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才流失”是指人才离开祖籍国并“归化”所在国。从法理上说，“归化”意味着放弃原来国籍并加入新国籍，即从国籍上说已经变成了外国人才。从广义来看，“人才流失”是指人才不再为祖籍国做出贡献，而是加入所在国并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服务。尽管由于双重国籍的存在，许多人加入外国籍并不意味着丧失原国籍，更难以说明已经“归化”，但很多情况下，移民入籍并长期居留在入籍国可以成为人才流失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即使全球化深入到多么“非传统”的时代，高端人才的流失带给原籍国的“收获”也绝不可能多于“损失”。除非这些杰出人才创造的科学技术、知识专利、文化创意以及资金财富，在祖籍国都能免费共享，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机密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或者干脆就是这些知识、技术、人才一文不值。否则，只要一个国家为获得人才所创造的知识、技术、专利、财富需要付出代价，就不可能不存在零和竞争，人才流失就必然带来输出国的损失。
一般来说，“流失”的人才跟外流以及环流的人才不同，他们并不是暂时性地离开祖国，甚至通常是携带全家一起移民。因为大多数接受国会许可其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同时移民入籍。因此，这些海外人才大多不但不会把自己大部分收入投向祖籍国，不会视为祖籍国效力为首要选择，更多的情况反而是把自身掌握的技术、经验，以及在祖籍国获得的财富、产业都携带去了海外。于情于法，都是如此，接纳国也会要求他们带来多少万美元的投资，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或者提供某种贡献和技能，才能移民入籍。
概括地说，人才外流是否会造成人才流失，将因为输出国的特点不同而明显不同【例如国家大小、发展水平】，随所涉职业与行业特点【例如祖籍国与所在国的行业发展情况与人才供给情况】、教育筹资的模式以及移民类型【例如短期、永久、循环】等情况不同而不同。
存在海外人才银行的储蓄
1963年，利根川进大学毕业后进入京都大学病毒研究所，跟随渡边格从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渡边格是当时日本少数自美国归国、受过完整分子生物学训练的海归科学家之一。在利根川进跟随其作了两个月研究之后，渡边格忽然建议说：如果你想要学好分子生物，日本的环境还不够好，应该去美国完成学业。
这个建议改变了利根川进的一生。经过考虑之后，他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实验室做了一年博士后。1969年，利根川进进入杜尔贝科实验室；1970年进入瑞士巴塞尔免疫研究所工作；1987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利根川进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然而，导师渡边格的建议，利根川进的经历，并无特别之处。“二战”结束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日本大多数高科技人才都在走同样的成材模式：在日本完成大学的学业，去美国读硕、博；或在日本读完博士去美国作博士后研究，最后再回到日本发展。总之，“出厂”前的最后“制造”环节要留在美国。日本贸易振兴会曾设立“Tigersgate 2000”基金，旨在培育日本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但是，日本贸易振兴会申请资助的第一条件是这些年轻的创业者首先要迁居美国，或在那里学习和工作过。
这一奇怪的人才培养模式或许有些无奈，但却是客观所迫。日本的教育实力不但落后于美国，也滞后于自身经济的发展。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整个亚洲也包括日本进入20强的只有东京大学这一所，而进入50强的日本大学则只有3所，这一数字甚至只与中国香港相当，远逊于其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因此，自身教育实力不济，外流人才去美国学习，借美国的大学培养自己的人才，也就成为了日本重要的选择。
这样的故事并不是日本才有。先后就读过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后成为第一任总理，他培养长子李显龙的成材方式也是将儿子送往世界最优秀的大学，而非留在新加坡最好的大学学习。于是，李显龙先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后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并获硕士学位，其间还在美国堪萨斯州参加陆军指挥和参谋培训。如今，李显龙已成为新加坡的现任总理。
自身教育体系和实力落后，所以把学生送到世界最好的大学去“借鸡生蛋”，这也正是“人才外流”的意义之一。一个落后国家要崛起于世界之林，去世界上最发达先进的国家学习技术、经验、理念必不可少。
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自全球化进程开始以来，除了早期欧洲之外，所有目前存在的新兴大国，从早期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到20世纪下半叶的日本、韩国、以色列，再到21世纪的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复苏的俄罗斯，甚至包括爱尔兰、新加坡、越南、墨西哥，无一例外，都有庞大的海外族裔人才资源。与此同时，大多数中东国家尽管通过石油成为“富国”，并有庞大的外来人口，但主要是外籍劳工，并没有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因此并没有成为新兴大国。
印度政府曾公开反驳联合国的人才发展报告，表示联合国所称的“印度每年因人才流失损失20亿美元”是不正确的。当年被称为“计算机总理”的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发表言论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和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人才外流除了会携带技术、资金、经验回流之外，也会带来汇款、投资以及对跨国贸易的帮助。汇款是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之后的第二大外部资金来源。2005年，世界汇款总额的72%【大约1670亿美元】流入了发展中国家。??中，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印度和中国是收到海外汇款最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海外族裔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是，外流的人才做出贡献是建立在回流以及环流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一再强调的观点，真正带来外包业务和汇款投资的也大多是滞留在海外却在进行人才环流的群体，而不是已经彻底流失海外的本土出生的人才。相反，那些彻底流失的人才，反而会把在祖籍国的资金和产业转移到海外，因此损失通常会高出所能带来的回报，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崔大伟曾对“侨居方案”展开研究，他认为这一方案可以改变人才流失，使人才即使侨居国外也能为本国做出贡献。但他在引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萨克森尼安对360名在硅谷工作的华人企业家和雇员进行调查得出的数据时也不得不承认，考虑在中国设立公司的人当中，23%的人经常和内地交流技术，而不考虑在中国设立公司的华人，只有9%会进行技术交流。
因此，包括“印度经验”其实也是说：政府应该开放地看待人才外流，不为可能的人才流失而因噎废食，支持出国留学和来去自由，鼓励人才环流以及在海外为祖国做出贡献，以便培养能在全世界竞争的顶尖人才。遏制人才流失的方式不是闭关锁国，而是通过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与环境，吸引那些杰出的人才。
2.人才回流与回归
海归时代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亚洲的崛起。日本、“亚洲四小龙”先后崛起为新兴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和印度又随后崛起为新兴国家。同时，一个并非巧合的现象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几乎都出现了“海归时代”的现象，海归成为高新技术领域、新经济产业高端人才的主要来源，并在政治领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日本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从汤川秀树到下村修，超过一半是“美国制造”的，超过2/3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过。而在政治领域，日本最近的4任首相，有3位是在国外留学过的海归。小泉纯一郎曾就读伦敦大学，安倍晋三曾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现任麻生太郎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留学。
在中国台湾地区，目前两大领导人马英九、刘兆玄都在北美留过学。马英九就是哈佛博士出身。新竹科技园区是台湾高科技产业中心，产值一度占台湾地区GDP的10%，但其中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30%。
在中国香港特区，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现特首曾荫权也曾在哈佛大学留学。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2008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上，香港进入50强大学的有3所。香港的教育已经非常国际化，但是各领域的精英依然有相当一部分是海归。2008年5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人选，被媒体披露的8位副局长有5位拥有外国国籍。
在中国大陆，政治领域中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都在海外留过学。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工程院院士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的72%、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的78%，博士生导师的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的72%，都有过留学经历。中国大多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经济或高科技企业都是海归创建的。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投资创办的企业约占我国外资企业总数的70%，投入的资金大约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0%。
在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外孙拉吉夫·甘地在80年代分别担任总理，都是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海归。现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印度的基础经济并不牢固，而今天的相对繁荣主要靠信息产业拉动经济增长，这归功于海外印度裔带来的外包业务。海外印度裔的汇款是印度第一大外部直接资金来源。2004年，印度引进外资总额大约50亿美元，而从海外收到的汇款却高达217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因此，有人形容，如果没有海外印度裔与海归，印度肯定一穷二白，什么都不是。
新兴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海归时代”，这并不是说一定要重用海归，或者海归就一定是人才。一个完善的人才机制不应该去问这个人才是“海龟”还是“土鳖”，重要的是“适才适用”。在人文领域，海归能够提供国际化的视野、经验、理念，这对本土人才是一种补充。在无国界的科技领域，海归优势可能不只是“补充”了国内技术领域的空白，那些毕业于世界顶尖名校的海归还可能掌握了更先进的关键技术。这对中国崛起的意义重大，例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获得者，就有21人是海归。没有那批海归，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崛起。
这一现象归结于中国大学的科研实力与培养科学家的能力，与世界顶尖名校还有很大的差距。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的大学，敢自称国内顶尖就等于世界顶尖，因而也能吸纳而非派出留学生。本土培养的顶尖人才不等于世界顶尖人才，而对于一个志在成为世界大国的新兴国家来说，他们需要的人才却不仅仅是国内顶尖，还需要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这样来看，这些新兴国家不约而同地出现“海归时代”，就并不是“崇洋媚外”的迹象，而是重视人才的必然结果。
无论曼莫汉·辛格、李显龙还是马英九、曾荫权，引领海归潮的留学生不是哈佛、剑桥就是牛津出身，这些世界级名校生即使在欧美本土发展，也一样会成为社会“精英”。同时，非世界名校毕业，尤其是毕业于教育实力甚至不如国内名校的海归，回归后却出现了大量“海待现象”。这也证明了“海归时代”并非滥竽充数，而是新兴国家发展中的一种理性选择。
人才回流的发生
有许多研究认为：“人才回流”是一种经济学现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到60%以上、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64%以上的时候，人才将大幅回归。调查也显示，当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9%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每年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归国的海外人才也会大幅增加。
所以，一般在人才输出国的境况改善到足够有吸引力之前，大规模已经移民的人才返回的现象极少发生。当意大利北部成为非常富裕的地区之后，早先移居到德国和美洲的意大利人被吸引回来；而早年迁移到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人回到了俄罗斯联邦，则是因为国家开始复兴；在巴西、秘鲁和拉美其他地方的第二代日本人对鼓励他们回到日本工作做出了响应，是因为日本经济已经腾飞。
但是，尤其对于人口密度大、人均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规模增长的亚洲国家来说，不一定非要完全达到那些硬件指标，或者说不一定要等到国家的经济已经腾飞，滞留在海外的人才就可能在此之前大批回国。
人才回流与国家崛起相辅相成。人才回流推动国家崛起，国家崛起吸引人才回流。但是，人才的回流不仅仅需要“硬件”，也需要“软件”。滞留在海外的人才，很可能因为本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初步改善、政府的承诺和决心、显现端倪的市场空白、做出成就的机遇，就做出回归的决定。
还有许多非市场因素左右着人们的选择，例如对国外经历感到失望、对家乡以及亲人感到思念、原籍国出台了双重国籍使他们不需要放弃海外的一切。
我国在2000年以后也出现了经济继续增长、留学生回归比例反而下降的现象。因此，不能只把人才回流强调为市场现象，认为留学人才“穷则离开，富则归来”，而忽略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的重要性。
三星经济研究所2007年曾进行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韩国人定居在美国的比例，在1992～1995年为20.2%，1996～1999年升为31.3%。而此后部分完成产业升级、经济更为发达的2000～2003年，却有大约46.3%的博士会选择留在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