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计算外籍院士，从1955～2007年，我国两院共增选院士1800多人，其中在科学院，60岁以下当选的院士只有530人，不到一半。在工程院，老化问题更严重，只有大约30.57%的工程师是在60岁以下当选院士。这都还是按当选年龄来计算，因此，我国的高精尖人才不仅仅只是总量少、缺乏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领军人才，而且年龄也非常老化。
从专业技术优秀人才的总量来看，至2001年，全国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共有14.3万人，但近11万人已到退休年龄，真正还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的也只有3万多人，即使采取延缓退休的措施，我国在岗的高层次优秀人才总数也不到5万人。
另外，我国人才资源的分布也存在不合理现象：一是地区分布不合理，人才大量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则难以吸引人才；二是部门与行业分布不合理，金融、信息、国际贸易、高新技术等领域人才缺乏，可能有起步晚的客观原因，但许多基础研究领域缺乏人才，则是因为相关领域本该从事研究的博士们超过一半去当了公务员；三是市场经济要求人才能够自由流动，以便资源配置到最合适的岗位，但我国从国籍、绿卡、户口、档案、编制到相关社保等，都没有打破人才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公务员是一个不从事具体精神或物质生产的部门，主要职能是公共服务。如果人才都流进公务员队伍，而不从事具体生产，就只会让国家长远规划变为“空中楼阁”。除了政治、管理、法律、语言以及一些人文社科外，许多专业培养人才的主要方向并不是成为国家公务员。部分人才“学而优则仕”，或许是人生转型的好现象，但大部分基础研究、具体生产需要人才的岗位，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都去当国家公务员就不是什么好现象。例如目前中国过半的博士们都挤进政府去做大专生都可以应付的事务，无疑形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
5.请进来的人才难扎根
“过去的70多年我一直生活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可以在北京安家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机会。”
2005年3月，已经在北京建立了自己公司的“欧元之父”蒙代尔成为首批拿到中国绿卡的100名外籍人士之一。北京市政府有关人士曾经称，蒙代尔教授是北京市引进的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西方人，此举对于提升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和重视引进人才的新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记者，蒙代尔教授--这位199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感到很激动。因为来到中国投资、工作的外国专家，几乎很少有人不为签证、入境等制度所困扰。但是，大多数外国人可没有“欧元之父”蒙代尔那么幸运，因为中国不同于美国这样真正“不拘一格”重视人才的世界人才大国，无论这些外国顶尖人才如何热爱中国、做出什么贡献、有多大才华以及居住多少年，他们都永远无法入籍成为一个中国人。
中国在2004年出台绿卡制度之前，在外国人才上只注重短期的引进与使用。人才并不是“请进来”就完事，能否发挥作用，能否得到支持，能否获得长期发展，如果是中国长期需要的人才，如何出台更好的政策让他们愿意长期留下并扎根入籍，都需要认真考虑，因为引进的人才随时可能逆流失。但在中国，并不存在像美国一样讨论“逆向人才流失”问题的可能，中国从制度上拒绝外国人才留下扎根入籍。
在杜克和哈佛讲课、参与美国“逆向人才流失”调查研究的印度裔学者维韦克·瓦德瓦，就批评美国移民政策说：“如果美国需要高层次人才，我们就应该把他们留在这里，而不是把他们当临时工使。”
但这句话更适合用来形容中国的人才制度。美国人出台了欢迎外国人才获得绿卡以及入籍的扎根制度，职业移民每年批准额度达14万，尚且还在担心不能留住自身需要的人才，并造成在海外帮助竞争对手的局面。中国做的则正是美国政府想都不敢想的，宁愿自己蒙受损失也要主动把全球杰出人才推向竞争对手那里的事。
外国人才难以长期留在中国，更永远无法入籍成为“中国人”，在客观上也会影响外国顶尖人才来到中国工作的意愿与态度。这种政策导向给海外人才的印象就是：中国只是一个充满赚钱“机会”、必然又只是暂时居住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需要自己去爱护、可能成为“家”的“归宿”。因此他们到中国投资和工作当然也就会“一切向钱看齐”。只要不违背中国法律，他们不但忘记了在西方自觉遵守的标准，甚至故意违背国际制造标准和工作环境标准，不再重视环保，也不在乎劳工权益……即使微软、戴尔这样的公司来到中国都会与“血汗工厂”拉上关系，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曝光微软在中国一家“血汗代工厂”之后，批评微软说：“与关心为它制造产品的中国工人的工作环境相比，微软更加关心它在中国的版权和盗版问题。”
这就是当下中国在全球人才战争中的处境：本土既没有培养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人才，并不是真正的人才大国，而且也没有遏制住顶尖人才的大量流失。同时，还不能从全球人才市场上进行有效的弥补。在全球人才战场上，不但实力上无法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较量，甚至根本就没有去“亮剑”战斗，且不欢迎外国顶尖人才扎根入籍，海外人才“请进来”后只是短期引进与使用。即使出台了绿卡和长期签证制度，也门槛过高，并且只注重经济效益。
截至2007年底，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一共累计引进外国专家大约281万人次，基本上是短期而非永久性地长期引进，因此，官方数据用的也是“人次”而非“人数”。其中，真正属于永久性引进的人才自2004年开通绿卡制度以来，不过数百人而已。这与美国每年接纳14万职业移民获得绿卡，其中每年甚至有4万“杰出人才”无须在美工作、居住就能直接获得绿卡相比，无论引进人???的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无法比拟。
在接纳外国留学生上，2007年，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达到19万人，2008年则已经超过20万人。但是，与中国目前一年就送出近20万留学生、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超过100万相比，还是一个很大的“逆差”数字。
其次，中国送出去的留学生包括毕业于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的全国大部分最优秀的学生，而接纳的外国留学生却并不是国外最好的，外国最优秀的留学生也跟中国的留学生一样都是首选去欧美深造，这固然与中国大学在国际上的教育实力和地位有关，但也说明了中国在留学人才流动当中是处于一种“亏损”的状况。
并且，最关键的是中国并不像西方出台政策，方便自身需要、才华优秀的外国留学生，毕业后能够留在中国工作以及获得签证，取得绿卡和入籍。中国超过七成的留学生会留在海外，能力越强、学历越高回归比例就越小，而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即使具备杰出的才能最终都会离开中国。所以，从人才战争的角度来看，中国其实是只有巨大的“支出”，没有什么“收入”，“人才赤字”严重。
最后，如果不从人才战争来考虑，由于物价跟西方的差距，外国留学生在中国所交的学费以及产生的消费，又远比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费和消费要低。从经济上说，中国还是吃亏。即使德国、瑞典等大学对留学生不收学费，甚至假设物价比中国还低，由于大多数中国优秀留学生最终会留下来工作并入籍，还是等于中国为这些国家补贴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并且这些留学生最终会创造比学习费用更多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比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接受留学生，这些国家既赚到了上百亿美元的绿色外汇，又为国家补充了大量高级人才，还培养了一批“亲西方”的人士。一位教育界人士说中国接受外国留学生则是：“既不想借此赚钱，又没有强大到用它来吸引人才，我们就是培养一些了解中国、对华友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