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弼费尽心思，一方面维持香港的事业，另一方面力求在世界各地分散。
--《信报财经月刊》第7卷第1期
1977年9月，在汇丰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了28年的沈弼，接替沙雅成为汇丰银行主席。在强调整体利益大于个人价值的汇丰历史上，沈弼是其中少数极富个性的大班之一。
1927年5月出生的沈弼，18岁时前往印度服役。1948年，退役后的沈弼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了在汇丰的职业生涯。之后，沈弼先后被调派到日本和新加坡分行任职，1967年返回香港总行长驻，此后逐级晋升，直至主席。
为人严肃而略为保守的沙雅，在其被人们称为“不思进取”的5年任期【1972～1977年】内，使汇丰渡过了它的巩固期。等到冲劲十足的沈弼上台，汇丰立即“扩军备战”，部署其亚洲、美洲和欧洲业务各占其一的所谓“三脚凳”【three legged stool】战略。
沈弼所做的轰动国际金融界的事件，屈指算去，一是把汇丰手中拥有的“英资四大行”之一--和记黄埔1/4的股权售予李嘉诚，使后者成为华商“入主英资大行第一人”；二是在“洋行之王”怡和与“世界船王”包玉刚??夺九仓控制权一役中，借款15亿港元助战包玉刚；三是向美国拓展，着手收购美国第十三大银行--海丰银行；四是向欧洲进发，出大价钱企图吞并苏格兰皇家银行。
事实上，沈弼作为香港行政局、立法局议员，汇丰作为港府的首席金融顾问、香港的“准中央银行”，汇丰在香港的地位稳固之极。而在香港即将进入历史的转折期时，沈弼敏锐地看清并把握住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在香港及亚洲站稳脚跟的同时，进军欧美，使汇丰开始由一家地区性银行蜕变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帝国。
1 香港华商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不可一世的英资洋行根基松动，华商势力乘势兴起。香港的脉搏总是随着中国内地的命运而跳动，无论是它当初的被割离，还是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发展。长达十年的“文革”的结束，一路坎坷走来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发展。70年代末，中国在毗邻香港和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等地设置经济特区，香港与内地中断二十多年的经贸联系迅速恢复。中国内地种种政治、经济举措无疑直接或间接影响着香港原有势力的平衡。中国发展的强劲脉搏，备受压抑的香港华人、华商最容易感受得到。
受此鼓舞，日渐坐大、雄心勃勃的新兴华资财团，开始向信心不足的老牌英资财团发起正面挑战。就这样，香港金融史上数场惊心动魄的收购战拉开帷幕。
从1977～1986年的十年间，一百多年来英资财团在香港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势，遭到了正在崛起的新兴华资财团的挑战。青洲英坭、九仓、香港电灯等赫赫有名的老牌英资上市公司先后被华资财团收入囊中，声名显赫的英资“四行”中的两家--和记黄埔和会德丰也同样被华商折翼收编，剩下的两家，“洋行之王”怡和旗下的九仓被夺、置地被围，仅剩作风保守的太古在风雨中飘摇。英资财团不可战胜的神话随风而逝，香港经济开始进入新的拐点，这是一个华商崛兴的时代。
华资财团在香港从受压制、被支配到逐步崛起，英资财团从称雄香港到从巅峰滑落，正是时代转变的缩影和大国兴衰变化中的一个细节。
随着香港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华商积极投身于各个制造行业，从纺织扩展到制衣、塑胶、电子、玩具、钟表等行业，华商在香港经济最重要的行业--制造业中取得统治地位。地产业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华资地产商通过将公司上市、发行新股筹集庞大资金，积极进取、生机勃勃。以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恒隆集团等“地产五虎将”为首的新兴华资地产商群雄四起、光芒四射，令置地等老牌英资公司相形失色。航运业方面，“世界船王”包玉刚旗下的船舶往来停靠于各大洲的港湾。另一航运巨子董浩云旗下的“海上巨人号”，则作为全球最大的超级油轮航行在世界各地。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环球航运、东方海外、华光航业、万邦航运为主力的华人航运公司，已远远超过香港英资财团的航运力量。
这段时期，有过从中国内地撤离经历的英资财团，对香港这个“借来的时空”心存戒备，担心香港迟早会归还中国，因而在投资上采取“分散风险”策略，如英资“四大洋行”中，怡和抽调庞大资金收购英国、美国、南非、中东的公司，将鸡蛋分放在各大洲的不同篮子里；会德丰则全力发展航运，把“资产漂浮在公海上”，以策万全；太古也全力发展航空，把资金变成“会飞的资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怡和与李嘉诚等华商在地产业方面的进退形成鲜明对比。怡和集团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面临新一轮增长周期时，却大举投资海外，结果不仅泥足深陷，而且处处触礁，导致元气大伤。到了80年代初期，香港地产出现泡沫、面临大幅调整时，怡和旗下的置地却又一反常态大肆扩张，结果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而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等华资地产商则把住了香港地产业循环盛衰的命门，在地产低潮时大举购入土地储备，再在地产繁荣期陆续推出楼花或楼宇，一买一卖之间赚取到巨额利润。
会德丰的约翰·马登与环球航运的包玉刚，对世界航运业及香港地产业循环周期的判断也同样别有意味。著名地产商会德丰旗下的地产公司拥有港岛中区贵重物业和大批土地储备，然而其掌舵人马登看淡香港经济的前景，在地产高潮时大量抛售物业，套取资金去发展即将面临严重衰退的航运业，结果在世界航运低潮的袭击下无法自拔。而号称“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却在表面繁荣的航运景观中毅然“弃舟登陆”，结果不但成为避过世界航运业大灾难的幸运者，而且成功建立起庞大的陆上王国。一进一出之间，结果同样有天壤之别。
这些在香港地产业及世界航运业里盛衰成败的案例，看似是单纯的对市场把握和判断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英、中两国大势变化的研判和对香港前途有无信心的具体表现，从而直接影响着他们各自对香港经济周期的把握。
1980年12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载文分析这种转变时写道：“对香港的非华人来说，过去一年并不好过，他们既不能像华人企业家一样感受到北京政治和经济动向的改变，也不能像华人一样对香港的产业具有信心，这种信心需要一种安全感和快速牟取利润的机会主义同时支持……金钱、信心和民族主义在过去两年所起的作用，已根本地改变了香港向来的势力均衡。”
香港“九七”回归问题浮现后，英资财团的安全感及信心更显脆弱。华资财团对老牌英资上市公司的收购战，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揭开了序幕。而在这番刀光剑影的争夺中，汇丰银行的立场引人注目、耐人寻味。
冯邦彦：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283～284页。
2 李嘉诚入主和黄
沈弼出任汇丰银行主席的十年【1977～1986年】，正是中国内地发生巨变的十年。
1977年，当沈弼升任汇丰银行主席时，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在经过五年的高速成长后羽翼渐丰，尤其是在香港中区最繁华地段的地铁中环站和金钟站上盖物业发展权招标竞投中，在众多财团中突围而出，击败老牌地产公司置地，一时被誉为“华资地产界的光辉”。
李嘉诚的确称得上目标远大、目光如炬。这时，香港地产市道已升至高位，而同期内股市却显疲弱，九仓、青洲英坭、和记黄埔等一批优质英资上市公司市值普遍低于其资产账面净值，并且拥有庞大的土地储备，潜质优厚，加上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不稳，因而早已被李嘉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也就在1977年，李嘉诚牛刀小试，以2.3亿港元收购了拥有中环著名的希尔顿酒店【现在的长江实业总部大楼所在地】的美资永高公司，开创了香港华资公司吞并外资企业的先河。
初试锋芒之后，李嘉诚将矛头指向了怡和旗下的九仓。
20世纪70年代以后，九仓先后收购天星小轮、香港电车以及海港企业51%的股权，并在寸土寸金的尖沙咀海旁，九仓拥有极具发展潜质的大片土地，其时陆续兴建了海运大厦、海洋中心及海港城等贵重综合物业，成为尖沙咀赫赫有名的地王。但是，九仓为筹集发展海洋中心及海港城的庞大资金，曾先后多次发行新股及送红股，致使股价偏低，股票大量流入散户手中。而九仓兴建的商厦主要以出租为主，现金回流慢，盈利增长低，与大幅飙升的香港地价形成强烈反差，与地处繁华商业区、寸土寸金的尖沙咀的反差尤其强烈。
于是，李嘉诚不露声色地大量购入九仓股票，从每股十多港元一直买到每股三十多港元，共吸纳了约2000万股，几占九仓已发行股份的20%。这时，市场上开始流传李嘉诚有意收购九仓。
当怡和集团惊觉李嘉诚的行动后，开始部署反收购战。无奈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大规模投资海外，导致盈利不佳，资金短缺。为了使九仓不落入华资之手，怡和虽然在股票市场上以高价增购九仓股票，但不断攀升的股价让怡和不堪重负。而就在这时，市场上又传出更具声望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有意于九仓。
无奈之下，怡和转向同是英资的汇丰银行求助。1978年7月，汇丰银行应怡和要求，找李嘉诚商谈，沈弼正式出面请李放弃收购。
拿下九仓当然会使李嘉诚如虎添翼，但汇丰银行的加入，包玉刚的有意，九仓股票已升至高位，如果急流勇退，并顺水推舟，则既可使自己与汇丰以及包玉刚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又可在股票的买卖中获取巨资以再作他想。在权衡利弊之后，7月26日，李嘉诚毅然将所持九仓股票转售给包玉刚，长江实业收购九仓计划就此鸣金收兵。
随后，李嘉诚转手不露声色地吸纳另一家老牌英资公司--青洲英坭的股票。1979年，李嘉诚持有青洲英坭43.6%的股权，顺利出任青洲英坭董事局主席。
1978年10月1日，李嘉诚受邓小平邀请，出现在天安门的国庆典礼上。1979年，李嘉诚当选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董事，显示其在中国中央政府心目中的地位正迅速上升。信心十足的李嘉诚开始将其下一个目标对准了英资四大行之一的和记黄埔。
和记黄埔的前身，是1860年创办的和记洋行与1863年创办的黄埔船坞。此前不显山不露水的和记洋行，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崛起。在1968～1972年的大牛市中出尽风头。1969年，和记国际收购了著名的黄埔船坞30%的股权。1970年和1971年，和记国际又相继成立了和实有限公司与和记地产有限公司，并将它们上市，进一步壮大了和记集团的声势。和实有限公司成为和记集团内业务范围最为广泛的上市公司。上市后发展迅速的和实，更在1973年股市高潮之际成为光芒四射的新星。同年3月，和记国际的市值高达72.43亿港元，其经济实力超过沉雄稳健的太古洋行，在英资四大行中仅次于怡和，名列第二。
然而，1973年股市跌落时，和记国际却依旧未停止扩张步伐，仍然大量借贷作投资活动，尤其是借入瑞士法郎，从而埋下日后危机的导火索。
1974年12月10日，恒生指数跌至150点低位。和记国际受到系内各上市公司股价大幅贬值和瑞士法郎大幅升值的双重打击，财政困难迅速表面化。1974年年底，和记股价从高峰期的每股44港元跌至1.18港元，整个公司市值跌至3.4亿港元，仅相当于1973年3月全盛时期的4.7%，和记国际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之中。
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975年9月，和记国际召开股东大会，董事局要求股东供股1.75亿港元，以缓解公司的财务危机，然而这被汇丰银行所代表的股东否决。这时，和记国际的债主正遵循法律途径要求其清盘。别无选择，董事局被迫听从汇丰的建议，由汇丰协助注资1.51亿港元收购和记国际33.65%的股权，以解燃眉之急。
和记国际的控制性股权落入汇丰之手，其董事局重组。这是汇丰继1965年“救援”恒生获半数以上股权后，又一次因救援而获得1/3股权的丰硕成果，但因《公司法》和《银行法》规定银行不得从事非金融业务，汇丰不可以长期控制和记，因此当时汇丰承诺，一旦和记国际恢复赢利，它将出售和记国际，这便为日后李嘉诚入主和记埋下了伏笔。
1975年11月，汇丰邀请有“公司医生”之称的韦理【W.R.Wyllie】出任和记国际董事局副主席兼行政总裁。韦理不负众望，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止住了亏损。1976年，和记获得超过一亿港元的综合溢利，并恢复向股东派息。
1978年1月3日，在汇丰的策划下，和记国际与黄埔船坞合并，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取代和记国际的上市地位。这时，和黄集团共辖有和记黄埔、屈臣氏、均益仓等8家上市公司，经营业务遍及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船坞、货仓和交通运输、地产、建造业以及投资业务。
持有和黄股权的汇丰，一直在物色能接收其出让和黄股权的合适人选。对此，李嘉诚适时而动。就在和黄经历了大起大落并缓慢恢复元气之时，李嘉诚与汇丰主席沈弼及汇丰首位华人董事包玉刚频繁接触，与汇丰就收购和黄股份事宜洽商。
1979年9月25日下午4时，在沈弼主持下，汇丰银行董事局召开会议，商讨将和黄股份出售给李嘉诚的事宜。两小时后，会议结束。董事局同意沈弼提出的将和黄普通股出售给长江实业的建议。随后，李嘉诚和汇丰正式签订收购合约。
当晚11时30分，李嘉诚在长实集团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长实与汇丰已达成协议，以每股7.1港元的价格，收购汇丰银行手上9000万股和黄普通股，约占和黄全部已发行股份的22.4%，成为和黄大股东。根据协议，长江实业立即支付总售价6.39亿港元的20%，余额的一半在1981年3月24日前支付，其他可延迟支付，不超过两年。就这样，首家英资大行落入华人之手。
消息一出，第二天香港沸腾，舆论连篇累牍刊登这一事件并发表评论。李嘉诚“超人”称号不胫而走，大批投资者入市抢购和黄、长实和汇丰股票。当天收市时，和黄股价由上个交易日每股5.85港元升至6.85港元，升幅达7.1%。长实和汇丰的股价分别升了8.1%和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