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事后没有解释为何向李嘉诚开出如此慷慨和优惠的条件。事实上，就是长江实业向汇丰银行即时支付的收购和黄总售价20%的首期，也是在一天前由汇丰银行主席沈弼亲自批准贷予李嘉诚本人的。当时，香港的外资洋行，如怡和、太古以及其他一些英、美大公司均对和黄虎视眈眈，垂涎三尺。汇丰不但选择李嘉诚为买家，而且开出了每股7.1港元的价格，同时延期支付八成款项。对此，李嘉诚表示：“这次买卖纯粹是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商业贸易。”汇丰当年购入9000万股和黄股票时，每股1港元，如今以每股7.1港元售出，也可多赚五亿多港元。因此与李嘉诚打交道已不止一次的沈弼，愿意将汇丰手中的和黄股票转让给讲信用、有大气象的出类拔萃者--李嘉诚。
与香港同发展的汇丰选择李嘉诚，无疑是从自身的根本利益着眼的。正如沈弼回应记者时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但外界众说纷纭。一名银行投资家认为：“汇丰估计在今后十年内李嘉诚会是全港最重要的人物，胜利者当然是首选。”有分析家则认为，从李嘉诚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来看，汇丰也可能借售出和黄股份来赢取中国好感。也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指出，沈弼对大局了如指掌，他知道香港的权力已逐渐落入华人之手。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正式出任和记黄埔主席，成为“入主英资大行第一人”。
冯邦彦：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香港三联书店，1996，232～244页。
洪一峰，沈弼与包约翰：香港银行界的一对最佳配搭，载《信报财经月刊》，第４卷，第５期。
3 包玉刚并购九仓
继李嘉诚之后，接手争夺九仓的是享誉国际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当1976年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上的“世界船王”肖像油墨未干时，包玉刚已经开始琢磨“弃舟登陆”，将家族的投资作重大战略转移。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已经使敏锐的包玉刚觉察到世界航运业可能出现的大衰退。1978年，环球航运的大客户之一--日本轮船公司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汇丰主席沈弼已明显减低对环球航运的兴趣，他甚至要求包玉刚对其船队租约的可靠性作出书面保证。同年11月，包玉刚在其姨表兄、时任国家经贸部部长卢绪章的安排下，在北京见到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从而增强了包玉刚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于是，包玉刚决定让浮在海上的财产扎根于香港大地。
包玉刚开始着手实施“弃舟登陆”策略的第一步：“弃舟”。包将庞大的船队果断出售。正是凭着敏锐的观察、果断的决定，包玉刚成为20世纪80年代航运大萧条中，少数能够幸免遭受沉重打击的船东，并积聚实力向香港地产业进军。而其他主要的航运集团，包括董浩云的东方海外、赵从衍的华光航业等均泥足深陷，被迫实行债务重组。
1978年夏，包玉刚开始实施“弃舟登陆”策略的第二步：“登陆”。这次，他的目标正是怡和旗下的九仓。
早在李嘉诚不动声色地在市场上吸纳九仓股票时，包玉刚也已经盯上了九仓。
从李嘉诚手上购入九仓股票之后，1978年9月5日，包玉刚公开向媒体宣布他本人及其家族已持有15%～20%的九仓股票，为九仓最大股东。他同时表示，自己无意购入更多九仓股票。在此项宣布后数日，九仓董事局邀请包玉刚及其二女婿吴光正加入董事局。
当时人们相信，九仓事件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期间，香港股市大幅回落，九仓股票也从最高价的每股49港元跌至每股22港元，九仓事件似乎渐渐沉寂。
然而，九仓争夺战其实才刚刚开始，双方从明争转为暗斗。包玉刚和置地公司开始各自不动声色地吸纳九仓股票。从1979年3月起，九仓股票再度持续攀升。
1979年年底，双方对九仓的争夺渐趋表面化。12月7日，置地公司宣布收购怡和证券手上的九仓股票，使置地所持九仓股权增至20%，相当于包玉刚在1978年9月5日公布所持有的九仓股权。与此同时，怡和将所持怡仁置业公司股权全部出售，置地则将金门大厦出售。1980年4月9日，置地宣布供股。这一连串的措施显示置地正在筹集资金，加强对九仓的控制权，与包玉刚决一胜负。
包玉刚这时也在为最后到来的决战作相应部署。1980年4月25日，包玉刚通过旗下一家毫不起眼的上市公司--隆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作“蛇吞象”式收购，发行新股、发行递延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以每股55港元价格，向包玉刚家族购入2850万股九仓股份。
包玉刚通过隆丰国际收购家族持有的九仓股票，得到了汇丰银行和李嘉诚的支持。汇丰银行认购了隆丰国际部分新股，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则包销隆丰国际20%的新股。这样，包玉刚通过隆丰国际持有九仓的股权已增加到30%，继续保持九仓最大股东的地位。
此时，置地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置地虽以九牛二虎之力增持九仓，但包玉刚并不让步，仍然保持大股东的地位。在???预见的将来，包玉刚极有可能再增持九仓。如果置地要争持到底，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这种困境之下，希望打破僵局的怡和主席纽璧坚【D.K.Newbigging】，主动约见包玉刚。随后，双方各派代表展开谈判，但交换条件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谈判不欢而散。
和平解决九仓争夺之门已被封堵，局势渐渐发展到双方公开摊牌阶段。
1980年6月20日【星期五】，置地趁包玉刚远赴欧洲参加国际独立油轮船东会议之机，抢先发难。当天下午3点，置地高层会见新闻界，宣布置地增购九仓股份的建议，将以“两股置地新股加76.6港元周息10厘的债券”合共以每股价值100港元的价格，购入九仓股票，预算增购3100万股，使置地持有九仓的股权增至49%【《收购及合并条例》规定超过五成便必须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增购”行动。置地选择星期五宣布这项计划时，包玉刚正在欧洲参加会议，并准备在下周一会见墨西哥总统，期间周六、周日为公众假期，筹资难度巨大。置地将包玉刚可能有的反应都已计算在内，可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这更是一次周密部署的“增购”行动。抢先发难的置地以股票和债券的形式增持，并将增购价格提高到每股100港元，迫使包玉刚只能以每股最少100港元现金的价格提出增购九仓。当初置地握有九仓股票时，每股仅10港元左右，其后增购每股也只有40～50港元。这样，即使增购行动失败，置地也可退而求其次，抛售手中股票套利。
九仓董事之一吴光正当天早上得知置地增购的消息后，立即与远在伦敦的包玉刚取得联系。包玉刚随即展开一连串紧急应变活动。
6月21日【星期六】清晨，包玉刚约见当时也在伦敦开会的汇丰银行正、副主席沈弼和包约翰。包玉刚表示，他个人目前约有5亿港元现金，如果他提出反增购建议，希望汇丰银行能即时借贷约15亿港元现金支持。在获得沈弼的口头贷款承诺后，包玉刚随即电告在香港的吴光正，立即组织律师和财务顾问商讨反增购对策。
6月22日【星期日】，包玉刚取消了星期一与墨西哥总统的会晤，从伦敦乘飞机到法兰克福然后返回香港，以避开怡和耳目，随后在中环希尔顿酒店租下会议厅作为临时办公室，与隆丰国际的财务顾问、汇丰银行旗下的获多利公司要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在探讨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包玉刚开出了最保险的价码，毅然以每股105港元现金提出增购。
当晚7时30分，包玉刚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表示，为了保障个人及家族本身的利益，将以个人及家族的名义，出价每股105港元现金，增购3000万股九仓股份，期限为星期一和星期二两天，有关增购手续将委托获多利公司办理。
6月23日【星期一】，香港股市开盘后，大批九仓股东潮水般涌向获多利公司总部争相求售九仓股份。上午11时30分，获多利宣布完成增购目标，新鸿基证券公司则继续接受登记，直至下午2时30分。包玉刚在数小时内动用现金约21亿港元，使他对九仓的控制权从30%增至49%，顺利完成预定目标。
6月24日【星期二】傍晚，置地公司发表声明，取消日前提出增购九仓股份的建议。置地同时表示，目前约持有330万股九仓股票。这与置地建议增购九仓时持有的1340万股九仓股票相比，约少了1010万股--置地已在星期一清早想办法将上述九仓股票在第一时间售给了获多利公司。市场估计，包玉刚购入的九仓股票中，约有一半是由置地供应的，这批股票每股平均价格约为37.5港元，置地售出后约赚得7.12亿港元的非经常性盈利。
6月25日【星期三】，九仓在香港股市恢复挂牌，当天以每股74.5港元收市，比停牌前下跌2.5港元，比包玉刚的收购价则低30.5港元。
包玉刚付出了巨额钞票，置地公司则在一夜之间赚了个盆满钵满，但是包玉刚赢得了气势、赢回了信心。这是华资企业与怡和正面交锋胜负的重大转折，也是怡和近150年来在香港的重大转折。而对包玉刚来说，一个重要的转折则是，他已将整个重心转移至陆地，告别“海上船王”生涯，开始了陆地王国的创建。
事后，有报道称汇丰银行在此次增购事件中可能触犯了银行条例，原因是根据银行条例，银行向某一董事及其亲属贷出的无抵押贷款，不能超过25万港元或该银行已缴足股本及储蓄的1%。对此，汇丰银行副主席包约翰向媒体表示，汇丰银行贷款给包玉刚，是银行与客户的关系，并无抵触银行法例。
对于香港所发生的一切，长期扎根于此的汇丰银行看得真切，并能应付自如。与怡和此后不断遭到华资大亨觊觎与狙击、并不时告急的命运不同，汇丰在七八十年代的灵活转身，可谓与时俱进。曾出任香港联合交易所行政总裁的袁天凡在谈及汇丰七八十年代市场策略的转变时所说：“汇丰银行的发展和香港华资有密切关系……汇丰银行支持李嘉诚收购英资的和记黄埔，又支持包玉刚收购九仓。从香港华资成长的过程中，汇丰银行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脱离了英国，与香港一起发展。”
从上海来到香港的包玉刚当年看好航运业，原因之一即由于时局变幻，他对香港前途无十足信心。正如包在1974年10月所作“香港、日本与航运自由”的演讲中说：“自古以来，航运业的一大有利条件，是可以自由遨游四海，随遇而安，轮船绝对用不着一定困住在任何一个地方。”
冯邦彦：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香港三联书店，1996，251～260页。
包玉刚的女儿包陪庆在《我的父亲包玉刚爵士》【载白莎莉、胡德品编《说吧，香港》170页】一文中回忆说：“他【包玉刚】安排了搭当天最后一班飞机飞法兰克福转飞香港……父亲从迂回的路径秘密地回到香港。一到香港，他就直接往希尔顿酒店游泳，然后去开董事局会议，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1985年，包玉刚完成收购英资“四大行”之一的会德丰。同一年，李嘉诚收购置地旗下的香港电灯34.6%的股份。包、李两人完成了当时时称的香港四大收购战。
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Oral History，1997。转引自郑宏泰、黄绍伦著：香港股史【1841～1997】，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7，373页。
4 汇丰特权：香港“准中央银行”
汇丰不仅能与时俱进，而且在这一时期稳固地占据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绝对份额，汇丰及恒生银行在香港的市场占有率达六成以上。此外，汇丰更扮演着香港“准中央银行”的特殊角色，高居香港金融体系之金字塔顶。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香港金融体系逐渐完善。但是，在这个金融体系中，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央银行，除了金融政策制定、金融机构监管等由香港政府的有关部门处理外，汇丰银行以私营商业银行的身份担任着多种中央银行的职能。它与港英政府关系密切，形成行政、金融紧密结合的统治力量。
长期以来，汇丰一直是香港的主要发钞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主要职能之一的钞票发行，香港政府授权由商业银行负责。1865年汇丰创办不久，即加入丽如银行【东藩汇理银行】、有利银行和麦加利银行【渣打银行】的发钞行列。20年后，香港第一家发钞银行--丽如银行破产，有利银行则于1959年被汇丰收购【1978年被取消发钞权】。在1994年中国银行加入发钞银行行列之前，香港的发钞业务一直由汇丰和渣打银行掌控。其中，汇丰经常发行70%以上的法定货币和80%以上的银行钞票。发钞行为本身虽不能给发钞银行带来直接的财政利益，但通过享有发钞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信誉【可谓享受着“免费广告”】，则能够为发钞银行在业务竞争上尤其是吸收存款方面提供极大的优势。
由于汇丰与港府关系密切，汇丰长期以来还是港府的主要往来银行。香港政府的外汇和财政储备的管理及政府的现金收支，主要由外汇基金和库务署分别承担，再由这两个机构与有关银行往来。据估计，港府存于各银行的款项中，汇丰占一半以上。作为港府的主要往来银行，汇丰有着稳固的存款基础。
香港银行公会票据交换所【银行结算中心】的管理权也为汇丰所有。其余银行分为两类：包括汇丰在内的10家结算银行和统称为次结算银行的所有其他银行。结算银行均须在汇丰开立账户，次结算银行须在结算银行开账户，汇丰则不需在任何银行开户。对结算银行账户上的贷方余额，汇丰无需付息，但是如果账户因票据交换逆差而出现借方余额，汇丰则征收利息。汇丰向会员银行的借差征收利息，而票据交换所的费用，则由全体会员银行负担。在这种安排下，汇丰可以从银行系统中的结余获得可观的独占利润。不仅如此，管理银行对其他银行的现金流动状况一目了然。而原则上，这是只有政府监管部门才有权获知的机密资料。
香港政府在1980年通过香港银行公会条例，规定公会主席由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每隔两年轮流担任。由于汇丰同时兼任票据交换所管理银行、港府银行咨询委员会委员、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其他银行因此大多不敢正面反对汇丰，香??银行公会实际上大多由汇丰银行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