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齿常之的这次进攻虽然没能攻下泗沘城，却如星星之火，使得周围20多个城池脱离唐罗联军的控制，宣布独立，响应黑齿常之的进攻。
王文度猝死后，新罗王金春秋担心唐朝追究此事（唐朝想要借题发挥也很容易），所以于十月九日率新罗大军前去救援泗沘城。
新罗军的第一个目标是尔礼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青马山城）。尔礼城是起兵响应黑齿常之的20多座城池之一，而且地处要冲，所以成了新罗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九天后，新罗军攻破尔礼城，并派军队留驻（可见新罗出兵的真正目的是蚕食百济故土，顺便帮唐军一把），其余20几座城池的城主见新罗军势大，于是纷纷投降。这样一来，由于黑齿常之进攻泗沘城给百济造成的严峻局势得到了有效缓解。
十月底，新罗军进至泗沘城外，并且向黑齿常之驻扎的南岭营寨发起进攻。这是金春秋和金法敏两代新罗国王与黑齿常之第一次直接交手，新罗军虽然取得了斩首1500级的战果，但仍未能将南岭营寨全部攻破。黑齿常之见围攻泗沘城已无可能，部队损失也很大，便率军稍稍退去。泗之围就此解去，城中的唐罗联军也从新罗援军处得到了急需的军粮。
有人认为，首先率领复国军向泗沘城发起反攻的，不是黑齿常之，而是鬼室福信和道琛。因为鬼室福信和道琛不论在威望上还是在实力上都要胜过黑齿常之一筹。
但从实际战况看，参与这次反攻的复国军并没有对泗沘城的唐罗联军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刘仁愿仅依靠泗沘城中的守军就打退了复国军的进攻，守住了城池。等新罗援军赶到后，复国军便完全失去了主动权。
而在661年二月第二次进攻泗沘城的战斗中，复国军同时对熊津江口、泗沘城和古沙比城发起进攻。道琛所部在熊津江口被渡海来援的刘仁轨击败，仅死伤就有万余人，其全部兵力自然更多；鬼室福信更是率部连续两次击败新罗主力。所以，鬼室福信和道琛率领的周留城复国军，其人数应当远远超过黑齿常之的三万人马。如果第一次反攻泗沘城的就是复国军主力，为什么相隔四个月，同样一支军队的反差会那么大呢？
所以，第一次反攻泗沘城的，应该是黑齿常之。
黑齿常之在只有三万人的情况下都敢反攻泗沘城，实力更强的鬼室福信和道琛，在此期间又在做什么呢？他们为什么没有积极帮助黑齿常之呢？
鬼室福信和道琛也是在任存山起兵的，但起兵之后，他们就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周留城。黑齿常之是地方将领出身，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做事也比较“热血”，所以会彪呼呼地去进攻泗沘城；而鬼室福信和道琛，一个是王室旁支，见过世面，一个足智多谋，见识不凡，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反攻，而是扩充实力，成为百济众多复国军中的正宗。
如何成为正宗呢？那就是从倭国迎回扶余丰，争取倭国的支持，取得政治上的正统地位。
661年四月，鬼室福信首次遣使倭国，希望倭国能送王子扶余丰回国即位，并援助复国军复国。
这个决定对复国军来说至关重要——泗沘城沦陷后，百济王室成员大多被唐军掳走（当然也有流落在外的），鬼室福信和道琛之所以选择扶余丰，就是要借机把倭国也拖下水，为复国军寻找强有力的外力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唐罗联军攻灭百济后，并没能控制住百济通往倭国的海路，以周留城为中心的百济西南沿海地区相继落入复国军手中。
如果鬼室福信和道琛拥立扶余丰成功，就可以挟扶余丰号令各路复国军，但直到复国军第二次反攻泗沘城之前，扶余丰还没回到百济。因此，鬼室福信和道琛当时还不是复国军的最高指挥，黑齿常之才会不跟他们打招呼，自己带着人马就冲去打泗沘城。
660年的冬天，对百济复国军而言是黯淡的——黑齿常之进攻泗沘城不利，鬼室福信和道琛也没有等来扶余丰和倭国援军。泗沘城中却是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新罗王金春秋在城中大摆筵席，犒赏在泗沘城保卫战中立下战功的唐罗联军。看起来，似乎用不了多久，百济的春天就会来临。
第二次泗之战
百济复国军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寻找突破困境的办法。正是在这个冬天，鬼室福信、道琛、黑齿常之等几路复国军的首领坐到了一起，求同存异，最终决定合兵一处，统一指挥，联起手来对付唐罗联军。三人联合后，其他各路复国军也纷纷来投，一时间，周留城外大军云集，复国军似乎也看到了百济的春天。
661年二月，也就是在第一次泗之战结束后四个月，复国军再次向泗沘城发起进攻，先锋部队仍然由黑齿常之指挥。
泗沘城守将刘仁愿觉得仅仅死守是不可能扭转战局的，只有主动出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才能震慑复国军，为援兵到来争取时间。于是，刘仁愿一边派人向朝廷求援，一边从唐军中挑选了1000精锐出城，突然向黑齿常之的前锋部队发起进攻。然而刘仁愿低估了复国军的战斗力，这支精锐的唐军小分队很快就被黑齿常之率部包围，全部战死。黑齿常之乘胜进军，兵临泗沘城下。
此时唐军援兵尚未出发，刘仁愿见远水难救近火，只好向新罗求援。
接到泗沘城告急的消息后，新罗王金春秋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没有直接去支援泗沘城，而是派将军金品日率军向复国军的大本营周留城方向进攻，迫使进攻泗沘城的复国军回援，以此减轻泗沘城的压力，趁机兼并百济故土。
唐高宗李治接到刘仁愿的急报后，也命刘仁轨率王文度原先的人马渡海驰援泗沘城。这是60岁的刘仁轨第一次独立领兵出征，也是他辉煌后半生的开始（68岁的苏定方，60岁的刘仁轨，李治一如既往地喜欢起用老将）。
刘仁轨接到任命后，立刻通知新罗协同作战——刘仁轨率唐军直接去解泗沘之围，新罗军则继续进攻复国军的根据地周留城。
黑齿常之得知唐罗联军的动向后，马上采取对策，兵分三路行动：黑齿常之继续围困泗沘城，监视并伺机攻打刘仁愿；道琛率军在熊津江口修建营寨，负责抵挡刘仁轨的唐军援兵；鬼室福信则率机动兵力在泗沘城与周留城之间巡守，主要防范新罗军。
不久，刘仁轨率部在朝鲜半岛登陆，与道琛率领的复国军在熊津江口遭遇。刘仁轨治军严明，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小心。在他的指挥下，唐军大败复国军，歼敌万余人，首战得胜。
此时的复国军在三条战线上已经失去了绝对优势：泗沘城难以攻克，陷入僵局；道琛惨败，失去对熊津江口的控制；古沙比城外，复国军与新罗军胜负未决。
鬼室福信与道琛担心唐军援兵从背后袭击进攻泗沘城和周留城方向的复国军，因此决定解除对泗沘城的包围，由道琛率余部撤往任存城。
任存城在任存山的北面，也就是在黑齿常之任存山大本营的北面。道琛率部撤退之后没有进驻任存山大寨，而是直接撤到了任存城。这说明，道琛信不过黑齿常之，担心被他留下来的人马吞并；估计黑齿常之留在任存山大寨的人也不愿意让道琛占了自己的地盘。
道琛撤退后，黑齿常之担心腹背受敌，也撤去了对泗沘城的包围，率部返回任存山大寨。
至此，泗沘城之围解去，刘仁轨成功地率部进入泗沘城，与刘仁愿会师。刘仁轨见两支唐军数量都不多，就与刘仁愿合兵一处，一边养精蓄锐共守泗沘城，一边等待新罗军的消息。
三月五日，新罗大将金品日的前锋部队首先向复国军控制的豆良尹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定山）挺进。豆良尹城位于泗、熊津两城之间，是扼守熊津江北岸的要冲，拿下此地，不但能破除熊津城复国军顺江而下对泗沘城的威胁，同时还能让新罗军在熊津江北岸建立据点，反过来威胁熊津城的复国军。但金品日的前锋部队遭到了前来驰援豆良尹城的鬼室福信的迎头痛击，还未发动进攻就被击溃。
三月十二日，金品日率所部主力向古沙比城发起猛攻。金品日的新罗军进攻了一个多月，始终未能攻克古沙比城。城池打不下来，军粮却越吃越少，金品日没有办法，只好带着人马被迫撤退，走到宾骨壤时，被鬼室福信的复国军追上。新罗军战败，伤亡不大，不过损失了大量的军械辎重，大大补充了复国军的武器装备。
新罗王金春秋得到金品日兵败的消息后，又派将军金纯、真钦二将于四月再次出兵。金纯、真钦带着大军出发不久，复国军就切断了泗沘城与新罗之间的粮道。两人担心粮草不济，没等与复国军交战就撤退了。
新罗援军撤走之后，复国军无力继续围攻泗沘城，而唐军和新罗军也难以向复国军发动反攻。
至此，第二次泗之战结束，朝鲜半岛南线战场就此进入了长达一年多的战略相持阶段。
大化改新
作为百济的盟国，倭国为什么迟迟没有出兵帮助复国军，甚至连扶余丰都没及时送回去呢？这还要从倭国当时的政局说起。
当时的倭国正在实施大化改新，新旧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可以说矛盾重重。
由于日本是一个多岛国家，大化改新之前的历史又比较复杂，简单来说就是：奴隶制社会末期，与南朝交往频繁，已经开始学习中原文化和制度，年轻的精英贵族渴望变革和发展，获得更大权力；与百济关系密切，是百济的盟国和保护国。
大化改新的序曲，是一次政变：645年6月12日，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在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者的仪式中，当着皇极女皇的面，突然发动袭击，刺杀了倭国权臣苏我入鹿，然后在奈良组织军队，武装夺权。第二天，改革派大臣冲进苏我家，逼苏我入鹿的父亲苏我虾夷自杀。第三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废黜了苏我氏拥立的皇极女皇，拥立皇极女皇的弟弟、中大兄皇子的舅舅为轻皇子为天皇，史称孝德天皇，并效仿中国，定建年号为“大化”，迁都难波城（今大阪），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革新政府。日本历史也从此有了年号。
第二年正月，新政权颁布了《改新诏书》，开始推行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是个逐步实施的过程，其纲领和内容也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大化改新在经济上废除了部民制，建立起封建土地国有制；在政治上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军事上实行征兵制，在京师设立了五卫府，在地方建立军团，规定所有军队归中央指挥。
孝德天皇即位后，娶了皇极女皇的女儿、中大兄皇子的妹妹间人皇女为皇后。而中大兄皇子则成功地当上了皇太子，成为新的实际掌权者。可由于旧贵族的势力十分强大，所以新政权的统治一直都很不稳定，相继发生了几次叛乱，新政权还发兵讨伐盘踞在北部地区的虾夷势力。
此后，中大兄皇子和孝德天皇发生了政见分歧。中大兄皇子是个强势之人，天皇既然不肯配合，那就抛开天皇，自己干自己的。于是，654年，中大兄皇子把孝德天皇留在难波宫中，自己则带着几乎全部皇族成员和文武大臣迁都飞鸟。
堂堂天皇，居然就这样被抛弃了，不久就在悲愤和孤寂中死去。
孝德天皇死后，中大兄皇子觉得男人当天皇不利于政局稳定，所以既没有拥立新皇子，自己也没有去当天皇，而是把皇位重新还给了被自己废了的皇极女皇。
61岁的皇极女皇于飞鸟城登基，成为日本第37代天皇，并改名齐明，史称齐明女皇。
据日本史料记载，齐明女皇特立独行、性格刚强，而且热衷享受，喜欢排场，虽是二次登基，却依旧我行我素，在飞鸟宫中修建了豪华的宫殿、庭园，还征发民夫开凿运河，泛舟游玩，活脱脱就是一个女版杨广。
658年，中大兄皇子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继续推行革新，并以谋反罪处死了齐明女皇的外甥、孝德天皇的儿子，以德才兼备、容姿英俊而闻名的有间皇子。
大化改新的实施，让倭国从奴隶制国家逐渐过渡到了封建国家，国力也迅速增强。
鬼室福信第一次派使者到来时，正值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权力鼎盛之际。百济的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重大利空——如果坐视百济亡国，不仅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会被连根拔除，就连倭国与半岛之间的海上贸易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为了本国的利益，同时也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齐明女皇不但答应护送扶余丰回国即位，还于660年十月下诏，答应出兵帮助百济复国。
661年正月，齐明女皇不顾高龄，决定亲自挂帅率军赴北九州。就在倭国上下都在积极准备出征百济时，飞鸟城的宫中突然爆发瘟疫，女皇周围的人相继死去，齐明女皇也身染重疾，最后不治而亡。
对于齐明女皇的死，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齐明女皇为了扩建自己的宫室，竟然不顾禁令，下令砍伐神社院内的树木来做木材，触怒神灵，神灵为了惩罚她，才把瘟疫降到宫中。
齐明女皇死后，倭国政坛出现了一段“无天皇”的真空期。在此期间，中大兄皇子采取了太子“称制”的执政形式，对内安抚旧贵族，继续推行新政，对外积极干涉朝鲜半岛事务。
第二次泗之战结束后，鬼室福信再次派出使者，催促倭国送扶余丰回国，同时还把从王文度那里抓来的一船唐军俘虏送去倭国当礼物。
据日本僧人圆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五年（840年），他在登州所辖的文登县仵台村法云寺前看到两座佛塔，一石一铁，其中铁塔上刻有这样的铭文：“王行则者，奉敕征伐东蕃没落，同船一百余人俱被贼擒，送之倭国。一身逃窜，有遇还归。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造此宝塔。”
铁塔铭文所记录的，就是王文度渡海赴任，同行唐军被鬼室福信所部俘虏的经过。
这些唐军士兵被送到倭国后，并没有被处死或是发配去当奴隶，而是被中大兄皇子很好地安顿了下来，其中续守言、薛弘恪二人因为能够识文断字，还被任命为“音博士”，负责校正当时日语中不规范的唐音（有文化就是好啊），还参与编写了《日本书纪》的一部分内容，薛弘恪更是参与了《大宝律令》的制定，一时风光无限。
而摄政的中大兄皇子决定派人护送百济王子扶余丰回国即位时，已经是661年的九月了。
667年，中大兄皇子把都城从飞鸟迁往近江大津宫。
668年，中大兄皇太子正式即位，成为第38代天智天皇。同年，他命人编写并颁布了日本最早的法典——《近江令》。直到701年，天皇又颁布了《大宝律令》，才使大化改新的措施和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是后话。
另外，关于日本的国名也需要解释一下。
中国最早对日本有确切记载的史书是东汉班固所写的《汉书》，称日本列岛为“倭”，而当时的日本人也接受了这个不怎么礼貌的称呼。645年孝德天皇即位后，倭国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大化改新，基本实现了日本列岛的统一，并正式将国名改为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