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将全球化划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时代”发生在1492年到1800年，主要推动力量是国家与政府；“全球化2.0时代”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主要推动力量为跨国公司；2000年开始进入“全球化3.0时代”，这一阶段主要推动力是互联网和个人。
尽管托马斯·弗里德曼只是诠释自己全球化的理念，但也折射出了一些人才战争的新趋势：例如跨国公司带来的人才本土化；互联网使个人可全球“零距离”工作，因此使人才战争可以绕开国籍、绿卡、签证等限制行事。但是，“国家全球化”时代的彻底结束，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作为标志性尾声事件；现代意义上跨国公司的全面崛起则发生在“二战”之后；“个人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战争，最主要的推动力不是信息科技革命和互联网，而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确立，让人才成为了国家发展的第一资源。
过去，自给自足的经济决定了人才战争所争夺的对象，只能是少数领域的极少数高端人才。有识的政治家尽管会招揽“天下贤能”以及“收买”敌国的人才，但依然局限于小范围之内。中国最强盛的堪称为世界大国的汉唐时代，无一不与国家的开放有关，秦用商鞅变法始成强国，匈奴王子金日
成为了汉武帝五位托孤辅政大臣之一，而在唐朝，政府内部仅仅高丽人就有高仙芝、王毛仲、金允夫、金忠仪、李正己等人担任过地方最高长官或高级将领。但是，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国--美国每年14万的职业移民当中，直接发放绿卡的杰出人才名额都高达4万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1492年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过认识世界，但海洋一直是不可逾越的天堑。而哥伦布的冒险、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则使人类第一次成功地跨越海洋，把有人类居住的各自隔绝的六大洲联结为一个整体。这是“全球化1.0”的“国家全球化”阶段。此时的全球化为各国政府所主导，进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认知、政策以及实力，从开辟新航路的冒险家，到那些在欧洲之外进行人力和能源掠夺的殖民公司，例如早期统治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背后都有着浓重的政府色彩。
在这一世界壁垒铲平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的是血腥的屠杀、野蛮的战争、奴隶的贩卖、资源的掠夺。打破国界的敲门砖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侵略；萌芽的市场经济需要的自由劳动力通过圈地运动来保障；经济全球化带来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要求，但其背后是总量过亿的奴隶贩卖；能源、资本、消费形成世界统一市场的同时，则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沦为少数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这一阶段，欧洲国家更看重实体物质资源的掠夺，但全球人才战争已经开始渐现端倪。
全球化第二个阶段是“企业全球化”时代，跨国贸易和跨国企业开始崛起。许多政府发现占领一个国家，不过是为了使用其土地，获得其矿产、人力资源，销售自己的产品，而这些完全可以通过文明而体面地全球化自由贸易来实现，这一征服世界的方式比充满血与火的战争无疑要“和平、合法并且文明”多了。
同时，私有经济也逐渐崛起为全球性垄断企业。自1882年由27家公司合并组成美孚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开始，到2000年时，全世界跨国公司已经超过6万家，在全球建有分支机构80多万家，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以及所有的经济领域和产业部门，占世界总产值的40%，国际贸易的60%，国际技术贸易的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基本左右整个世界经济。
私有企业的跨国扩张也许会受到政府和政策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行为，并不一定怀有政治目的，尽管政府的决策与政策可能会影响私有企业的竞争，并影响他们的命运。企业与企业之间争夺人才，企业也与政府为自身需要的人才而展开竞争，企业全球化还使全球人才战争延伸到了民间领域，并且本土企业即使不从事跨国贸易，也一样可能在本土面对来自海外政府与跨国公司的竞争。跨国企业带来了“人才环流”、“人才本土化”等新趋势，也使人才战争成为涉及全球每一个主要行业的常规战争。
“全球化3.0”时代是“个人全球化”时代，但这个阶段对于人才战争的最大影响，在于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知识经济的确立，使人才成为第一资源，智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简单地说，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
知识经济不等同于虚拟经济，也包括实体经济，例如制造业的高端部分。与传统经济不同，知识经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性要素不再是机器、劳动力、设备、能源等实体物质，而是人的智力、知识、创意、技能等脑力因素，产业价值和利润也大部分流入这一环节。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当前世界，工厂、土地、工具以及机械所凝聚的财富日益缩水，而人才资本对于一国的竞争力正变得日渐重要，在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美国，人才资本“与实物资本相比，重要性要高出三倍多”。
知识经济成为一个“时代”，意??着一个庞大的人才阶层创造了主要的国家生产总值，这是一个个的产业，各国需要争夺的不仅仅是顶尖科学家和领军型人才，还包括高新技术人才、基础领域的高级人才，以及实用型技能人才。因此，世界各国不能只是为诺贝尔奖得主之类的人才开通移民入籍的“绿灯”，诺奖得主需要的助手与研发团队、其发明专利产业化所需的经营型人才，也在同样的引进范畴。
人口结构的变化
到2050年，欧洲、美国、日本、中国，都可能出现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人的老龄化状况。按照目前趋势，2000～2050年，意大利的人口预计将减少22%，爱沙尼亚减少52%，拉脱维亚减少44%。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在发达国家非常普遍。中国虽然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未来10～20年内也将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低出生率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2000～2050年期间，整个欧洲6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将从15%上升到28%，仅仅在10年后，每100个退休者就只有87个年轻人来进行补充；而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将从17%上升到36%。
联合国2000年发表一项报告也指出：如果接纳移民是维持欧洲现有劳动力的唯一办法，那么目前欧洲接纳移民的数量还需要提高很多。该报告认为，欧盟15个国家【现在为27个成员国】若在2050年还保持当时的人口规模，在此期间将需要输入大约4700万移民；若要维持15～64岁年龄组的现行规模稳定不变，将需要输入7900万移民；若要维持现行的老年人赡养比稳定不变，将需要输入6.74亿移民，就算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也需要移民1.12亿人。
对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地广人稀，劳动力总量不足，并不能够支撑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也同样需要补充大量移民。澳大利亚联邦移民部长伊文斯就指出：澳大利亚必须坚持大量吸纳移民的政策，是考虑到如果不增加吸纳新移民，澳大利亚人口不到5年便会老化，经济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大量劳动力过剩，并且还在以爆炸般速度继续增长的局面。在未来40年，全球人口有望增长26亿人，从目前的65亿人增长至2050年的91亿人，但几乎所有的增长都将集中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可能会从目前的53亿人增长到2050年的78亿人，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负增长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世界人口结构的畸形变化，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长上存在的巨大反差，自然会加速全球人才的流动与竞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快速增长，自身的产业和经济规模却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就必然会促使遭遇经济困难的人们离开家乡寻求发展。同时，发达国家延迟退休年龄、通过分工协作提高效率、实现区域人才自由流通等措施，依然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必须会选择获得大量移民进行补充。
自然，即使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不以知识产业为主，可替代性强的低端产业也并没有太多外包，任何一个国家也只会更欢迎那些能做出更大贡献的杰出人才，以及那些能为本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投资人士。尽管当地人不愿做的家佣、清洁、建筑等工作，也长期需要外国劳动者，这类低技能移民的进入并不会造成本土劳动者的薪酬降低、就业受影响，但从长期看，这些低技能劳动者还是容易成为政府负担，并且因为他们缺乏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在融入当地社会往往相对困难，容易形成种族对立问题。
因此，从整体来说，发达国家包括任何一个接受移民的国家，尤其是在申请成为本国的永久居民或公民这一点上，采取“选择性”的移民政策都会成为一种必然：要么是本国公民亲属优先，同族裔血统优先；要么就是人才和投资者优先，让移民政策为人才战争服务。
国际产业转移
伴随着科技革命，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当某些高新产业能够创造越来越多的生产价值时，当产业价值链大部分利润日渐流入到智力生产环节时，发达国家就会越来越多地发展耗能低、耗材少、附加价值高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保持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研发、品牌、营销、产品设计等产业链高端部分的控制，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低端部分，逐渐转移到成本更为低廉的海外地区。
成本更为廉价，是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地的首要因素。不仅仅是劳动力、土地要廉价，也需要有更小的政治、社会、政策的成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要出现过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大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转移，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信、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时代，日本的高端人才几乎将前往美国学习、培训、研究、工作，视为成材的必经途径。
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开始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自身则开始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附加价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人才回流，而“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大量外流，并伴随着比例相当高的人才流失。
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将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开始大量回流，留学人才回归比例在产业升级之初大多超过五成，而中国、印度则成为欧美新兴主要的人才输送国。
国际产业转移会带来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当这些工业国家在承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逐渐掌握一定程度的技术，从仿造中学会创新时，则必然会向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升级。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新兴工业国家从事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会逐渐递减，跨国企业必然开始把这些低端产业转移到成本更廉价的国家和地区。这会带来国际产业的再次转移。
中国、印度等国在制造业的发展上已经登峰造极，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只能放在附加值更高的第三产业和知识产业上。但是，拥有超过世界1/3的人口，劳动力过剩严重，再加上严重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跟经济增长同步进行，或者说依然相对廉价。同时，数以千万的人无业可就，也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这些国家不可能像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一样迅速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列，新一轮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不会那么快地发生。
中国在未来20年内的产业升级，必然不是放弃“制造中心”而升级成为“创造中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会“腾笼换鸟”，但中西部地区会把那些制造业承接过来。或者用俗话说就是，“制造中心”和“创造中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