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欧美上市的高科技公司，绝大部分都是由留学人员创办。2007年，我曾对回国创业的300名海归进行调查问卷，结果大部分海归都认同自己在“能更好利用海外关系”、“企业运作更规范”、“在高科技等行业更具优势”方面占据优势。其中，认同“能更好利用海外关系”的比例最多，这一结果也表明海归在本土企业走出去当中具有优势。
香港科技大学的崔大伟教授和他的同事也做过一项关于中国海归回国创业和本地企业家的比较。2006年，我和崔教授一起参加了世界银行、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在美国、中国和印度同时举办的全球人才流动的电视会议论坛。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海归是否从国际资本中获利，考察对象包括在国外经历的时间、技术的水平、海外考取的学位和海外关系网等。二是海归与本土企业家对适应国内营商环境的能力有什么差异。三是是否由海归的海外经验的多少而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等。
崔大伟教授研究收集了海归企业和国内企业各100家，结果19%的海归在海外拥有自己的公司，25%的人在海外拥有合伙公司，67%的人宣称在海外拥有关系网。在供应及销售网络中，平均每位海归联络有1.85家海外公司，而本土企业家平均只有0.82个供应商。44%的海归企业家在海外拥有独立或合伙的公司，即在进行人才环流。这一趋势也值得政府注意，因为海归的优势在于国际化，如果政府不注意消除人才环流在国籍、绿卡、签证的限制与门槛，方便他们进行跨国贸易，就可能会影响人才回归创业。
海归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帮助，第二个方面是利用自己国际化的经验和优势，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帮助本土国有或者私营企业走出去。
近年来，许多归国留学人员进入国有企业工作，帮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海外上市。我国金融业的体制创新，包括银行上市、股市改革、外汇管理等很多方面，以及各类基金公司，都有归国留学人员参与其中，他们的经验与智慧对转型期的中国金融安全也至关重要。当然???还有许多海归在促进民营企业的外向型发展。例如在中海油，公司董事会有8位董事，4位独立董事都是外国或留学人士，董事会议常常用英语进行。
田溯宁还曾在自己创建的亚信海外上市前夕，因为无法拒绝“国家”的邀请，而加盟网通领导企业的海外并购与上市。2001年，田溯宁主导网通以8000万美元收购亚洲环球电讯，后更名为亚洲网通，这被业内人士称为是“国内电信运营商第一次介入主流国际电信市场的创举”。2006年6月，中国网通以4.0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亚洲网通，这笔交易使网通获益400%。更大的挑战来自网通上市，由于中国电信上市不太顺利，全球资本市场对网通的期望值非常低。正是在熟悉国际商业规则的田溯宁的努力下，2004年11月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网通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出了强劲的势头。
田溯宁离职后，中国网通董事长张春江的评价便说明了其在企业“走出去”上的贡献：“田溯宁在担任中国网通首席执行官期间，为中国网通在竞争激烈的电信市场中稳步发展、完成重组改制，并成功于海外上市和为集团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方面是海归们从事投资银行、咨询、会计、法律等“中介”行业，能够间接地帮助中国的企业在海外发展，充当“推手”。
中国特大型国有企业，甚至本土四大国有银行的改制上市，几乎每一例都少不了国际著名投行、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帮助。而这些投行在华的掌门人，几乎全都是归国留学人员。国内主要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和高层当中，很多也是归国留学人员。另外，来自欧美、日渐走红的风险投资及PE【私人股权投资】，他们在中国的合伙人、管理人，90%以上也都来自海归。海归对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换代、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大型企业走出去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
美林中国区主席刘二飞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2005年联想收购IBM的全球个人PC业务，一跃成为当年全球第三大的PC制造商，正是源于他的牵线搭桥。当年柳传志并没有收购意愿，只是不愿意推却刘二飞的面子才答应去听美林一个上午的电话会。会议结束后，柳传志说：“听完了，你的忙我帮了，但我还是不想买。”
美林作为IBM的客户，刘二飞不便透露内情，只能三番两次劝说：“虽然IBM是你的对手，但它有很好的技术，你多了解一些情况没什么不好。这样吧，你签一个保密协议，然后再派人详细了解一下IBM的情况，如何？”柳传志经不住刘二飞的苦劝，派了一名高管带队去美国考察了一圈，最终才有了后面的收购。
而刘二飞在1992年从国外回到北京，那时中国各阶层对投资银行几乎一无所知。刘二飞至今还记得一位领导问这样的问题：“你能给我们贷点款吗？……我这有人民币，存在你那儿是多少利息？……既不能贷款又不能存款，那还叫银行吗？”当然，这不是那位领导无知，当时国内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投资银行做什么。1994年的庆铃汽车融资是刘二飞第一个为国企海外融资的案例，当时的刘二飞得耐心讲解什么是路演。
海归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第四个方面，体现在观念、理念、制度、文化的影响上。因为投资百度而获利的海归汪潮涌谈到自己为什么信任百度公司时，就曾这样指出：“在中国成功的互联网企业里，一般都遵循这么一个规律，他们总是在美国或欧洲，找到一个标杆企业，比如搜狐对应雅虎，易趣拷贝eBay，当当瞄准亚马逊。只要中国的这家企业能够把国外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移植好，而且执行力很强，就能够把中国的市场份额做到前一二名，那么这种公司的价值就必然会乐观。”
显然，海归从国际市场融资的方式、规范的国际化企业运作、西式的新商业模式等方面，都会间接地影响中国的商业文化，注入崭新的观念、理念、制度、商业模式。
5.跨国公司本土化的推动者
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跨国公司本地化与本土公司国际化，是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过程中的“两条腿”，缺一不可。海归不仅仅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推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研发中心、与本土企业建立技术联盟，甚至还帮助锻炼了一批优秀的本土人才。目前，差不多所有在华的跨国公司都有归国留学人员，许多海归甚至成为世界500强中国公司的总裁或副总裁级别的高管。
跨国企业的进入，难免与本土企业展开各类竞争。是否共赢，决定着跨国企业在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命运，没有赚钱的机会，跨国公司不会来投资；自己不能得利益，国家则没有必要引进外资。互利双赢，是引进外资与外资进入的共同点。由于东、西之方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距离，如果缺乏能够连接两者的人才，就难以找到共赢的落点，而海归的作用正在于此。
“很幸运的是我现在做的事情，对中国和跨国公司都有利，比如吸引人才、培养人才；此外，打造一个环境--大家可以开发出一流的产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中国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加入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时，我正是他的推荐人。他就曾经向我谈到这一点：在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的这些海归，往往有一种中国情结，所以他在做事的时候会想着要为中国好，也要为公司负责，这样会实现双赢。比如他在微软刚建立亚洲研究院的时候，就提出“身在微软、服务中国”的口号，并设立自然基金会，和教育部合作，成立战略合作部，为中国政府提供人才培训，最终使中国和微软双方都能获利。
然而，本土人才一样有中国情结，为什么海归会成为跨国公司本地化的优先选择？张亚勤就指出海归具有优势，不仅是对两边文化都了解，与国外、国内打交道都没有语言、文化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海归回国后，因为接受西方文化熏陶而遭遇“再融入”的问题，跟跨国公司本土化所遭遇的“融入”问题有相似性，跨国公司对他们也更具有信心。张亚勤自身就有跨文化背景，他在中国出生上大学，然后在美国读博士后参加工作，因此才能成为微软中国的主席。
1998年夏天，微软在中国建亚洲研究院，曾惹来各方质疑--“微软要在中国抢人”，“民族软件业遭受微软冲击波”！而在幼年从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的李开复的带领下，微软通过向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公开管理经验，与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投资科研项目和科学基金会等行为打消了人们的顾虑。有时候，中国的大学甚至比美国同行还能更早地分享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成果，这也使人们意识到这些工作对于中国的基础研究有很大帮助。
“差不多一两年以后，国内媒体看到了研究院一些成果的公开，看到了一些跟高校共赢的项目，看到研究院确实没有做什么新的不利于中国的产品，而真的是一家科研机构，大家抵触的气氛渐渐缓和了。”2007年李开复后来回忆说。能够找到两者的共同点，这得归功于李开复的跨越东、西方的国际人背景，这一点也让他后来成为Google中国区的总裁。
Google公司的创始人赛吉·布林和拉里·佩吉曾解释，选择李开复是因为他能够将Google和中国结合起来，“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位有卓越的技术才能、领导能力、热爱中国、深刻理解Google价值观【尤其要正直和诚信】的特殊人才。非常幸运，我们在李开复身上发现了这些优秀的品质。”
6.民间外交的参与者与国家形象的体现者
“无论面对行人、媒体，还是异议示威人群，都要保持微笑，展现中国人的良好风度。”奥运圣火传递时，因为出现波折，散布于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都组织起来保卫圣火。在法国留学生就组织了“奥运火炬巴黎志愿者护卫团”，并在活动章程中写下这样的话。随后，在2009年圆明园两件兽首在巴黎被拍卖时，又是这些留学生以及一些在法华人来到在巴黎塞纳河边的大皇宫外集会发起抗议和法律诉讼，印发大量法文宣传资料，向法国民众介绍圆明园和鸦片战争的历史真相。
隔着国界来看中国，总会有许多的误解和神秘。大多数外国人也不可能来到中国深入调查，因此，海外的留学生以及华人，往往就直接代表着中国的形象。
归国留学人员也是我国民间外交的重要力量。20世纪50年代我国对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外交，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外交，都有留学人员的身影。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贸易纠纷、市场竞争、资源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与一些国家的摩擦。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民间外交显得格外重要。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尤其是在海外，通过当地民间机构的解释和争辩，往往会起到比中国官方渠道的宣传更有力的成效。
如今担任新闻集团全球副总裁兼星空传媒CEO的高群耀，曾经领导过微软中国两年半。有一次他就对我说，任职微软期间，最让他感到自豪的事之一，就是改善了微软长久以来与中国政府的“僵化”关系，扭转微软在中国政府和公众中的负面印象，也为改善中国的国际??象出了力。
当时，微软进入中国市场多年，却一直没有找到与政府沟通的有效途径，尽管合作会带来“双赢”。后来，恰逢一年一度的美国国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讨论，高群耀就说服美国的同事一起为中国政府摇旗呐喊。一方面，他们对一部分摇摆不定的国会议员进行游说，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美国的主要媒体发表评论，来倡导美国政界支持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在5月份投票的那一天，在《华盛顿邮报》刊发了一篇比尔·盖茨的文章--《清华大学联想》。因此，当美国最后通过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龙永图就特地到微软中国的总部表示了感谢之情。
现在，在国际舞台上，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在全球财富论坛上，在世界各种交往的平台上，我们都能看到一批十分活跃的归国留学人员，他们熟悉东西方文化，成为沟通中外民间和商务往来的一支重要力量。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在美留学人员团体通过同美国国会议员们的沟通，开始影响美国有关政策的决策过程。还有很多留学人员在国际传媒上，用流利的外语向国际社会讲述我国的情况，为交流提供了新的可信任的角度。我国留学人员群体已经从早期的留学、谋生、创业转向了关心国家的发展，关心祖国与留学国之间的关系，并成为了民间外交的友好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