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老宁，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我财院毕业分配到连镇农行营业所。报到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并非单位里的某个人，而是银行西面胡同口上挂着的，一把底部垂着红布条的旧铁壶。我知道，那是茶馆的标志。
同事徐怀枝介绍说：“我们单位没有伙房，吃饭到供销社。喝水到胡同里的茶馆打，师傅姓宁。”
从银行侧门出去就是胡同，早晨的太阳爬上东面高高的青砖屋脊，把幽静古老的胡同辟成明暗两半，让胡同更有一种纵深感。这个胡同里除了老宁茶馆朝着胡同开着一门一窗，其余的都是青砖的山墙。
茶馆也是一青砖房子，虽然也是尖顶，却比一串看不到头的山墙矮了一半。屋内窄窄的，弥漫着浓烈刺鼻的煤烟味。窗下一排炉子，也可以说一个大炉子上许多炉口，上面排列着十几把大铁壶。东头只能坐开一个拉风箱的人。再加上东北角那两个大水缸小屋就什么也放不下了。
“宁师傅，打水！”我的声音还未落地，炉子与水缸之间挤出一个矮小的老头。头小、腿短，肚子却出奇的圆且大。我想起的外婆白白的纺线穗子，颜色却相反。他脸上长了几块老年斑，犹如一个大茄子上烂了几个缶只儿。
“新来的吧？”他脸上堆起一把笑。
“是，多多照顾。”
“说的哪里话，倒只有麻烦你的份儿。”
“从哪里调来的？”他接着问，他的话像他壶里倒出的白开水，很顺。
“分配来的。”我跟着他的话答，就像我的壶接他壶里的水，有问有答的。
“大学！”他突然停止了倒水，抬起头多看了我两眼。明亮的眼睛在黑屋子里，茄子脸上显得异常的亮。
供销社吃饭，我们每天要从深深的胡同穿过6次。
“吃饭去？”老宁总是要先与我说话。
徐怀枝还有其他的同事就问：“你原来与老宁认识？”
我说：“不认识。”
徐怀枝就说：“看上去他对你很好。”
老宁经常让我们在茶馆门口的圆桌边坐下喝杯茶。我有坐的意思，他们却不坐，说：“只是让让。”
去茶馆打水，用水牌。有一次我忘了带，老宁说：“没关系，没有就算了。”下次去，老宁说：“上次还欠一个牌。”我早忘了，说：“下次一定带来。”
回来与同事说：“老宁这人太小气。”
同事们都觉得惊奇，因：为到老宁那打水，不带牌是要回来拿的，老宁从不赊账。
如果这是一个坏习惯的话，老宁还有一个好习惯。去他那打水，无论是刚开，还是早开的水，他总是让你看着，把壶礅在最旺的那个炉眼上，拉几箱，直到把水烧得乱叫，他才在炉子与水缸间挤过来，提起铁壶，往你暖瓶里倒。
一次，去打水时，我无意间说起了大学时的事，一想老宁应该不想听这事，就停了下来。老宁非让我接着讲不可，结果他满水时溢了出来，这对于他的满水技术来说，就算一次重大事故了。他神秘地对我说：“俺有6个孩子，5个女儿，最小的一个是儿子，天生就聪明，在北京上大学。有许多给他说媳妇的，给他去信，他就是不同意。这孩子。”他有些嗔，不过是那种得意的。
接着，他好像在自言自语：“女儿们都出门子了，活着她们的娘时，还来家看看。”他的脸上显出了一种落莫的表情，一会儿又笑了，“我也不指望她们，也不是没儿子。”
我与徐怀枝去遛早儿，总是遇见老宁挑着两大筐重重的煤核，扁担弯了，头上出汗了，可是他的腰却从来没弯过，走起路来倒是一跳一跳的。
徐怀枝说：“他每天都到铁道东的工业区拣煤核，这样下来一年基本不用买煤。”
我给老宁算了笔账：“茶馆的生意并不好，冬天关门，夏天一天最多卖20壶水。”
徐怀枝说：“他还有退休金，过去是装卸工人，扛大包的。”
那天，我去打水，老宁正让一个小学生替他给儿子写信，看到我，就让我写，并说给那个孩子，“这边上那壶是开的。"一改往日亲自倒水的习惯。
“小牛，寄去的钱收到了吗，要安心学习，我这里很好，勿挂心！”眼都没眨，信就写完了。
“以前，不敢求你，你这样大的文化。”
“不用客气，以后写信的事我包了。”
老宁非让我坐下，把茶壶里的茶根倒掉，换上新茶，挤到风箱边拉了几下风箱，专门给我沏了一壶茶。
果然，从那以后，他每月让我写一封信，并把小牛的信读给他听。其实他们父子的信各自的内容大都一致。可老宁每次听到他儿子的信时，都会眼睛明亮好一阵。
有一次我读完信，提着壶刚回到宿舍，老宁拎一把铁壶进了我的屋，一脸的愧疚，“刚弄错了，刚那壶不是滚开的。”说着，就把我瓶里的水倒掉，又换上新的，临走依然道歉，很不安的样子。
最后一次见到老宁，是一天的深夜。银行的门被拍得山响。
是老宁。
老宁说，北京出事了，让我写信招儿子回来。
我说，写信慢不如发电报。
第二天早晨，我去吃饭，第一次没有看到茶馆开门，又不是冬天。吃饭回来，茶馆的门仍锁着，屋子偶尔传出煤块的破裂声。
上班后，听人说，老宁住院了，后来又出院了，再后来就死了。说是怕发电报慢，让女婿去叫小牛，他坚决送女婿去车站，在站台上摔倒了，医生说是脑溢血。
出殡那天，小牛打着幡儿，哭得死去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