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预先多看点资料，能就其研究方向搭上话，科学家并不难讨好，他们往往比较配合媒体，没有“无可奉告”、要你想方设法去探听新闻的道理——当然喽，向媒体解释新研究成果，对他们自己不会有坏处。跟他们打交道对我来说不至于很困难，而且时常很愉快。曾经向一位英国物理学家请教他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新研究，坐在小教室里看着他在黑板上写写画画，谈论大爆炸和宇宙的最终命运，挥舞着手说：“大街上那么多人……他们可能觉得这很遥远，但你真的不关心宇宙最后会怎么样吗？”那种重做学生的感觉颇为奇妙。
2003年英国举行DNA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纪念会，我逮到詹姆斯·沃森，问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庞大问题“分子生物学接下来要做什么”。虽然没有得到详细回答，但回想起幼年时在《少年科学画报》上读到关于沃森、克里克和DNA的故事，多多少少也因这职业而有了一点历史见证人的感觉。由于个人兴趣的缘故，我并不重视那些一时占据所有新闻头条的政治军事新闻，而为自己第一个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某个也许并不惹目的科研成果而高兴，因为这个成果会被科学史记住，是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我见证了它，那感觉与战地记者见证一场战争的爆发并无不同。曾经在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与克隆羊多利“亲密接触”并合影留念，兴高采烈的心情超过了会见任何政治要人或体育、电视明星。
与科学新闻打交道，有时候还会找到一些科学之外的乐趣。譬如我钟爱英国诗人艾略特，竞屡次在采访中与他的诗句碰面。2000年在人类基因组草图英国方面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说绘制出草图只是新研究的起点，于是念出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后来在英国莱斯特大学的空间研究中心看到，由于某个空间探测设备里面不能有任何尘土，制造它的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门上贴着《荒原》的句子：“我要给你看恐影在这把尘土里。”科学家并不是严肃无趣的人，他们只是一些以科研为职业的普通人，像普通人一样欣赏艺术、文学等许多种“非科学”的美，并能从自己的角度品出新的韵味。
三、尊敬权威
在外做记者时，主要以写消息为主。科学新闻的一个特别之处是，科学上的新发现由科学家本人宣布一下是不算数的，一般需要经过“同行评议”的过程，由本领域的其他科学家审查有关研究的独创性、方法的合理性等。通过了这挑剔的一关，还要发表在正式的学术杂志上才能算数。越是重大的发现，越是要经过严格审查。
所以多数情况下科学新闻不必像政治军事新闻那样去“抢”，抢得太着急倒会出问题。得到新闻线索——找到原始论文——查资料辅助理解——必要情况下与研究者本人联系——写稿子，这是我写一条消息的典型流程。
我学过不少理科基础课，但只是基础，所以在为了某一科学新发现看资料时仍时常感觉困难。以我的基础，不可能把每项研究都弄得很透，更不可能看明白充满术语公式的论文。不过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好处，因为我总会警醒自己，如果一条科学新闻写出来连自己都觉得不容易看懂、不够浅显普及，那么基本上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如果对成果的介绍有所偏差，为研究者本人所不认同，当然会彻底失败的。
记者对学术成果的理解力有限，是各国的通病（不客气地说，在国内较为严重）。与采访对象混熟一点，就经常可以听到他们这样抱怨：“某某记者／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这个事情的关键不在那里嘛”。这就涉及一个矛盾：新闻要吸引读者的眼球，而学术要求严谨，两者往往会发生冲突。对于有实用前景的医疗、技术等研究还好说，其应用价值就是吸引人的地方。基础科研一般没有这样的优势，在各学科越分越细的今天更加如此。有时候记者为了增强新闻的可读性，会选取一个并非关键的角度进行渲染，甚或进行夸大、扭曲，往往使科学家不满意。
在工作过程中，我一直努力提醒自己“必须尊重科学家本人的意见”，有时不惜牺牲可读性，或降低吸引人的程度——比如一项医学成果仅仅是有潜力，还远未到实用阶段，这是必须明确指出的，不能有任何夸大之处。由于相当的谨慎，在与科学家交流的过程中，我基本上能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找准新闻点。有时固然会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而进行一些简单化表述，但大致不会偏离原意。
我也曾犯过非常严重的理解错误，例如在对一项基础物理研究进行报道时，把经典引力场中粒子的量子行为，理解成了引力场本身的量子态，报道发出后受到了理论物理学家的批评，不得不进行更正。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的相关基础知识不足，但更重要的，是没有与研究者本人或其他相关专家联系请教，主要资料来自外电，以致出现巨大偏差。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越是重大的科学新闻越要谨慎，必须多与科研人员交朋友，以专家为报道的后盾。“不尊敬权威”是业内人士以严谨的研究为基础才能干的事，作为外行的记者；没有资格去这样做。
四、科学本身的故事
就个人而言，我最重视的是新闻的科学事实，因此对下面这样的科技报道模式颇为腹诽：某科研队伍，面临资金不足、设备陈旧、资料短缺、信息处理技术落后的困境，克服重重困难（往往还包括科研人员们本身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终于做出惊人成绩，填补国内国际空白。写得非常感人、动情，只是在涉及具体技术细节时用几个外行轻易念不完整的专业词汇蒙混过关。
我承认这样的故事写起来容易，读起来也容易，也无意对被报道的科学家有任何不敬。然而读完了之后好像只是又读了一个科研领域的雷锋故事，读者并没有增长什么科学知识，也没有在科学思维上获得什么启发。更要命的是，还树起了一个高得不合理的道德及能力楷模，好像科研工作者就得是这样不知索求合理的个人利益、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做出重大成果。或许会有一些人被感动、激励，然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只能让人对科研前途更加畏惧。依我之见，科学新闻的目的并不是要用道德去感召什么，不是要用成功去引导什么，更不是要用重重困难去吓唬人，而仅仅是传达科技进展的信息，使读者对事件中的科学问题感兴趣。传记或报告文学不妨花点时间讲讲科学以外的事，篇幅有限的科技新闻却不能如此，否则就是舍本逐末。
2002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获得世界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奖。此奖有“环境科学的诺贝尔奖”之称，中国人首次获奖，是极大的荣誉。但可能国内媒体对泰勒奖并不了解，刘院士的黄土研究也不是那种容易受媒体关注的学科，当时有关报道并不多，具体介绍其研究的更少。我对刘院士研究了些什么非常感兴趣，所以尽管奖是美国颁的、与我这个身在英国的记者毫无关系，我还是电话采访了刘院士和他的学生郭正堂教授（此前因为报道郭教授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成果，曾与他打过交道）。
在正式采访之前，我到数字图书馆上找出了刘院士关于黄土研究的一本专著，花了一天时间生吞活剥完毕，列出极其详细的采访提纲。
可以说，在采访之前，我已对黄土研究有了大致的印象。刘院士耐心细致的解答，又将这种印象具体化。采访完毕之后，我写了一篇科普文章《黄土的万卷书》，介绍黄土研究的由来、方法和意义。文章受到刘院士和郭教授的肯定，并被一些媒体节选、转载，尤其是刘院士于2003年获中国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之后。
事实上这篇文章写得相当长，大大超出了新华社通稿的容量，所以通稿和社办报刊并未采用。但此文仍是我的得意之作，因为其他关于刘院士的报道都着重于其个人经历等，是“人的故事”，而此文着重于其研究，是“黄土的故事”。对我而言，不了解一位科学家的研究，对其本人事迹了解再多也只是隔靴搔痒。我为自己的兴趣而写了这篇文章，也希望它对那些想知道科学家究竟在干什么的读者有参考价值。
五、真实与虚假
当然，生活并不总是有趣和顺利的。算到如今，做科技新闻工作已有近七年，时间越长越是谨慎，唯恐一不小心，“记者一下笔，科学家就发笑”。科技新闻在新闻中是相当特殊的一部分，难写、难编、也难读，记者和编辑不仅要有较广的知识面，还需要对科学精神和科研的基本方法有一定认知。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新的学术问题，记者不可能是每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在理解和表述时可能会出现偏差，甚至可能把缺乏科学根据的东西当科学推荐给读者。此外，科学新闻很难得耸人听闻而容易令人费解，在吸引注意力方面有天生的弱势。
为此，我一直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科技新闻究竟应当写些什么，怎么写才是“正确”的？科技记者与编辑应具有何种素质方可算称职？在各种报纸、杂志、网站充斥读者视野的情况下，追求严谨、严肃的科学新闻，如何能够在严肃之余保障其影响力，与错误百出甚至根本是伪科学、然而却能吸引眼球的奇闻怪事相抗衡Z我已经不很记得小时候是通过什么渠道读到“消失的史前文明”、“神秘失踪与时空隧道”、“外星人接触”、“月亮上的外星人”、“金字塔的神秘数字”、“诺亚方舟和耶稣的裹尸布”、“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信息。考虑到当年的阅读范围，正统的报纸和科普期刊肯定多少有份。一个爱胡思乱想的小孩子，很容易对神秘事件有兴趣。这些拉拉杂杂的东西，对我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影响。我在大学受过五年理工科教育，知识基础是打下了一些，但对这些问题仍然是糊涂的，仍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这类对于科学发展历程的肤浅而廉价的思考的俘虏。
国内媒体刚刚开始热炒王洪成的“水变油”时，大概是1992年底到1993年初，我上大学三年级。仅凭借中学的知识，我也非常清楚水是一种稳定的分子、碳氢化合物燃烧的基本产物之一，不可能再燃烧。要把水变成拥有极高燃烧值的油，理论上也不是绝对不可以（把氢氧分子统统拆成基本粒子再拼成碳氢分子总是可以的），但至少必须输入与之相当的能量，否则能量守恒定律就有点危险。
然而我就是不敢下判断。一位化学专业的同学指着报纸恼怒地断言：“这完全是胡说！”我却无法像她那样肯定。原因之一是不愿意自己成了不接受新生事物、故步自封的保守者，既有那么多外星人绑架、古代电视机之类的事，这样一桩新成果看起来还算正常合理的哩；二是不能想象重量级媒体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将一个错误的东西宣传成“第五大发明”；三是前几年美国两位科学家把试剂倒来倒去倒出室温核聚变反应的消息言犹在耳，让我觉得此类方法或许会使物质发生某些目前人们尚不了鳃的变化也未可知。（还有就是颇愿中国出几位英雄人物促使科技飞速进步，天上掉下来这样大一块馅饼来解决中国能源问题，实在令人高兴。“水变油”神话破灭之后，我痛感馅饼是多么的可疑。
工作之后有段时间看多了玄幻小说、患上“卫斯理热病”，对外星人和飞碟过度感兴趣。电视台播放“神秘的北纬30度”、“金字塔非人力所能造”，我也信以为真，宁可对着这些很难与现代科学体系融合的“未解之谜”想破头，也没想过要去怀疑这些东西是不是胡编乱造的。我刚被调去做科技新闻报道时正是这种状态，回想起来真是汗颜。幸好在随后的工作中对于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又有意识地找一些批驳伪科学的文章与书籍来补课，观念才发生改变。常见传媒发表“超自然”现象的文章，却难见有针对性的分析与批驳，天长日久的“熏陶”之后，稍有轻信之弱点的读者如我，极易觉得这类事件的存在为理所当然。
作为科技记者，面对不同来源的信息，如何评其可靠程度？用什么样的原则去进行基本检验？什么样的怀疑态度才是适度的怀疑，既对新事物保持开放的头脑，又不至于“开放得让脑子掉出来”？什么样的文风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既在科学内容上不失真，又不至于艰深得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我经常会想到的问题。
六、严肃抑或活泼
坦诚地说，我自己觉得新华社的国际科技新闻的确非常严谨，超过了绝大部分国内媒体，但文风吸引人的程度不够。像一些同事那样，我有时也会尝试写得活跃大胆一些，但可能是习惯根深蒂固，不久就不由自主地回复成了“新华体”。而且限于通稿的篇幅，有时对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并不能深入探讨。
在这方面我要非常感谢社办的《环球》杂志，给了我另一个舞台。大概从|1999年起，我开始为《环球》写科普文章，2000年开办了科普专栏“碧海听潮”，很长时间里坚持每月一篇。除了少数随笔、评论，我为这个专栏写的大多是就有关具体科学问题的普及文章。往往由某一新发现为由头，带出此研究的背景、历史、现状和未来等。可以写得比较长，风格上发挥的余地也较大，在保障科学内容不出错的前提下，我可以附庸风雅、卖弄幽默甚或“装可爱”，竭力使文章显得不那么严肃，能让一般读者有亲近感、不觉得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