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成功仰赖于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因为最能吸引人才的国家，经济就会最成功。
--新加坡国务资政、前总理吴作栋
2008年诺贝尔奖的表述曾让日本很受刺激，首先是南部阳一郎作为美籍日裔科学家领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另外两位获奖者小林诚和益川敏英只是解释了这一理论】。日本文部科学省表示：“从国籍上说，南部现在不能算是日本国民。但考虑他赖以获奖的科学成果是在日本国籍时期取得，因此从心理上说，我们希望将其视为日本人进行庆祝。”
日本文部科学省后来决定，在正式记载中将南部阳一郎作为美国获奖者进行表述，同时却坚称“今年日本共有4人【包括南部阳一郎在内】荣获诺贝尔奖”。可事实上，南部阳一郎虽然49岁才加入美国籍，但31岁就来到美国，科研成果也是在美国取得，科研的经费、设备、报酬由美国提供，工作成果也服务于美国。
接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公布，又把还没有放弃日本籍的下村修当做美籍日裔科学家通告全世界。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一开始就把下村修的国籍写成“美国”。人们似乎没有疑义，因为下村修跟南部阳一郎一样，从31岁就移民美国，此后为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就连获奖时的例行采访也是在其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进行。
这两件事严重刺激了整个日本社会，这比同年华裔诺奖得主钱永健对着中国媒体否认自己是中国科学家带给中国的刺激有过之而无不及。平心而论，钱永健为美国效力无伤大雅，毕竟除了血统之外，钱永健是纯粹的美国生、美国长。而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却本是日本人，在30多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刻去美国寻求发展。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自称科技立国的日本，竟然无法留住本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这无疑是种耻辱。
就连中国的新华社也报道说：“30多岁就赴美研究的下村修获化学奖，诺贝尔奖网站一开始把他的国籍错写成‘美国’。日本诺奖获得者中带着的那一丝美国色彩，让日本人欲说还休，并开始反思本国的人才流失现象。”
既然“硬件”没有问题，那么人才不回归祖国，自然就跟政府政策、体制文化、人文环境等“软件”有关。或者说不是政府没有钱，而是政府不愿为科学家付出高工资。《日本经济新闻》就发表评论指出：“美国不仅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其科学研究者的收入也比日本研究者多出10倍。此次获奖的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人才外流的问题。”
日本领军人才“美国制造”的背后，还反映出日本多年的“人才外流”现象。截至2008年，一共有16个具有日本血统的人获过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有9位，但不仅仅是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汤川秀树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生理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奖期间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日本自然科学领域一半以上诺贝尔奖得主都曾在美国留学或工作过，只有益川敏英一个人不会说英语。
因此，尽管人才外流会带来人才流失，日本却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些通过“外流深造”培养出的领军型顶尖人才，已经是本国科学发展的主力军，对于日本发展与崛起的作用不可替代。或者说，日本需要考虑的不是阻拦“人才外流”，而是如何在人才流动当中避免人才流失。当然，事实上人才外流虽然频繁，但日本的人才流失并不严重，并且带来的贡献远大于损失，16位日本血统的诺贝尔奖得主，只有一位不是日本籍。
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人才跨国流动不可避免，但人才外流却是把双刃剑，一个国家该如何对人才的外流、滞留、流失加以区分？如何培养与使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如何有效地保障人才外流后，将来会携带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充足的资金与经验回归？如何制定应对全球人才战争的人才战略？
1.人才外流与流失
截至2005年，全世界约有1.91亿人在出生国以外生活与工作，占世界总人口的3%，并保持着每年约3%的增长率。简单地说，全世界每35人当中就有1人是移民，而每5个移民当中有1个生活在美国。出于人才战争的考虑，当今世界各国的移民、签证政策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比如资本与高技能人才，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比如低技能劳工。因此，劳动力的全球跨国流动，日渐演变成人才跨国流动。
人才的跨国流动对于输出国来说是“人才外流”，对于接受国来说则是“人才流入”。尽管“人才外流”不意味着“人才流失”，“人才流入”不等于“人才归化”，但从整体趋势来看具有一致性。目前，“人才外流”与“人才流失”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是：
·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人才向最发达国家美国大量流失。
·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失。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才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流失，同时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才从发达国家回流到新兴国家。
人才流失的重灾区：非洲
1963年，英国皇家学会因为发现大批英国科学家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并给英国经济造成损害，首次公开提出了“人才流失”论。当时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欧洲不得不用鞍前马后追随的代价，来换取美国先进的原子弹、火箭、导弹等武器的保护。但是，学者们却发现正是大量的欧洲顶尖科学家流失到美国，才让美国这些领域的科技实力赶超欧洲，领先全世界。
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发展中国家问题似乎更严重。从流失比例来看，人才流失影响最严重的灾区，往往是非洲这样人才总量不多、最需要人才来改变现状的最贫穷地区。200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结论就指出：人才流失严重，是阻碍非洲国家发展并影响其顺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撰文抨击说：“不发达国家从屈指可数的财政收入中挤出巨资投入人才培养，但所培养的人才最终却去为强国服务，其中非洲受人才外流影响最大。这阻碍了贫困国家的发展，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才培养计划，而这些人才对这些国家摆脱不发达状况又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不发达国家为人才流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非洲国家。
2004年就有一项研究指出，目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工作的非洲高等教育毕业生已经超过100万，非洲国家每培养1名高科技人才大约需要18.4万美元，这笔费用可供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500个农民生活一年。人才的缺乏又使非洲国家同时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专家以弥补必要的人才缺口，每年该项支出又高达40亿美元，占非洲每年所获外来援助资金的1/3。因此，只是人才教育、培训、替代成本的损失，对于经济困难的非洲来说都已经非常庞大。
而在医疗、教育等特殊领域，人才战争带来的伤害更为深远。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报告所言：医生和护士是穷国向富国提供的“最有悖常情的资助”。2005年，挽救儿童组织【Save the Children】和名为Medact的医学组织进行研究调查，就估计英国从海外补充了大量专业医务人员，其中仅仅从加纳引进医生和护士，自1999年以来就节省了6500万英镑的医生培训费和3800万英镑的护士培训费。
但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医疗关系生命，教育关系未来，这种损失还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非洲拥有全世界20%的人口，但只有占全世界3%的医务人员。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医务人员缺口在100万以上，全球57个极端缺乏医务人员的国家有36个在该地区，将近50%的非洲人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因此，时至2004年，有26个非洲国家的国民平均寿命低于50岁。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莱索托的人均寿命甚至低于40岁。利比里亚的婴幼儿死亡率也有15.7%，马拉维妇女生产死亡率也高达1.8%……
因为医生的缺位，塞拉利昂的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为16.6%，妇女生产死亡率为2%，近30%的婴幼儿会在5岁前夭折，人均寿命不足40岁。但是，美国芝加哥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全国的医生总数还多。这也不是特例，赞比亚1964年独立之后所培养的医生90%移民到了国外；肯尼亚卫生部统计显示每年在公立医院受训的医生只有10%留在国内；英国曼彻斯特来自马拉维的护士比马拉维本土护士总数还多……
这一切的背后正是全球的人才战争。正如一位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所说：“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
人才外流可耻？
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曾联合新浪网进行调查--“你怎么看待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4797人参与投票，73.94%的人认为中国人才留在海外不归是种耻辱，只有27.06%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国外更适合发展。根据报道，一位受访者虽然没有出过国，却不无激动地表示：“这种出去就不想再回国的人，往往是没有民族感的金钱主义者，爱国主义思想缺乏，个人得失高于一切。”
为中国人才流失在海外不归而觉得耻辱，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媒体与受访者似乎都把“人才外流”当成了“人才流失”，问题设计是“怎么看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却变成了“怎么看中国人才流失到海外”的回答。这显示出媒体和学术界的常识性错误：如果“人才外流”到海外就成为了“耻辱”，出国留学、工作都属于“人才外流”，那么也就意味着从在海外搞革命的孙中山，到出去留学过的周恩来、邓小平，再到政府派驻海外的大使官员，全都成为了耻辱，要消除这一“耻辱”，只能是像清朝政府一样彻底“闭关锁国”？！同样，外国人才只要在中国长时间地工作、学习、生活，就一定热爱中国吗？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桐曾经留学英国，他就呼吁：“人力资源的全球化是挡不住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流动比以往更多，会比以往有着更多的全球化范围的就业机会。比如说，中国网通在日本开设分公司，会聘请日本人做总经理，而外资在中国开设分公司，同样也会请中国人做总经理……我们不能抱怨门打开了，人走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开发自己的优势。”
其实，即使是联合国的专家也常常把“人才流失”与“人才外流”对等起来。2008年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对全球人才流动下结论：“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只会给那些引进人才的发达国家带来好处，对发展中国家则会造成损失；但如果加以有效和明智的管理，人才流动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受益。”
人才的外流与流失，人才的流入与归化，在人才流动当中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才流失”是毫无疑义的国家损失，但“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则不能确定，人才的出国学习、深造、交流、工作，都???人才外流，是否带来人才流失也存在不确定性。外流的人才很可能是暂时“滞留”在海外学习或者工作；很可能不确定将来是否留下，甚至很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国外为祖国的政府、企业等工作。
事实上，即使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传统观念，也不能否认落后国家“外流”留学生前往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理念、经验、文化以及制度，对于国家崛起的重大帮助。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明治天皇时代的日本，都因为自身的落后而向先进国家“外流”了大批留学生。中国洋务运动时也派出了官费留学幼童。同时，即使发达国家也可能需要派人去发展中国家学习、受训、工作，以便帮助本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的扩张。
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益川敏英是日本9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得主当中唯一不会说英语的科学家。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的诺贝尔奖纪念演讲中就以“I can not speak English”【我不会说英语】作为开头。这位教授不但不会说英语，过去也从来没有出过国，甚至常常嘲讽重视英语的东方社会风气说：“因为不会英语，所以【我】研究物理。”对于有记者问“如果要求进行英语演讲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就【把诺贝尔奖】还回去。”
然而，生平首次出国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后，益川敏英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人都用英语说话，只有我一个人用日语，这看起来不太好。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半吊子。”益川敏英开始后悔--或许不一定非要学好英语，但一个人应该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随后，他在面向大学生发表的演讲中嘱咐说：“研究生毕业以后，要把目光转向国外。”
韩国媒体报道这一事件，就把新闻标题取为：“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悔恨”。
益川敏英的悔恨无疑是对人才外流的一种肯定。简单地说，只要是这个民族还没有夜郎自大到自认为完美无缺，只要是有正常国际交往、不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只要有本土企业跨出国门去海外发展，从官方到民间就都不可能没有“人才外流”。并且，这些肯定不是“耻辱”。
另外，即使“人才滞留”在海外，也可能是拿着留学或工作的签证，不一定意味着人才流失。留学生毕业后立刻回国，也不见得是个理性选择。一个公认的研究结论是：留学生滞留海外较长时间之后【一般5～10年】，将自己在西方所学付诸实践，获得足够的海外经验，再从海外返回祖国，因为有足够的积蓄与海外实践经验，往往更容易融入原籍社会并发挥作用。
相反，那些一毕业就去国外、毕业后又立刻回来的留学生，往往可能因为在国内、国外都缺乏实践经验，既没有国际化优势，又比本土人才更容易水土不服，反而容易沦为“海待”。我在2007年进行一项海归回国创业成功的调查，结果发现300位回国创业成功的人士平均都有5～6年的海外工作经验。橡树资本【香港】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德淼就以一个老海归的身份告诫说：“我觉得留学生应该在国外待足够长的时间，个人认为至少要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