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78年恢复留学大潮以后，据美国汉密尔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成教授在2005年所做的一份研究，中国省部级领导有留学背景的在2005年一共为61人，从事的领域为：科技方面14人，占23%；教育方面8人，占16.4%；工业发展方面8人，占13.1%；财政和对外贸易方面各占9.8%，而法律事务和农业发展方面，只有3.3%和1.6%。这个研究者最后得出认识：“中国的政治精英的多元化，直接关系到中国是否会形成一个更负责任、更有代表性、更多元化的机构。现在海归派从政人数的比率很低，不利于中国多元社会的形成。”
这位研究者可能数字上有所疏漏，而且4年后的今天也有所变化，但从整体来说，与其他教育实力滞后于经济发展、国力提升的新兴国家或地区相比，无论做比较的对象是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还是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中国体制外留学生进入政府机构的比例还是偏低。毋庸置疑，百年前“海归独秀”必然一去不返，但今天中国的人才培养体系依然难称世界顶尖，那些曾赴世界名校深造、在国际竞争中接受过考验并具有国际经验的留学人才依然能够为中国发挥重要作用。
颇为尴尬的是，即使海外华人素以不喜欢参加政治活动著称，但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97年的统计，当时大约有8%的理科与工科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政府机构工作。而在欧美同学会进行的抽样调查当中，归国留学人员进入国内政府部门的比例却只有3.4%。留学人员进入中国政府可能比进入美国政府还难，这从侧面反映出目前海归从政难以及许多留学人才不愿意回来的一些原因。
据欧美同学会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调查，超过一半的留学人员认为海归参加政府工作不会增加国家和社会管理风险，不会对国家现有干部管理体制带来冲击。还有超过1/3的留学生愿意放弃现有工作进入政府部门。而我此后联合《神州学人》杂志进行的调查当中，也有71.63%的留学生认为国家应鼓励更多归国留学生进入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但是，有78.67%的留学人员却也承认他们存在从政难的问题。
2.教科文卫领域：挑大梁的主力
教科文卫是新中国海归群体最集中的领域。这些领域是海归最具有优势的“保留项目”。当然，从某种程度说，留学生们正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教育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才被派到领先的国家去学习和深造。
人才回归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主要推力之一。在2006年度国家科技奖中，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有36.58%是海归，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中有66.67%是海归，在神舟五号8个系统总设计师中，留学回国人员占了1/4。国家技术发明奖第一完成人中40%以上是海归，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30%以上是海归。媒体评论，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海归中已经涌现出一批中国科研领军人物。
1998年，教育部与李嘉诚共同筹资设立一项高层次人才计划，以延揽学界精英，也就是著名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至2003年，共有74所高校聘任了537位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基本具有博士学位，90%以上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而在2006年受聘的长江学者中，具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为192人；特聘教授中直接从海外应聘回国工作或近3年回国工作的有32人；99位讲座教授全部从海外聘请。
海归在教育领域的作用是巨大的，以前担任过中国农大校长，目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的陈章良就曾举例说，中国农大过去从来就没有在《科学》、《自然》上发表过文章，科学是无国界的，这是个尴尬而没有借口的纪录，但正是2005年引进两名留学生实现了百年零的突破。有留学英美经历的北京交通大学副校长宁滨就称：“海归有着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学科带头人中有不少都是海归。海归在科研前沿和国际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学术思维开放，为高校自主创新带来了生机。”
海归也是清华、北大的栋梁，例如2003年，北京大学本部有博士生导师533人，留学人员就约有422人，大约占80%；教授799人，有留学经历占60%～70%，副教授859人，有留学经历的占70%～80%。1978～1997年，北京大学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自然科学进步奖、科技进步奖、发明奖等奖项中，留学回国人员占获奖者2/3以上。而在清华大学的校、院、系一级领导当中，几乎90%以上都有过留学或出国进修1年以上的经历，其聘用的45名长江学者，90%以上都为留学归国人员。1990年以来留学归国者占新增教师总数的80%以上。
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情况与科教战线相类似，全国医学院所的主要负责人和三级甲等医院的院长，绝大部分都是海归。一线主任医师中海归占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对医学科研及临床治疗，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新闻、文化、影视和传媒等诸多方面，海归学子也以其过人的胆识和全新的思维，影响和改变着国人的观念，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归国人才在科教文卫领域的重要贡献，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科研成果上，更体现在促进和推动国家教育科研体制的改革创新上。大批高层次海归走上所在领域领导岗位，实现从科研教学向行业管理的转变，对充分整合教育科技资源，提高创新效率的作用不容低估。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和科技部部长万钢都是海归。
3.创业大潮：高新产业的主流
“如果不回国，李彦宏可能会成为美国互联网领域一个出色的工程师，而我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成功的会计师或金融顾问。但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殊途同归回到祖国，回到百度，用自己的才智实践着梦想。百度从创立发展到今天，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几个人的小公司，变成了今天汇集了近5000名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服务着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与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竞争者比产品、比技术、比智慧的知名公司，它身上维系着我们浓浓的中国情结。今天的百度在国内搜索引擎市场上已经遥遥领先。今天，在我们取得60%以上统治地位的市场份额后，百度开始进军海外市场。”
这是百度前CFO王湛生的自叙。2007年12月27日，留学生出身的王湛生在三亚度假时因在海上游泳而不幸遭遇意外，他应我的邀请为我主编的《缤纷海归--百位海归谈事业与人生》写的文章，也就成了他生平最后一篇的公开文章。
如今，百度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搜索的标志性企业。但是，百度只是改革开放30年来归国留学生在高新技术领域创建的无数企业之一。海归为我国创造或管理了一大批活跃在高科技和新经济领域的主流企业，如亚信、UT斯达康、百度、新浪、搜狐、中芯微电子、携程、e龙、盛大、前程无忧、空中网，无锡尚德、新东方、如家快捷等，这些企业奔赴海外上市，也为中国在全球化产业链中带来了新的形象。纳斯达克中国首席代表徐光勋就称：“这些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他们带来的中国概念也被国际市场所接受。这对中国企业而言，无疑是好事。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中，高级管理层大多拥有海外留学背景。”
高科技产业与新经济领域是人才回归创业的主要阵地，他们的贡献最突出地体现在填补国内空白行业，完善中国经济结构上。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如今一个街头小贩都懂得炒股，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却并没有股市、股份制企业、股票，海归正是扮演了这样的“启蒙者”。1988年3月，两名留美学生王波明、高西庆联合刘二飞、王巍、李青原、茅桐、王大伟、盛溢等8人向政府提交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提出：“经济学有三要素：人力、原材料、资本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就缺资本市场。”
随后，高西庆、王波明创建了“联办”，并准备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但遭遇重重困难。此后，时任上海市长的前总理朱镕基主持浦东开发计划，有意将上海建成金融中心，然而开发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中央没有钱，只给政策支持。这恰巧给了“联办”一个机会。另外一位身在“联办”、曾于德国汉堡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的海归宫著铭就对朱镕基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要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
最终，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联办”设计建立了“STAQ”即中国证券自动报价系统。随后，他们还参与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设计，中国证券市场由此建立。
华谊兄弟是如今中国内地呼风唤雨的民营影视公司，老板是留美归来的王中军。华谊兄弟最开始是家广告公司，经营杂志靠刊登广告赢利，生意勉勉强强。使华谊兄弟公司完成命运转折的是中国银行的标准化规范工程，这使华谊广告一举跻身为全国十大广告公司之列。当时，中国的企业没有什么品牌意识，中国银行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标识五花八门，只有王中军为中国银行提出了统一标识，实行标准化、网络化管理的主张。王中军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意识，仅仅因为他在国外的见识：“这是个很简单的方式，国外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中国没有。这不是我创新的，而是我从国外学来别人的方式。”
当然，仅仅“查漏补缺”是不够的，留学生最重要的是能带来更为先进的技术、理念、制度。1992年，当田溯宁在美国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时，声势浩大的美国总统大选开始。后来成为总统的克林顿在竞选时提出了“建筑美国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但打动了美国选民，也同样打动了田溯宁。田溯宁相信信息技术革命不但能改变美国，也一样能改变中国。
后来，田溯宁就在一次回国中发现，国内正在用最原始的办法处理信息，那就是剪报纸，录入信息，再将信息通过中国科技情报所的一条互联网专线以FTP的形式传到美国，而从美国传来的信息到国内也只能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分发。国内还没有网。于是，田溯宁和另外一个留学生丁健建立了亚信公司，并提出一个口号：“把@带回家。”此后，亚信回国发展，并承接了中国30个省市共31个节点的中国电信CHINANET骨干网建设，这是第一个以TCP/TP互联技术覆盖全国所有省份的大型数据通信网络。亚信因此被人称为“中国互联网的建筑师”，2000年3月3日，亚信还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纳斯达克第一家中国内地的高科技企业。
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建立留学人员创业园110个，入园企业6000多家。其中，仅仅中关村科技园区已经建立了21个留学人员创业园。到2006年底，中关村园区累计注册留学人员创业企业3588家，注册资金总额达到45亿元。在创业的留学人员中，57%拥有个人的科技成果，44%的科技成果获得专利。
另外，归国留学人员创业的贡献，也不仅仅体现在创建高科技企业直接推动经济发展，更体现在通过创业促进技术创新，带来新的管理模式、融资方式和发展理念，特别是带动和提升了中国的创业文化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种观念影响更为深远。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控股在纽约交易所上市后，董事长施正荣在2006年度因此成为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当年的中国首富。施正荣正是1988年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的海归，当年创业时，就曾有人对企业发展道路表示过质疑，认为在中国要做大企业就得靠房地产，但施正荣回答说：“我们做这个行业，一无污染，二无负担，三不违法，四不违背良心，干干净净地赚钱，何乐而不为？”这种靠理念、知识和科技获得的巨额财富，无疑对中国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是一个非常好的财富示范效应。
4.中国“走出去”的急先锋
海归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自己创业直接成为急先锋，然后带领企业到海外上市，进行跨国贸易，在海外建立分公司“攻城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