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正式的政府猎头日常机构。新加坡政府的人力资源部就在海外设立了8个“联系新加坡”日常联络处，专门从事海外人才的招聘工作。还有些国家则针对特殊人才建立非长期性的政府工作组来开展“猎人”工作。马来西亚曾建立政府工作组，专门对居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最重要的600名专家展开攻势，最终在4年间便有240人回国服务。动乱前的泰国也曾制定“智囊回流计划”，设立了一个计划10年内投入22亿泰铢【约合5000万美元】的专项基金，然后专门派出工作组到美国主要城市接触泰国科技人才，吸引海外科技人才回流。
从古至今数千年，中国历届政府没有不贴招贤榜，或者发布招贤令的，但能够“三顾茅庐”的却少之有少。1997年，留美学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学博士邓中翰就在硅谷创办了一家名为Pimix研制高端并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并沿着典型的硅谷轨迹成长。然而，1998年的一天，“两弹一星”元勋、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来到北美，就与邓中翰见面并告诉他：中科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研发工作，但一直到90年代，仍未能在此类产品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而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又必须发展起来，因此希望在西方学习这一技术的留学生们能带来改变。
1999年，新中国建国50周年大庆，邓中翰又接到了教育部的邀请，请他回国参加国庆观礼。10月1日，观礼台上的邓中翰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如此的重视和礼遇，也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能感受到。后来，在和我的一次交谈中，邓中翰就对我回忆说：他多年来的民族情结一下子迸发出来，下午，他就拉着几个留学北美的朋友到长城下发誓，一定要用在国外学到的技术将芯片这个中国落后几十年的产业推动起来。
两周后，10月14日，邓中翰就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了中星微电子公司，启动了“星光中国芯工程”。而邓中翰在中关村创业的过程当中，又先后有4位北京市副市长充当兼职猎头进行帮助。例如当时的副市长林文漪亲自帮他注册公司，实现无形资产评估；范伯元任科委时为他安排与清华大学共建微电子中心，任副市长后又联系中星微与微软的合作。如今，中星微电子的“中国芯”已经跳动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占据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领域60%的市场份额。
后来，邓中翰就向我表示，希望国家不仅仅能够在这次国庆60周年再邀请一些海外顶尖人才回来，成为吸引人才回国工作的开始，还希望能够建立日常的猎头机构，将“挖”海外顶尖人才变为日常工作，这比贴招贤榜更显得有求才若渴的诚意，没有“三顾茅庐”，是请不到“诸葛亮”这样的人才。
政府猎头隐身幕后
闵维方曾经当过5年矿工，经过异于常人的拼搏之后，他最终成为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在得克萨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担任该校的校长助理。良好的事业环境和生活环境无疑是每一个人所希望的。1988年的中国，月平均工资不过100多元人民币，甚至不够在美国住一夜。但是，当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教务长汪永铨越洋千里出现在他面前，劝他到北大去工作时，闵维方毫不犹豫地回来了：“1988年，北大召唤了我，我也毅然选择了北大，对于我而言，这是一种缘分。我属于和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
事实上，中国的政策一直是召唤留学生学成之后归来报国。但是，“打广告”式的政策背后是巨大的空白，回归后???什么？能够得到合理的评估与使用？一切都是个未知数。即使是有具体职位的全球招聘，中国的人事问题一向复杂，又有什么能证明这是真心实意？这次北大的召唤之所以突现了特别的召唤力，正是因为这种登门邀请表现出了真正的诚意，并且已经明确了他回归后的工作以及相关情况，所以闵维方也毫不犹豫。一直想挽留的得克萨斯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姆斯·邓肯也只能奉上自己的祝福：“闵维方先生的知识和智慧，以及他对自己祖国深深的责任感，必将使他对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人才引进还与使用密不可分，相关专业人士往往比行政官员更熟悉同业高级人才的分布情况。因此，许多国家会通过研究机构和基金会等非官方机构去挖取人才。或者牵头组织、出资补助大学、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甚至具体的政府部门直接去全球主动招聘人才。英国政府就每年出资400万英镑作为启动资金，通过与沃尔夫森基金会、皇家学会合作，共同发起一个由研究机构直接聘请世界顶尖级科研人才的招聘计划，以帮助英国在世界人才市场上争夺最优秀的科技人才。
华裔科学家李远哲是个有名的“做学术世界顶级，搞政治却不入流”的人物。尽管在台湾两次“大选”当中，因力挺贪污犯陈水扁而“清誉扫地”，但无可否认，他在科学研究以及人才引进上为台湾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86年，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94年，他放弃美国籍回到台湾担任所谓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为帮助台湾引进海外杰出人才，他筹建了“杰出人才基金会”，并在成立宗旨中表明：“目前台湾发展的困难之一是缺乏适当的渠道，以合理的待遇延聘海外杰出的人才，并鼓励已在台湾全心奉献、表现杰出的人才……本基金会的长远目标是希望每年能支持约100位杰出人才，在各学术研究领域发挥最大才能和领导作用，以促进台湾科学文化的快速发展和深化基础。”
在“杰出人才基金会”设置的奖励当中，就有“积极争取岛外优秀年轻学者奖助”和“积极留任岛内优秀学者奖助”。主要申请对象均为接受台湾的大学、公立研究机构、实验室，前者协助争取岛外优秀年轻学术工作者来台服务，提升学术竞争力；后者协助留任岛内优秀学术研究人员，不致为国外产学机构挖角，造成人才流失。
因为估计大约30万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国外工作，散布在电子、航空、电信等各领域。越南政府在2008年7月也宣布启动一项旨在以有诱惑力的薪金及其对研究、设备和实验室的资助支持来吸引科学家回到越南的大学和研究所工作的项目。该战略将在未来8年耗资约8000万美元来提供工资、住宿、交通和免签证。大约70%的资助款来自政府，其他由大学和研究所提供。在2011～2015年的第二阶段，政府资助将减少到60%。
越南的年人均收入是840美元，海归科学家的月工资将是普通越南人一年的收入，也高于周围邻国马来西亚和泰国付给他们海归科学家的工资。初始资金估计为400万美元，将被用于在大约20所国内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所试验该项目，如果取得成功，它将被扩展到全越南100所大学和研究所。胡志明生物技术中心的副主任认为：对于有能力的科学家，他们应该每月赚1000美元的薪水。
6.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战略
“如果你不能在自己的国家找到合适的人才来完成项目，就只能把项目带到有人才的国家去。”一位跨国公司主管称，政府千万不要认为跨国公司的人才竞争与己无关，竞争造成的输家不只是各家公司，也还有各自的祖国。
外国跨国公司的进入，即使没有政府背景，也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争夺高端人才。这种人才战争甚至激烈到对优秀的人才苗子展开“预订权”的争夺，有媒体甚至夸张地说：“要从到幼儿园去寻找科学家与工程师。”
总部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巴斯克自治区的蒙德拉贡【Mondragon】就是家年销售收入达150亿欧元的大型跨国企业，他们就在总部附近专门开办了一所大学。德国机械驱动设备制造商伦茨公司【Lenze】则在科技院校内设立了3家公司。
为了获得某些技术型企业的人才，许多跨国公司甚至将人才工作的整个企业都收购。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是德国最大的工业集团公司之一，因为泰国公司Uhde Shedden的340名员工当中多数是优秀的工程师，他们收购了整家公司；为了在西伯利亚一所理工大学吸纳合格的工程师，他们在附近成立了子公司，雇员很快达到400人。西班牙电子元件公司英赫特安的企业营销经理就表示，公司经常通过海外的子公司以及业务引进人才：“这是我们在世界各地设立分部的秘密之一，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人才引进过来。”
全球最大的互联网解决方案供应商思科每年都在进行并购，最多时一年并购十几家企业。并购不只是为了获得中小企业的技术，更重要的是那些创造技术专利的人才。思科掌门人钱伯斯就曾经表示：“我们衡量一次并购是否成功的标准，首先是被收购公司的员工续留率，其次是新产品开发，最后才是投资的回报率。事实上，并购时你真正购进的是人才，一些公司在并购后就会解雇一大批员工，而我们则不遗余力地挽留，甚至安排重要的人才在关键岗位上，与其说是在并购企业，不如说我们在并购人才。”
许多国家也常常扶持本土企业成立海外研发中心发掘人才，并吸聚本国在海外的留学人才。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就雇用了200多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韩裔科学家。日本也经常呼吁海外的日本人多为海外的日本企业效力。
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在中国建立了研发机构，许多跨国企业也成为海归和国内名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首选，微软、英特尔、朗讯等著名研发中心更是招募了大批中国顶尖的科研人才。1998年11月在北京成立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微软公司海外最大的研究机构，拥有超过300名大多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士，取得了近千项专利、260多项技术转化、在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3000多篇的成果。
中国科协2008年发布的第一份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就针对这一现象指出：中国不但人才流出明显大于流入，2/3的留学生学成不归值得关注，跨国企业在华研发机构带来“内流失”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人才流失新趋势。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中的研发人员虽然在国内工作，国籍属于中国，但从其服务对象看，研究成果或贡献的归属不能合理地计入中国的科研统计范畴，因此，这类人员其实也不“适宜”纳入中国科技人力资源的范畴。
2005年，外商独资企业的进出口产品占中国全部高技术产品的比重超过60%，然而，政府和本土企业却常常为缺乏高技术人才而困乏。《经济时报》也评论说：“如果这些青年才俊不到微软，不到别的跨国公司，将来都应当是‘863计划’、‘攀登计划’等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过关斩将’的角色，有的还可能成为学科带头人。”
当然，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的同时，也有许多国家利用跨国公司的进入，来获得先进的技术、经验、理念，并使本土人才得到锻炼和培训。瑞士跨国医药公司罗氏公司【Roche Holding AG】2004年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正是为了利用中国医药人才并节省人力资本方面的开销。在美国，一位药剂师研发药物的全部工作成本约为每年25万美元，而在中国，他们每年支付给研发人员的平均薪金不过人民币20万元，但在中国这绝对已算高薪。当他们在运作中发现，雇佣成本较低的中国药剂师缺乏向“全球标准看齐”的能力，就主动对这些员工进行培训，甚至将一些中国实验室的项目负责人送往位于瑞士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实验室，让他们先与那些科研人员一同工作，以弥补缺陷。
因此，并不能用“阴谋论”来对待外国的跨国企业，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印度政府就特别注意通过双重国籍等办法，促使英特尔、甲骨文、微软等跨国公司倾向于在海外招聘印度裔人才，再派往印度工作，这等于是在用外国资金培养印度科学家。韩国曾计划投入1500亿韩元成立“国际共同研发基金”，承诺外国跨国企业单独开发的知识产权100%归外企所有。2004年韩国已投入300亿韩元年基金进行运作。但在签订技术转让协议或合资经营的同时，韩国会派出大批本土科技人员进行学习或接受培训。
7.国际交流与合作战略
国际科技与学术的合作
爱尔兰政府参加欧盟第四个框架计划【1994～1998年】，从欧盟得到的资助相当于爱尔兰全国给予商业部门研发资助的3/4，以及全国分配给高等教育机构研发经费的一半。许多国家利用国际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计划来培养人才。也有不少发达国家经常借学术交流、人才培训、科技合作等方式来挖取人才。一些科技上不处于最先进水平的新兴国家，则经常不惜重金与科技领先的国家合作，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方式共享外国科学家的智力成果，或借此培育本土科研人才。
韩国就曾将第三个???年计划【1972～1976年】确立为国际技术合作五年期，特别重视通过国际科技合作进行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一是注意与外国政府联合建立研究机构，1989年同美国建立“研究共同体”，1992年又与美国签订了“保护专利秘密协定”，同年还与美国建立“韩美科技财团”作为科技合作的财务支持；二是注意主动在国外设立研究机构，成为吸聚人才的中心，包括扶助跨国公司设立海外研究中心；三是注意建立基金吸引外国企业在韩国建立研究机构。
日本在20世纪经济腾飞阶段，也制定了《国立、公立大学任用外籍教员的特别措施法》、《研究交流促进法》、《外国科技人员招聘制度》等制度。通过科研合作、开放重要职位、给予高额补助与奖励等方式，吸引外国科学家来日本参加研究。另外还制定了《特别研究员制度》，一是设立“海外特别研究员”，选拔优秀科研人才到海外研究；二是设立“外国人特别研究员”，争取国外的高层次科研人才。
这种国际科技合作也常常是双方获益，欧盟致力于在27个成员国间建立整体科技项目与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目的就是通过分工协作与智力成果共享，使各国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