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这是唐太宗治国的总结，他治下的大唐是中国数千年来最为强盛的时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曾对他的臣僚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才而后成。”在明朝前期，中国的GDP依然是占据世界的三分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兴衰更替，各领一时。但凡兴时，“执政者”未必有过人之文韬武略，却必能重才用才，广纳天下才华之士并使之“各尽其才”。秦有张仪、商鞅、吕不韦、李斯等“外籍人士”为相；刘邦得“汉初三杰”相助，唐太宗有房谋杜断与魏征。盖国家之崛起，即使国家之竞争力取决于“执政者”个人的“人治”时代，亦非“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也已经成为古今有识之士的“共识”。如《吕氏春秋·求人》所言：“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
因此，当今的中国，要在全球争夺顶尖人才，以使国家和民族“大国崛起”，则必然要完善一个国家的整体人才战略，建立能够在海内外吸引、选拔、使用、挽留世界顶尖人才的环境、平台和机制。
二十多年前，我只是一个赴北美求学的留学生；十几年前，自海外回国成为一个海归。此前十年，我多以个体角度思索留学海归大潮的得失与意义；最近十年，特别是担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以及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以来，开始从宏观视角思考国家的留学及人才回归政策。尤其关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输送的140万留学生。他们中只有不到三成的人选择了回国，而且学历???高、专业越紧缺，回国的人数比例就越小。与此同时，携带技能和资金而移民的人才更多。其中，中国在美国的博士生毕业后90%留在了美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已经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排名前两位的学校。
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从初级的资源竞争到对人才的争夺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个日益趋平的全球化时代，人才如同其它资源一样，流动空前频繁，这使各国关于人才的争夺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二战”前德国培养的诺贝尔奖得主是美国的三倍，因为不同的人才战略，爱因斯坦、费米等尖端人才从当时的世界中心--欧洲毅然前往美国大陆，这也导致了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也是美国战后成为世界中心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至今的全球流动中，美国无疑是最大受益者，而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人才流失的受损者。时至今日，中国仍有大量顶尖人才同携带大量资本的商业人士流失并“归化入籍”欧美国家，而没有多少本国从前流失的和外国顶尖人才能够“归化入籍”中国。
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时代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并存，这点在人才的争夺上尤其明显。中国既是人才需求大国，也是人才流失大国。眼下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似乎没有因为大量人才流失受到直接影响，但是短期的增长只是基于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点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在未来，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角色绝非“体力工人”和“技术工人”。中国的人口红利、环境消耗、资源浪费还能够持续多久？我们靠什么去支撑中国在未来世界的发展？
这就必定呼唤大量国内、国际人才为中国发展加力。中国如何继续抓住全球化时代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崛起与复兴”的良机，如何在新的世界大战--“人才战争”中脱颖而出，重新构建具有“世界大国”风范的“人才战略”显得迫在眉睫。知识经济时代必然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智力和创新为主导。中国正在从招商引资的时代迈向招才引智的时代，最近中央“千人计划”推出，无疑是当今中国最具创新的重要人才战略，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也是我开始研究全球人才竞争并撰写本书的起因。作为一个从中国走向海外、又从海外回到祖国的学子，深知国家的强盛对于每个中国人哪怕身在海外的华人的重要性，也迫切希望中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能够打下深厚的、广纳天下人才为我所用的坚实根基。
在此，我想感谢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对我工作的支持，同时我也要感谢有关部门和人员在本书的研究、写作和采访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这些机构包括中组部、统战部、国务院侨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没有这些政府部门对人才研究的重视，这本书的写作将会困难很多。此外，我也希望向许多支持我从事本书研究的学界、企业界和媒界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能作为中信出版社今年的重点图书出版，我要感谢中信出版社社长王斌先生，总编潘岳女士独到的眼光，也要感谢蒋蕾女士在成书前后的奔忙。另外，我还想特别感谢我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邓宗南、袁安妮和苗绿。由于他们的积极配合，也使得本书能够顺利出版。
最后，我也希望向海内外广大的读者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和研究的深度、广度的局限，本书一定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专家和有关人士予以指正。
王辉耀
2009年6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