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个抽象的个人，空的理性、道德、主宰，使吉伦特党、山岳党和罗伯斯庇尔的自由、尊严、平等、解放，在现实面前，在劳动人民面前，显现为凶恶的概念；坚持这些概念的人，变成了一群凶狠的野兽，恨不得把人民杀个鸡犬不留。当然，劳动人民也不示弱，不得不进行战斗，把资产阶级首脑人物，一个一个地送上断头台。a人民看完了大中小资产阶级的表演，终于明白资产阶级原来都是人民的凶恶敌人。
劳动人民，看到资产阶级的理性、自由、解放一次一次地原形毕露，破产失败，因此，不得不另找一条自由与解放的大道，同时也不得不改变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或理性。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六
劳动人民尽管发动了千百次起义或暴动，也是有阶级的觉悟，但积极地组织起来，恐怕还是在资产阶级高叫“有产者联合起来”之后。有产者靠他们的财产和文化知识，很容易地把同一利益的人们联合起来，但劳动人民则靠自己的贫苦患难，也很容易把同一利益的人联合起来。
首先是公社的组织。“公社”一名，本来早已是欧洲自罗马以后常用以指人民最低基层的组织，也可说是基层自治单位。但这个组织，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兴起，结合城乡人民起义和暴动，很快即成为革命的组织，并成为浩浩大军，不仅攻占了巴士底等监狱，而且推翻了王权，宣布并执行了国王的死刑，组织了义勇军，抵抗了国外的联军，维持了国内的秩序，同时也把大、中、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一个一个地推上断头台，终于通过革命的1793年宪法，新六月法令，让大多数农民分得了土地，彻底废除了封建特权、封建法，从此法国成为比较平均的小农制国家。公社的战斗虽然是艰苦的，牺牲也是巨大的，但它毕竟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力量。资产阶级看到公社那些头带羊皮小帽、手执长矛的衣衫褴褛的勇士，永远是内心发抖的。公社不仅对敌人表示了惊人的勇敢，而且在组织上他们运用的自下而上的权力和行政制度，使他们在资产阶级的武装卫队面前，不费很大的力量就把他们打下去。资产阶级的自由、解放、智识，对于封建贵族、国王，也许是强大的，攻无不克的，但他们轮到用来和人民作斗争的时候，便软弱无力了。法国的公社精神，在以后历次革命中，尤其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显示了它的威力和影响的。
人民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在革命低潮的时候，他们还发挥了秘密社团的作用。这也是劳动人民对于资产阶级从人性论推演出的自由与解放的回答。1795年当吉伦特党议员们又得意扬扬地回到议会，回到他们的舒适的大沙龙【客厅】的时候，认为他们是“自由”了、“解放”了、“人性”得舒展了。但是从人民中拥出来的巴贝夫等人，又借“平等密谋”组织出现，使他们大吃一惊，尽管这个密谋运动没有成功，但人民却找到了革命低潮时可运用的革命形式。这些密谋组织，把中世纪传来的农民革命或异端的精神，改换为适合于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内容：如人民互相休戚相关，财产共有，生产成品集体享受，其中包括了土地共产主义，产业共产主义，商业信用共产主义的思想。里斯【E.Nys】教授在所著《近代思想》上说：“这些秘密社团的目的，在使国家从贵族与教士的压迫中得解放，其第一步是使农民、工人从农奴状态，强迫劳动和行会中得解放。”这些话完全不错。当时劳动人民所求的解放，就是和资产阶级所谓的口号完全不同。劳动人民求的解放，是集体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所得利益平均分配，这和资产阶级的解放--在个人自由、个人解放之名下，所求的利益根据个人财产多少而作不平等分配--不大相同。也就是这点，资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在人民面前，变得一文不值。法国大革命中，人民有秘密社团组织，作为保存并发展人民的根本要求和理想，这是很大的成就。这些思想，直接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源泉。
人民还有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在和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势力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公社、秘密会社的活动，发展并加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预见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进步性。这首先是马拉、巴贝夫的理论。马拉在1792年《人民之友》报第657期上说：“现在国内的下层阶级被迫不得不和上层阶级单独进行斗争”，“革命本是由社会的下层阶级所作的和支持的”。这个声音在1795年巴贝夫的思想那里又更进一步出现：“人民要真正团结起来，真正为劳动人民谋幸福，必须坚决进行富人和穷人之间公开的战争。”为什么？因为：“财产关系的变革，乃是不可避免的”,“穷人奋起革命，反对富人，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性”。逐渐地劳动人民不仅有较系统的阶级论，用以代替人性论，而且还注意到历史的必然规律和进步。并把这个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放在劳动人民身上。这样，应该争取的，不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而是劳动人民的阶级的自由，阶级的尊严。只有这样，劳动人民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这个不可抗拒的理论，甚至使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用阶级论和阶级分析来讲历史和现实。b
总之，法国大革命，劳动人民虽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是，他们的阶级论，社会历史的规律与进步性，却有充分的证据足以驳倒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的解放论。自由、尊严是要争取的，但只能是阶级的自由和尊严；解放是要争取的，但只能是阶级的解放。这也是把理论基础放在阶级论上而不放在人性论上所得出的结论。这是法国劳动人民经过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宝贵的切身经验和认识。
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出现以前的劳动人民的思想，后来经过批判、继承、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和组成的一部分。这段历史，不能被忽视，更不能被否定。
七
求解放，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必不可免的社会现象。从人性论出发，必然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求个人自由和幸福的解放；从阶级论出发，必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求阶级解放。这在半个世纪以前，似乎是无可怀疑的。
当然，人性论与阶级论也未必是水火不容，关键是看我们对这两者的解释如何。自从20世纪30年代发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称《巴黎手稿》】后，有人据此认为人性异化的问题，即要求“人的复归”或“人性的复归”，就是人性论。人性论，比阶级论更根本。或者说，阶级论不过是人性论的进一步发展。
大致说来，主张要从阶级论回到人性论，从阶级解放回到人的解放的思想家们，有两种人：一是直截了当的、公开说从异化转回人性原状，就是恢复普遍的人性，回复近代以个人自由、个人尊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个人解放；另一种则婉转其辞，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普遍的异化，又转向黑格尔所谓的异化，从主体经过物化或对象化，从否定之否定，而后再回复，于是复归不是复其初，而是总合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存在向着更高的存在，即更高的人性、更高的个人解放。这些理论，虽然迂回曲折，但我们如紧接着问所谓更高的人性和解放是什么？他们最后的回答，仍然是个人的尊严、自由、幸福。一句话，即要恢复被淹没了的个性【如果不是这样，乃是说：讲人性论，就是讲阶级论或以阶级论为基础，那???值不得那样大张旗鼓了】。
当然，这些主张，是可以称为“一家之言”的。如果出现在法国大革命前，那一定是很进步的言论。但是，在现在，我担心只怕这类一家之言，和社会主义所谓的异化与解放是有一些距离的。显然，社会主义明白地只讲劳动的异化，或者说，一切异化，首先是以劳动者的劳动异化为主，其意义是：劳动人民的创造的特性，在这种异化社会中被剥夺，劳动变成被强迫的劳动，被奴役的劳动，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物与物的关系，因此社会主义认为人或人性要复归，就是指一切有劳动力的劳动者【或生产者】的本来状态要复归。这是一种表达阶级论或阶级解放论的理论的形式，最终是要求劳动人民的阶级解放。
此外，也还有人更婉转其辞地说：阶级社会可以这样讲，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私有制已不存在，阶级存在已失去基础，这时便只能讲一般的人或普遍的人性了。目前，要讲“人的复归”，就只是人的解放，而不是阶级的解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讲阶级解放，很可能演变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我们想，提出这类见解的人，心肠是好的，我也衷心愿望这是合乎事实的理论。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举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异化的事实，如封建特权、个人独裁、公仆变成主人……，我们的态度就犹豫起来了。这些所谓异化现象，如果是事实，不正是阶级斗争的现象吗？不正是封建时代的阶级斗争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重演吗？而且提出这些异化事实的人，其态度也很像是在进行阶级斗争一样。如果我们这种判断没有错误，这也很类似法国大革命时的情形。这样，社会既然还有阶级斗争的现象，那就急需我们注意：我们到底是站在无套裤党、马拉、巴贝夫等人立场【左】，还是站在雅各宾【中左】或吉伦特党【中右】立场？或者是站在保皇党【极右】立场？换言之，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谁是劳动人民的真正友人或敌人？大约要回答这类问题，不是很容易的。我们在历史上不是常常看到有些人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封建，甚至自己也本是封建势力但却高叫反封建吗？不是常常看到有些人反封建却忘掉反资产阶级，因而却在为资产阶级打仗吗？如果我们这些说明没有错误，显然，更要求我们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为他们的阶级利益作一些辩护或解释。
不但如此，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真的没有了阶级斗争的事实，似乎也还有巩固阵地，维护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防止走回头路的问题。有人利用无产阶级之名来搞法西斯，当然是应该大声反对的。这情况不论发生在过去或发生在现在或未来，都应该反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不能因为有人利用劳动人民之名，我们便不为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讲话。我们仍应该参加劳动人民的队伍，为“大老粗”、“土包子”讲几句公道话，正如民主、自由，甚至个人主义【译为个性主义也许更为恰当】，被资产阶级利用过，我们便抛弃不用，甚至斥为反动词语，只怕也是错了。
当然，我们说阶级论还不能丢掉，这并不意味着人性论不可以讲，的确有时可能还须独立地大讲。例如，有关种族生命和种族保存的各种本性和生活准则，在一定范围内还是要研究的，这些准则与规律，也许还可能是长久不变的、普遍的。但有长久性普遍性，并不能证明在一定时期就是重要性。人类自从进入社会生活后，就另外发展了一套社会生活的准则与规律，自然律与社会历史律就不是一个东西，就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论，只怕阶级论有时就比人性论更重要。正如地理史观，并不是不可讲，地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并不是不重要，但是，要说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比之经济史观或阶级史观，那就成为第二位的重要力量了。如果有人根据地理史观来决定现在社会应走的方向或解放的方向，那一定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根据人性论，也是一样。
以上只是我一时的感想，不敢说是正确的意见，写出来，盼能得到高明者的指正。
注释
a把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人虽然是右派人物，但这也是因为人民对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政治不满和失望之后，右派利用了这机会。
b如督政时代所创的“国家研究院”中的“意识形态派”或“经济学派”【如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和塞J. B. Say】各在所著《政治经济学》中就根据社会劳动和生产来区分雇佣者与被雇佣者，认为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阶级；稍后的西斯蒙利【Sismondi，1772—1842】把圣西门等讲的工业阶级，再分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Proletaire】，二者的利益截然相反，不可调和。同时，历史学家梯埃里【马克思、普列汉诺夫曾一再表扬他】用各种阶级、各种利益的斗争来分析英国革命、法国革命，证明历史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武士与爱好和平者，懒汉生产劳动者，贵族、资产阶级和人民的斗争。此外，孔多塞和圣西门等人和巴贝夫等人都把历史必然性、进步性，作了更详细论证。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论》把知识进步作为人类进步的标准，从而证明人类历史为四个时期，初步奠定历史可分为原始社会、奴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各期。一代比一代进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最新、最进步时代。这些思想也大大帮助了圣西门等人大叫：“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