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顺治帝邀请汤若望进膳，发现他食欲不振，便问其缘由。汤若望答道：“今天是斋戒日，不准吃肉。”顺治帝急忙下令从太后处取来鱼和奶制品，他忘了鱼也是一种肉。可见，汤若望巧妙地把基督教注入了中国皇宫，甚至在这些细枝末节的生活小事上也不例外。而另一面，顺治帝在这个欧洲老头儿身上体察到了一种亲切异常的人情味，这是他在任何中国人身上也找不到的，包括自己的亲生母亲。
汤若望知天文，识历法，能预知日食月食，能测算日月星辰的出没，这在进化未久的满洲人眼里，无异于神仙了，因此受到朝廷上下的崇敬，以能与他交往为荣。这也是福临敬爱汤若望的基础。自然，对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金发碧眼的德国人的好奇；对于传教士的无家室无后代的独身生活的怀疑，也是这个13岁男孩子想要接近汤若望的部分原因。福临的天真的童心令人感动，他在与汤若望的交往中，表现出一种真切的依恋之情。他五岁丧父，是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内心深处潜藏着男孩子对父爱的渴求。但他六岁就当了皇帝，原本应该给他父爱的叔父，却是他最危险的政敌，其他人就更不可能担当这样的角色了。这一老一少，一个贵为天子，一个身为外国的传教士，就此结下了莫逆之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一个外国传教士与少年皇帝的长达十年的深厚友谊。
顺治八年四月的一天，汤若望居住的南堂突然响起急促的叩门声，几名皇宫侍卫护送来一位宫女。宫女面带惊恐之色，声称某亲王的郡主得了急症，请汤若望前去诊视。汤若望并不精于医道，但根据来者介绍的病情，认为无关性命，便只将一面十字圣牌交来人带回去，并嘱将此物悬于患者胸前即可痊愈。不久皇太后传谕请汤若望进宫，告知患者并非“郡主”，而是自己的亲侄孙女——顺治皇帝的正宫娘娘。从此，一面小小的十字架叩开了清宫大门，皇太后与汤若望结下不解之缘，认他为“义父”。顺治帝亲政不久，皇太后的胸前也挂上了一面十字圣牌，见者惊怪，太后却自以为荣而从不避人，尽管她此刻可能还不知基督耶稣和圣经为何物。十字架本是古罗马的刑具，墓督教认为耶稣是替世人赎罪而被钉死十字架上，故尊此为信仰的标记，胸前的十字架意即“基督在我心中”。然而，皇太后的心中未必真有基督耶稣，倒是时刻以儿子的帝业成败为念。
从此以后，汤若望得到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无比信任与依重，建立了让旁人不可理解的情谊。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他们之间，由于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以及各自怀揣着的想法而疏远了，这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是单纯的友谊。在汤若望方面来说，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天主教普及到东方，使中国也像欧洲各国一样成为天主教国家。他凭借着渊博天文历法知识和他近似完美道德品行和感情赢得了福临的心，最终是想把福临变成基督教信徒，把华夏大地变成基督教的土壤。汤若望利用小皇帝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关爱的渴求获取了他在朝廷上的地位，给了他忠诚与友爱。但是除此之外他以顺治帝的道德教师自许，对福临的失德之处，总是毫不客气地进行劝谏，让福临总看到自己的毛病和弱点以及对他的畏惧。
3 无法企及——不入天主教
汤若望有孔夫子的品格：从交往的开始，汤若望就把最大的努力和勤勉放在改善他这位被保护者的道德上。他要把性情热烈急躁，自尊心极强而又肉欲旺盛的少年皇帝教育成一位道德崇高巍峨的英主。
事实上福临身上一直兼而有萨满教的迷信、喇嘛教的神秘、基督教的道德观、禅宗佛教的解脱感。各种宗教争先恐后地要在年轻的皇帝脑子里打上自己的印记。不管他是否成为这些宗教的信徒，这些宗教对他的影响都是不可磨灭的，与他的生命相始终。这样，他对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就经常处于激烈的矛盾和深深的困惑苦恼之中，这对于福临这样具有多血质气质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一大灾难。汤若望总是责怪那帮佛教僧徒排斥了他和他的天主教。他以为他是有可能引导福临入教的。然而作为有2000年不间断传统文化的中华帝国的皇帝，福临是不可能入天主教。因为他们戒律无法遵守。
例如第一诫，只信上帝，不信任何别的神。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逢山拜神见庙烧香。中国的仙佛神圣妖魔鬼怪，大概也算世界各国同道中一支最庞大最杂乱无章的队伍了。除了天下通行的释、道、儒三教中祖师爷和下属的数不清的神圣仙灵，又有历代忠臣良将孝子烈女死后成神，还有各地的土著神祉，更不用说那成干成万种精怪妖鬼。没有人能弄清它们的确切数目，因为人们随时随地地又会杜撰出一些新的神来大显灵异，招得信徒虔诚礼拜，烧香祷告。让这样一个民族抛弃陪伴了他们数千年的无数根精神支柱，只相信一个上帝，是根本做不到的。就是福临本人，也很难完全驱逐掉萨满教、喇嘛教和佛教对他自幼产生的影响，何况他周围是这些宗教的汪洋大海！
又如第二诫，不得崇拜偶像，这是更难做到的事情。因为中华民族特别重视传统，祖先崇拜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祭祖扫墓，无论贵贱老少男女都视为家族人生的大事。皇家尤其崇敬祖先，历代皇帝，也包括福临在内，无不把祖先神化、仙化，无不把祖先灵异的天子气作为自己占有江山社稷、受命于天的最有力的依据；所以，他们都会追封三世五世，大建祖陵，从秦始皇到汉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留下了多少皇陵？立了多少功德碑？谁肯为了入教而弃祖宗于一旦？
还有一条叫福临难以接受的，那就是第六诫：不得邪淫，福临与汤若望有这样一段对话，那是在汤若望向顺治帝进行宗教讲授之后说的。
福临问：“上帝的律则、天主教的十诫，是否要帝王们也和其他人们一样地遵守奉行呢？”汤若望答道：“皇帝比其他人更加要遵守，因为皇帝要给他人做榜样。”
福临问：“为什么教中禁男人多娶妻妾？”
汤若望答：“这样可以使儿童得到较佳之教育，并且还可以使家庭内和睦。况且这是上帝的真意，在欧洲一夫一妻寻常所生的儿女，比这里一夫十妾所得的儿女还要多呢。”福临又着重问一句：“这条诫律对帝王们也有约束力么？”
汤若望也加重语气地回答：“是的，比对其他人还要有更大的约束力，这是为了树立好榜样！”沉默片刻，福临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了。
然而，汤若望有孔夫子的品格：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上帝保佑他不失败的。从交往的开始，汤若望就把最大的努力和勤勉放在改善他这位被保护者的道德上。他要把性情热烈急躁自尊心极强而又肉欲旺盛的少年皇帝教育成一位道德崇高巍峨的英主，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需要冒相当的风险。因为福临是世间最大国家的权威无限的君主，又有喜怒无常、火烈急暴的性格，他略一暗示，就足以毁灭掉进谏者的性命。因此，汤若望很小心地照顾到福临的自尊，凡是可能使皇帝觉得羞耻的事情，他都是秘密地“在四只眼睛下”向福临进言。一次，福临因纵欲占有他不该占有的女子，汤若望立刻向他呈递一封谏书，并在四只眼睛之下向他亲口说了些规正的话，福临竟恼羞成怒，汤若望只得退出走开。可他很快又被召回，皇帝抱歉地表示愿意改过自新，并愿继续接受汤若望的劝谏。
可是，大婚后的福临，又一次犯了同样的沉溺色欲的道德过失，汤若望因此再向皇帝进谏。福临开始强词夺理，为自己辩护，汤若望驳斥了皇帝，皇帝面红耳赤、一脸愧色地退到内室中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出来，以平静的声音问：“玛法，哪一种罪过更大呢？是吝啬还是淫乐呢？”“是淫乐。”汤若望毫不犹豫地回答，“尤其是对地位高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因为这是一种恶劣的榜样，所引起的祸害更要多更要大；况且这两种罪恶中，淫乐也是更危险的。”顺治略一思索之后，就点头默认，并请求玛法常来向他进谏。他令人立刻款待玛法，表示自己的歉意和谢意。要不是汤若望本人道德高尚、纯洁无瑕，这样的责难和进谏福临绝不可能接受。
汤若望的进谏当然不止于此，他还进劝说：皇上不应当把时间消磨在嬉戏上；皇上应当节制凶野的游猎骑驰，对火器尤应小心，尤其对欧洲的枪炮，因为皇上对这种兵器夙无训练，极易发生意外致受误伤等等。汤若望的进谏甚至涉及到仁政君德，他向皇帝进劝：在严厉的国法实施中，要存一番深仁宽厚；对百姓要怀一番如父如母的爱护；对国中大小官吏要怀一番宽仁厚道等等，颇具中国封建士大夫提倡的仁政王道的味道了。汤若望自己也以身作则地在这方面对福临施加影响。一次，喜爱游猎的顺治帝突发奇想，要在长城以北组织一次最大规模、如同出征打仗一样的围猎。这消息一传出去，小官吏、兵丁和平民百姓无不悲怨。生活艰难的人们，无法承受再加一层的皇差的勒逼了。汤若望于是出城到南苑，亲自求见皇帝，不绕弯子，直言进谏。福临听从了。游猎之举作罢不说，还向那些清贫的下级官吏和兵丁们发下一批赏赐。
汤若望借助天文历法的渊博学识在朝廷站住了脚跟。他近似完美道德品行和感情获得了福临的心；然后他努力以自然宗教和道德为基础，将基督教的教义建于其上，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引导皇帝入教。皇帝如果能够成为教徒，那将是把中国、把东方纳入天主教范围的捷径，那也将是汤若望为他的罗马教廷立下的最辉煌的功勋了。
然而造成福临最终没有皈依天主的原因自然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福临本人。他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在这一时期不断发生变故、不断受到打击，他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已经难以承受，他要寻求解脱。禅宗佛教那些圣洁的、超凡脱俗的境界，神秘而富有诗意，对他有极强的吸引力，而在强调君主的道德、强调君主的责任的汤若望那里，他永远也得不到解脱感，他又难以接受天主教严格的诫律。福临年轻气燥，耽于玩乐，性欲极强，宫中屡有徘闻。这是为教规诫律所不容的。
一次在宫中，汤若望曾不客气揭露了皇上道德上的不检，福临竟恼羞成怒，汤若望便退出宫去。一会儿福临又把汤氏唤了回来，说他愿意改过，但言语之中又为自己竭力辩解。这对于一个一呼百应的封建帝王来说，让他过一种清静恬淡的生活做一个严守戒律的教徒实在不易。福临明知淫乐的罪过，但习性难改。最终没能成为上帝的信徒。然而汤若望毕竟是个外国人不懂得中国人的自高自大，更何况是皇帝呢。他以顺治帝的道德教师自许，以天主教的教义来审视福临的失德处，总是不留客气地进行谏正劝阻。尽管这对于顺治帝有百益而无一害，但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乃是规律，至尊至贵的天子福临，对逆耳之言心里到底虽然不会抗拒，但毕竟令他难以接受。因为这不仅与他桀骜不驯的自高自大的心性格格不入，而且还让他对那些摇不可及的信条感觉到的只有畏惧和失望，反而不能使他摆脱现实的苦海。
八 沉迷佛法因由
1 心城失守——郑成功来袭
顺治不允许被忽视。可是当强敌来了的时候，他惊惶失措，然后突然决定“御驾亲征”，此时的皇帝显得很狼狈！前后态度如此之大的反差是为何呢？
在清朝大军讨伐南明、朝廷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大西南一隅、为不断传来的捷报欢欣鼓舞之际，东南沿海沿江正在发生原子裂变似的剧烈动荡。
当清军大举出动攻伐云贵的消息传到东南沿海时，还拥有很强实力的南明延平王郑成功、兵部侍郎张煌言图谋进兵江南，以牵制清军，挽救南明的危局。郑成功率大军势如破竹溯江而上。
1661七月十二日，郑成功的大军十余万登岸，诸将分别屯兵镇守江宁城外的各个险要地形，连营八十余处，将江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历史上多称之为金陵，是清王朝在江南的统治中心，也是控制长江、控制整个江南的军事重镇。倘若江宁失陷，就等于丢掉了整个江南，这对清帝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厄耗传来，如同在福临头顶上炸响了一个闷雷，把志满意得的少年皇帝几乎打蒙了。他清楚地知道，金陵城内只有3000守军，无论如何不是郑成功十万水陆大军的对手，然而只有速派救兵是挽救危局的惟一办法。可满洲大军远征云贵，鞭长莫及，近处的增援清军，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望风而降，而金陵城内守军中满洲兵只有500人，汉人军队能靠得住吗？江南总督郎廷佐也是汉军旗人，他靠得住吗？
不管是被攻陷还是举城投降，眼看金陵失陷就在早晚间。金陵一失，江南半壁就会完全落人郑成功手中。然而这可是朝廷的财富重地，他知道天下赋税一半都来自江南。平定云贵，靠的就是江南源源不断的粮饷，一旦失却，就等于断了朝廷的半条命。
更可怕的是，江南一失，安徽、山东必定像长江两岸一样，一呼百应、一呼千应，势如燎原，如果战火再曼延到山西、直隶，那么弹丸之地的京师就将被包围，到那时候，普天之下的汉人就会万众一心，一起动手，拿起刀枪，杀向占领和盘踞在他们祖居田庐上的凶暴的满洲人，清王朝就将陷入反叛的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天下的汉人有多少？满蒙八旗才有多少？那不就是满洲的末日吗？爱新觉罗氏不就要陷入灭顶之灾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