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是，这些所谓“人才”的层次和质量需要打个引号。美国没有中国这么多科学家从事科研工作，但是，经合组织的报告却称全世界62%的“顶尖科学家”都居住在美国。美国大学似乎也没有能力培养出比中国更多的博士，但是，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的一半都在美国，美国的大学还培养了世界1/3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国人才的评估、选拔、使用制度显然不够“高标准”。有一次，我在哈佛商学院与一位教授共进午餐。教授提到了哈佛选拔商学院教师的严谨与高要求，招收助理教授都需要有很好的专业背景和学术研究能力，助理教授申请做副教授除了教课以外，还需要看研究能力和在学术圈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学院会成立教授评估委员会，院内有15位教授参加评估，同时还要有校外15位教授的评估。被评估者并不知道这些校内外评估者是谁，因此即使想走“后门”也不知从何着手。即使在哈佛商学院做了助理教授，也不等于在这里能长期做下去。如果评不上副教授，就只好换工作了。评上了几年后拿不到终身教授，将来也只有另谋高就。
“兵不在多，贵在精”。美国人才资源看上去总量不如中国，但因为严格把关，层次完全不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施一公就曾经联合在《光明日报》发文称：“从大多数情况来说，我国的正教授平均水平尚未达到世界一流大学助理教授的水平。”
人才“重量不重质”，以博士为例，中国目前只有两所大学能进入世界前百名之列，本土至今没有培养出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世界级科学家，然而每年培养的博士总量却是世界第一。这一数量的背后正是博士的过度扩招。
这是一种广受批评的做法，因为博士的增多如果不是因为教育实力的提升，就失去了高等教育承担人才培养的意义。高等教育不是以提高全民素质为主要任务的大众教育和义务教育，教育部甚至可以全民普及博士教育，对13亿中国人都发一个博士文凭，但这不意味着13亿中国人全都是高端人才，教育部也可以出台一个与国际标准不同的文件认证他们都符合博士的学识要求，但这不会得到市场认可，因此，这样的扩招只能说是把大学当做赚钱的产业而非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
在90年代提出大学扩招是正确的主张，尽管中国教育实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提高，但过去大学生工作包分配，政府只考虑公立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用人需求，而外资企业、私有企业已经大量涌现，市场出现了极大的人才缺口。但是，2001年，中国毕业的大学生还只有115万人，而到了2008年已经达到610万人。7年之间增加4倍多，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过平均每年10%，就业增长率大约4%。哪个行业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能持续有如此大的缺口？
这也导致了另外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高校过度扩招是因为产业升级完成，市场需要？还是因为教育水平提高？或者中国变成了发达国家，需要普及高等教育？如果以市场为导向，它在利用政府的帮助和纳税人的税收，就不应该不根据社会、市场、企业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大学生就业早已经是个严峻问题，大学招生是否应该稳定在一个合适的数字，而非逐年增加？然而，2009年，教育部甚至计划增加录取5万名研究生，原因却是因为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
如果以培养人才为目的，就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学生素质的提高而逐步扩招。但事实上，即使是美国也无法轻易谈普及大学教育。在任何一个高等教育不等于大众普及教育的国家，高等教育都主要用来培养人才，大众教育用来提高全民素质。美国的大学不但能够自主招生，甚至宁愿把1/3的博士学位给了外国学生，也不愿意降低录取的门槛，砸毁自身的招牌。中国教育体系过于重量而不重质的做法，只能是自降声誉，也让更多对中国大学硕士文凭等不予承认的国家有借口可循。
3.本土人才培养缺乏国际竞争力
早在20多年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已经被提出。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秦伯益忧心忡忡地说：“20多年来，中国科技界的大部分时间和力量都用在苦苦地追赶别人，自主研究开发的原创成果并不多，由中国科学家开辟的科学新领域更是凤毛麟角。中国科技发展缺乏原创性、可持续的动力，缺乏跨学科、跨领域重大集成创新的能力，缺乏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影响力。”
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看上去非常庞大，2009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已经达到611万人；中国每年新培养约60万名工程师，是美国的9倍，然而在中国的160万名年轻工程师当中，只有约16万名工程师具备为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
这是中国教育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中国本土的人才培养不但滞后于中国的发展，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而且还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在没有人文意识形态差异、最无国界的自然科学领域，本土至今没有培养出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显示了中国本土高等教育体系培养高级人才的能力有多么欠缺，与美国等我们志在赶超的对象有多远的距离。
中国的大学在教育内容上有许多问题，不鼓励个性发展和独立创新，不注重人文素质和通才教育，是在努力培养“将才”而非领军型的“帅才”，国际化教育就只是等同于英语语言教育。国外的大学教育则并不是这样，我去年送女儿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就发现对于哥大的本科生来说，不管学任何专业，在大学一二年级都需要完成学校设计的这些核心课程：当代文明、文学、艺术、音乐、科学、外语、文化、历史、体育、写作。
注重综合素质和人文精神，也并不意味着忽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哥大每年为学生提供近5000个在各类企业实习的机会，几乎等同于在校本科生的人数，注重学生的实际能力，这也是美国大学一个显著的特点。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哥大鼓励学生进行国际化交流、培养其国际素质的做法，尽管全校有10%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已经营造了一个国际化环境，该校还大约有30%的大学生要去国外交流学习一学期或一年，成绩算进学分。哥大也能够为学生提供全世界50多个国家150多个交流项目的学习课程来申请。可见，西方对于培养能在全球各地展开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重视。
缺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无疑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印度的经济奇迹背后，依靠的是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工程师与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并且成为了世界数一数二的软件出口大国。而中国的经济奇迹背后，依靠的则是低工资的工人和低端的制造业，最终成为的是全球制造中心。正是这种忽略国际素质与竞争力的人才培养，导致了中国走出去大多数时候是担当“苦力”角色而非“智力”角色。
4.高层次人才分布不合理以及年龄老化
中国现有的高层次人才群体不但大部分真正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顶尖人才流失在海外，本土人才也需要在“人才”这两个字上打引号，总量少并且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及地区、行业、部门的分布也不合理。
在高精尖领军人才上，两院院士应是科技与工程领域最杰出的专家，但在中国，成为院士更像是终身荣誉，而在科学家最年富力强、最能够做出成就，也最需要经费支持的时候，尽管才华已经证明，却因为“太过年轻”而无法获得“院士”的头衔，更无助于他们推进自己的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