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所著《论人和人的解放》一书，1997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生为此书作一“后记”，阐发了一生为学的基本信条。先生以为读书人为文发言要“出自心坎”，而非“出自喉管”；特别要抗拒某些高头讲章的催眠术。清醒的人要警惕理性的残忍，避免道德迷信。因为理性要在人性的控制下，才是有益的，道德要成为人民的人格和权利，才不是伪善。先生高贵地宣称，他要“用手中的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响应古今中外贤哲的智慧和勇敢”。
--赵越胜
一
现在，很多人都在直接地或通过“异化”的讨论间接地研究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是令人发生兴趣的学术趋向。
有人说“人”或“人性”、“人道”或“人的解放”这些问题是近代才有的问题，甚至是最近某一两个人新提出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从历史上看，很早就有人提出。
在中国，生在孔子之前的晋国子产【？—公元前522】早就说过“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重人道，就是注重“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人论或人道论。
在西方，古希腊的智者派主张“人是万事万物的准绳”，实际也是一种人性论。我们如果不拘泥于文字，古希腊的人性论，还可推早一点。早在底比斯城的斯芬克司【Sphinx】故事中，把人看做早晨起来是四只脚的东西，中午是两只脚的东西，晚间是三只脚的东西。这也是一种人性论，即人对自己本性的认识。
历史上的人性论，虽然言人人殊，但依据社会发展史，仍然可以分为：【一】奴隶制时代以希腊人为代表的人性论；【二】封建时代以西欧人为代表的人性论；【三】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性论。
如果就内容言，古代希腊人的人性论，乃是神人同形同性的多神论所推演??人性论，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健全的灵魂富于健全的身体”，也重视公民生活。但抱着十分狭隘的城邦血族主义的贵族，几乎不承认奴隶和“蛮族”是“人”。中世纪的人性论，乃是超越的上帝或神性主宰下的人性论。个人生下来就背着原罪的包袱，除了哀求上帝基督或教会拯救外，别无其他办法。至于近代资产阶级人性论，则是资本主义的产品，既不同于中世纪人性论，也不同于希腊人的人性论。显然，他们也是在力求对过去的人性论去其所短，取其所长。
今天，谈人性论的人，多半是以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作为取舍的对象。因此，我们也想只就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或人论，略为多讲几句。其他如古代、中世纪的人性论，只好等机会另讲了。
二
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对人性论写了成千上万的著作，有人指责他们的人性论都是为自私自利作辩护，这是没有根据的话。我们以为讲得最清楚、并具有代表性的是18世纪初诗人蒲柏【A.Pope】写的长诗《咏人》，他显然是在十分严肃地歌咏人或人性。他以为人是由两种天生能力构成，一是自爱，一是理性。情与理可以冲突，但二者如果运用得当，即可无冲突，不但如此，情与理，本身并无好坏善恶可言。自爱，表面看似乎是自私自利，但听从理性指挥，即可变成善；理性，表面看是善，但走到极端，也可变为恶。这种人性观点，使人对自己抱着希望，自己虽然可以变坏，甚至已经变坏，但还可靠自己的力量救自己。人类终于可以向善，以爱与人道为人类的最高目的。这种人性论，最重要的成就，是打垮了从中世纪基督教传来的人类原罪说【也纠正了古代城邦主义的、命运主义的人性论】。
严格讲，宣传博爱、利他的基督教教义，才是真正的性恶论、利己主义。他们的原罪说，把人看成是一个天生的坏东西，自己对自己的坏，全无办法，只能依赖自身以外的教会、耶稣基督拯救。而近代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虽然肯定人性难免不自私自利，但人类却可用自己力量克服自私自利【虽然最后也许仍只是一种理想而已】。
当然，这种人性论，不是没有缺点的，首先，太重视个人的力量，是个人主义的立场。其次，主张这种人性论的人，每每主观地自以为克服了自私自利，实际很可能并未克服；更有甚者，还可能以自私自利冒充公共利益。所以后来资产阶级在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每每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无法协调的问题。
三
人或人性，是要表现的，要在社会中表现的。资产阶级既然从个人主义的人性论出发，那就不免以个人的要求作为最高目的和最后目的。
因此，近代资产阶级在个人生活中，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幸福、个人尊严。作为政治主张，则强调权利或自然权利【或译天赋人权】；认为人有若干权利，是人先天具有的，谁也不能被剥夺，因而是神圣的。
在近代资产阶级看来，人的解放，就是一切诉诸人性，让天赋的权利【包括个人自由、个人尊严、个人幸福等】得到充分发挥，在人性或人权受到摧残的地方，主张恢复人性，取得人权。这种思想或人论观点，是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尤其是近代初期，它首先在文学艺术中取得辉煌成就，其次在哲学和其他学术领域中取得丰富成果，最后在政治上，在荷兰、英国革命中得到胜利。
应该说，这种人论，在18世纪全欧洲，也还是起进步作用的思潮。它所包含的缺点，很少被人觉察。它的进步方面掩盖了它的缺点。
四
但是，临到18世纪末法国发生革命，它的缺点，便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后来人称这次法国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因为这场革命是法国大、中、小资产阶级轮流取得统治权的表演。这是他们的胜利的日子，但也是缺点暴露的日子。人民在最初并不明白他们的“自由”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后来经过多次打交道，人民才知道他们的自由，不但不令人民向往，不但是欺骗，而且对人民来说，还是一个凶恶的敌人。这就使劳动人民不能不觉悟到：资产阶级的人性或本性和劳动人民的本性，并不是一回事。人性既不普遍，人民如果要想从臆造的普遍基础去推演人的解放、人的权利与自由，那就等于是自己放弃立场，中阶级敌人的计了。
五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劳动人民，是经过几个重要的关键事情才识破资产阶级自由或解放的假面具的【因而也看出他们的人性论的缺点】：
首先从那些和国王、贵族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米拉波【Mirabeau】、西耶士【Sieyes】等人的言行中看出他们的阶级面目，以及他们的自由、尊严、解放的虚伪性。这些人在大革命前，即已深受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在法国人民起来反对教会教士和专制制度的时候，这些人都能够混在人民中呼叫“自由万岁”；他们假借“知识第一”的观点，确能看出当时教士和大贵族的愚蠢无知，以及其荒淫无耻的事实，因此，在这一点上【也仅只在这一点上】，和要求彻底废除封建制度的劳动人民，能在一个时间内有一些共同的语言，所以即使是与贵族颇有关系的米拉波、西耶士，人民也选他们做三级会议中第三级的代表。但是等到法国各地农民起义和暴动在各地蓬勃展开，巴黎也发生工人反对厂主的所谓“累微雍事件”之后，资产阶级竟吓坏了，于是在第三级会议正式会议上，也即改名为“国民议会”的大会上，米拉波、西耶士等人又以“智识第一”的成见来对待劳动人民，竟把人民看成是暴徒，米拉波甚至劝人民要“维持秩序，尽力维持公共安宁，拥护法律和执法者的权力”，再等到劳动人民在巴黎攻占了巴士底等监狱，大资产阶级们更吓坏了，不惜公开投靠国王，比贵族依靠国王更忠实，他们还组织了资产阶级的武装保卫团，无怪历史学家路易·布朗【Louis Blanc】说，这时的国王，已经不是绅士们的国王，而是资产者的国王了。法国大革命后第一部宪法，就是由这些资产者来执笔，其中内容，当然是不能令劳动人民满意的。尤其是国民会议居然采取西耶士的提议，把法国人民分为积极的公民与消极的公民【Les citoyens actifs et les citoyens passifs】作为选举法原则。这种区别，是以财产多少为标准，凡人民上税数目不到若干日的工作薪给的数目，则称为消极公民，即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照当时统计，积极公民有四百万人，消极公民约三百余万人，这等于说新选举法把几乎一半的劳动人民都排除掉了。这就是资产阶级所谓的天生的自由平等的人权。这种人权，暴露了他们心中的人，并无劳动人民的地位。这种人性，根本不是人民的本性，只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人的人性。劳动人民当然愤恨极了。他们对于资产阶级大失所望，当这些资产阶级在凡尔赛宫宴会厅内大叫“国王万岁”的时候，劳动人民便从巴黎汹涌地到凡尔赛宫把国王强迫送回巴黎受软禁待遇。这是劳动人民第一次给予资产阶级的愤怒脸色，也是第一次从资产阶级那里了解到所谓个人自由、个人尊严、个人解放，所谓人性的真正意义，从此，这些口号，完全不能令人民向往了。
第二次是在拍卖教会的土地和工商业问题上。资产阶级在1790年6月2日在国民会议中通过了反对工农人民的法律，第一条就是“凡煽动城乡人民反对私有财产和圈地……或妨害税收和粮食的自由买卖的人，都是宪法、国民会议、自然【人性】、及国王的仇敌”，这是不让农民分得土地和收回被教士、贵族侵占的圈地。尤其不让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借手中财产搞粮食投机，抬高物价的行为。但是资产阶级却在八月议会中通过另一法令，特许从教士及大贵族手中没收的土地，可由私人用金钱购买：这等于是让有钱的私人，主要是资产阶级，可以用钱作土地投机，这种个人自由，实际变成向农民抢夺土地的自由。同时，资产阶级在城市中大谈工商业自由，主张自由竞事，这就是让他们在城市中大发国难财，大置产业，抬高物价，囤积居奇，吃亏的，是国家和贫苦人民。劳动人民闹了一阵革命，牺牲了无数生命，最后竟然是资产阶级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尊严、解放、富足。但劳动人民则愈来愈不自由，愈来愈贫困，这样，资产阶级的自由，原来只是劳动人民不自由。劳动人民看到这些事实，当然不会再受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个人解放”的欺骗了。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或人性的第二次大暴露，也可说是劳动人民的第二次觉悟。
第三次，应该说是资产阶级用理性与财产私有权来向人民挑起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一副穷凶极恶的面孔出现在劳动人民面前，逼迫人民起而团结自卫，因而知道资产阶级的理性与人性，以及自由与解放，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乃是凶恶的兽行。吉伦特党的理论家布里索【Brissot】在1792年10月20日发表小册子说：“8月10日前【即吉伦特党组阁前】捣乱派是真正的革命者……但今日的捣乱派【按指真正的劳动人民???，便是真正的反革命者，他们是人民【按指资产阶级】的仇敌。因为人民【按指资产阶级】已经是主人了。”另一位理论家马勒·迪·庞【Mallet du Pan】甚至号召“有产者联合起来”，因为“现在一切有产阶级应当感觉到他们已经成为无政府【按指劳动人民的力量】的刀下肉了”。布里索还说：“几十个无政府者操纵国民大会。实际上，国民大会只应当受理性的支配。”
理性！理性！原来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秩序，道德秩序！由于劳动人民不满意资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为了争取人民利益，逐渐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妨害了他们的私有财产。这时他们放下假面具急忙用理性来吓唬劳动人民。大约也是要用他们的理性王国法律来裁判劳动人民，想宣布劳动人民的死刑。劳动人民于是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的“理性”、“个人自由”、“个人解放”，和人民的利益是站在完全对立的地位，无怪乎他们竟这样凶狠地想向劳动人民进行“十字军讨伐”。他们恨人民，人民也不得不恨他们。
在这个问题上，大资产阶级作这样主张，中小资产阶级政党如雅各宾党、罗伯斯庇尔派，也作相似主张。罗伯斯庇尔，不过把布里索的“理性”换成为“道德统治秩序”而已。后来历史学家曾总结说：罗伯斯庇尔、山岳党【只有一二例外】，和吉伦特党一样，“不了解无产者，不了解他们的痛苦，不了解他们经常饥饿的家庭和模糊的要求平等愿望，所以他们所注意的，只是他们所谓的民主社会中的个体--抽象的个人”【Kropotkin：《法国大革命史》，Chap．57，英译本，4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