章，有的适合用楷体，有的适合配图片，供给编辑美化版面。这就像厨师配菜，不能满桌子酱肘子红烧肉，还得有点可口开胃的小菜，那样食客吃起来才不腻！
我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字数不能超标。去雅典之前，我统计了军报悉尼奥运会专版的平均字数，前方记者的稿件，大约是每天4000个字，超过了，编者会感到为难，即使勉强安排，版面也相当臃肿。因此，我每天发稿，绝不超过4000字红线，哪怕自己取消或者删减计划中的稿件，也不能突破限度，给后方排版造成麻烦。
因此，虽然不在场，我已经通过调整发稿的节奏，间接参与了版面的谋划布局，尽量为后方夜班编辑的工作铺好路。
四、国际体育新闻策划创新决定报纸未来
奥运会新闻大战，实际上比赛场竞争更加激烈，身处这场“战争”的最前沿，我切身感受到，国际体育新闻策划的创新，是未来体育宣传中，军报这样的大报立于不败之地的迫切要求。
说到军报悉尼奥运宣传的一个亮点，当首推由孙晓青副总编直接倡导的“短信平台”。
临行前，孙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给我出示了一张报纸，上面有一条“短信小说横空出世”的消息，说是有人用短信连载小说，版权就卖了18万的事情。孙总的意思不是给我指一条财路，而是要我循这个思路，用手中的手机，把采访奥运会的一些多余的素材以短信的形式发回，在军报纸报和网络版上刊发，争取创造一个全新的报道形式。
反复品味孙总的话，我很受启发。从抵达雅典开始，我就用短信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零星感受发回国内，后方在版面上开辟了专栏。
其实，创新的动力来自竞争的压力。莫说报纸感到有压力，就是以直播见长的电视媒体，这次在雅典都感受到了巨大的竞争。
竞争来自网络。现在网络是24小时不停地滚动报道，你想知道什么比赛消息，明星背景和现场情况，网络可以在第一时间告诉你，而且是海量传播，几乎是要多少有多少。在电视无法直播的地方，网络照播不误，比如赛后新闻发布会，运动员侃侃而谈，网络记者手持手机对着麦克风，电话那边的编辑就马上录入电脑，发布会还没结束，选手说了什么网上已经铺天盖地！可是，报纸还要再等一天，内容也就是这些，竞争多可怕！
那么，如何在未来的体育新闻大战中打出自己的特色，吸引读者的眼球呢？我的粗浅见识是，报纸必须发挥新闻深度策划和深度报道的优势。
所谓深度策划，就是超越目前确定报道指导方针，安排具体小栏目的阶段，而把体育大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历史性地全面考虑问题。尝试拓展“扑金牌”的传统路子，展开更加大气磅礴的全方位报道。
在未来的竞争中，报纸应该避免和电视、网络拼时效，而在普通观众和读者的视角之内做文章，广泛采集新闻线索，从中挖掘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刻意展现其内在关联，通过巧妙的编排，用新的表现形式，表达报纸自己的立场和主张。
总之，两次采访奥运会是难得的锻炼机会。在军报大后方的强有力支持下，本人的任务基本上顺利完成。个人的点滴感受和思考，也已经在上文中基本展现。抛砖引玉，希望关心国际体育宣传的读者多提意见。
王艳红1975年生。199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管理与决策科学系；1995年至2000年3月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2000年3月至2003年9月任伦敦分社科技记者；2003年10月至今任国际部科技新闻编辑室编辑。2000年与朋友合办科普网站“三思科学”。
一名科技记者的个人体会
新华社王艳红
走入新闻行业，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小时候的志向是从事科研工作，最好是到某高山上的天文台，在清冷的空气中守着巨型望远镜数星星——我对“事物”或机器的兴趣，一向比对人的兴趣要高。而且我似乎有轻度的“面容失认症”，难以分辨人的面孔，面对陌生人或半生不熟的人很容易闹笑话，这对需要跟人打交道的职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少年时在幻想中规划未来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记者，并且在做了十年之后决定继续做下去——而这决定仍与数星星的执念有关。有朋友说，找准自己的位置、能在职业里做着与兴趣相关的事，是很不容易的。看来我也需格外谨慎，不可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轻言放弃，即使下一次仍会有那样的尴尬：遇到了曾有一面之缘的采访对象或业界同行，想破头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谁……
一、找到位置
由于环境原因，我在大学里没有学到理想的专业，数星星、研究黑洞之类的希望因而渺茫了。当时所在班级的学生，有着随意挑选全校所有专业的特权。考虑到自己在文字方面的长处，以及未来就业的可能性，就去念了科技信息专业。它可以看做是图书情报专业在计算机时代的升级版，培养文献情报调研人员、科技期刊的编辑等。前几届有几位师兄师姊进了新华社，干得非常不错，自然成了本专业同学效法的榜样之一。但那时我对新闻了解并不多，毕竟专业并非新闻，课程更偏重于科技。印象中典型的新闻记者，应该扛着摄像机冲锋陷阵、研究巴以关系和海湾战争之类，而这其实不是我感兴趣或者擅长的方面。
进入新华社国际部之后，开始两年多做的是经济信息。我颇为努力，也得到了一些肯定，但心里渐渐觉得不能长此下去——我没有经济头脑，汇率浮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这种简单问题都能把我绕得发昏。日常小稿子还罢了，如果要做深入一点的思考分析，就完全不能入门。不会思考分析就不能真正理解问题，这会大大降低记者对新闻的敏感性和深入报道的能力，我预感到自己在经济新闻方面很难有什么长进。有段时间我颇为迷惘：这究竟是否适合自己的职业呢？我能做什么，又喜欢做什么？
当时——或许是年龄增长、现实生活压力加大的缘故——我对科学曾经的浪漫热情已经淡薄，并有些走人歧途，并没有想到它会是我的答案。不过总算还记得自己的理工科背景，在被调到科技新闻编辑室时感觉顺理成章，很快就习惯了新环境。于是，工作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得要领的困惑消失了。每天面对的j不再是变幻无常的汇率和油价，而是科学的新发现，人类探究自然规律的新收获，是我有兴趣并能理解的东西。两年后，我被派驻到伦敦分社担任科技记者。在适应从编辑到记者的角色转换的过程{中，我有一天忽然明白，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了。我没有从事科研，现在再去想自己是否适合做学术也已意义不大，但我可以努力充当学术界与公众之间的桥梁，让公众了解科学家做了些什么、在怎么做，为公众理解科学做一点事。
二、科学的乐趣
如前所说，我并不喜欢也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不过，采访科学家似乎要比一般采访容易些，至少我在英国所遇到的科学家普遍如此（中国科学家大多有一点过度谦虚，很怕给同行留下借媒体炒作自己的印象，很多人不愿意跟媒体接触过多），这是科学新闻的一个独特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