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大化改新之前，唐朝人还是称呼日本为倭国。据《新唐书·日本传》记载：670年（唐高宗咸亨元年），倭国遣使入唐，当时的日本“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出，以为名”。
这段话说明，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学习中原文化初见成果，开始讨厌倭国这个难听的名字，又因为地处东方，能最早看见日出，于是以日为名，把国名改为日本。
所以说，在670年之前，唐朝人应该还是称日本为倭国；670年之后，唐朝官方才称其为日本，而民间则由于传统习惯和稍带蔑视的原因，很可能还是称日本为倭国。
至于东瀛和扶桑这两个称呼，东瀛是指大海东面的国家，而扶桑相传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的“太阳树”，日本因为地处大海东面太阳升起的地方，所以才有了“扶桑”之名。
由于大化改新已经发生，所以在之后的章节中，统一把倭国改称日本。
叁 纵横之局
第二次泗之战结束后，唐军在百济的压力虽然有所减轻，但面临的仍是复杂而危险的局面：复国军声势浩大，日本蠢蠢欲动，就连盟国新罗也心怀鬼胎，更要命的是，从唐军登陆到复国军反攻期间一直没有动作的高句丽也出兵了！如果复国军、日本、高句丽同时发兵，新罗又袖手旁观，那么泗沘城中为数不多的唐军，就将面临覆没的危险！
大唐朝廷没有忘记在百济浴血奋战的将士们，高宗李治改元龙朔后不久，唐朝就针对朝鲜半岛的严峻局势展开了新一轮的行动。
低能权臣盖苏文
第二次泗之战后，唐军稳固了在泗沘城的统治，新罗军撤退了，复国军一时间也无力再攻，朝鲜半岛南线战场暂时平静下来，可就在这个时候，北面的高句丽出兵南下了。
这就很奇怪了，作为百济的盟国，高句丽为什么没有在唐罗联军进攻百济，百济最需要帮助时出兵相助，反而在这个时候莫名其妙地动手？就算唐罗联军的斩首行动太快了，高句丽鞭长莫及；那么从660年八九月份黑齿常之、鬼室福信、道琛等人拉起复国军的大旗，到661年三月第二次泗之战结束，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高句丽为何毫无反应，导致百济失去了苏定方大军撤离后复国最好的机会。
对做买卖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对政治家来说，时间就是权力；对国家而言，抢时间，就是抢夺霸权。实在很难想象，盖苏文在这半年里居然会无动于衷！作为高句丽的实际统治者，如果他是一个有野心、有能力的人，又岂能坐视盟国被灭？说得再功利一些，连新罗都知道在唐军眼皮子底下拼命抢地盘，堂堂高句丽居然会白白放弃这一向南扩张的大好机会……
想要寻找这一切的答案，就需要回过头去，重新审视盖苏文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
隋唐时期，高句丽的对外政策主要就是两块：北面抵抗隋唐进攻，南面欺负新罗百济。
隋朝四次远征，高句丽都能据辽河而战，坚守辽东城；但到了唐朝，高句丽不但没能拒唐军于辽河以西，还丢了辽东城，甚至连鸭绿江都没能守住，几次被唐军小股部队打到腹地。这一方面是因为高句丽在与隋朝四次大战后国力大衰，无力拒敌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能说明，高句丽的外交政策出了问题？而掌握高句丽外交政策的，正是盖苏文。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权臣：他们在弄权术、整政敌上是天才，每每奇计百出，让人防不胜防；但在面对外敌时却表现得无比软弱和低能，不仅昏招频出，奴颜婢膝，甚至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只会出卖国家利益，把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赵之郭开、秦之赵高，高句丽之盖苏文，莫不如此。
凭借家族的权势，盖苏文在高句丽国内大权独揽，实施铁腕统治，但在外交方面，尤其是处理与唐朝的关系时，却表现得生硬而低能。盖苏文的低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懂外交，二是不会打仗。
什么是外交？外交实际上就是要为国家争取利益。因此，衡量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有没有为国家争取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婴阳王高元在位时期，高句丽的外交政策比较强硬，因为那时的高句丽实力强，隋朝三番四次地打过来，都打到家门口了，那没什么好说的，抡起棒子死磕。荣留王高建武即位后，高句丽被隋朝打残了，只好夹起尾巴做人，对唐朝装孙子，表面上客客气气、恭恭敬敬，什么送回战俘啊，拆毁“京观”啊；但事实上，荣留王不但抓紧时间整军备战，还花了十几年时间，倾全国之力修筑了一条长达千余里的辽东长城。高建武外恭内紧的政策，使得有心东征又不愿穷兵黩武的李世民一直心有顾虑，迟迟没有出兵。可见，荣留王高建武的外交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当然，高建武采取外恭内紧的外交政策，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权贵势力强大，稳住外部，他才能腾出手来安抚国内。
盖苏文强势上台后，彻底改变了荣留王外恭内紧的外交策略，对外态度变得强硬而蛮横。不过，由于高句丽的国力已经大不如前，盖苏文没敢主动招惹唐朝，可对唐朝的态度也不如荣留王那么“恭敬”了；同时，盖苏文联合百济，开始对新罗用兵（当时新罗已经超越百济成为半岛老二，而且控制了半岛中部的汉江流域）。
从表面上看，盖苏文的强硬国策倒是与高句丽历史上的好太王、长寿王比较相似；可实际上，此一时彼一时，盖苏文的强硬，好比刻舟求剑，虚有其表。好太王与长寿王之所以能北吞辽东，南征百济、新罗，主要原因是中原大地南北朝对立，无暇顾及半岛事务。尽管如此，高句丽的历代国王在处理与南北朝的关系上，无不小心翼翼，尽可能地满足南北各朝“天朝上国”的虚荣心，哄得他们没有借口进攻朝鲜半岛。
这就是所谓的献其名而收其实。
而盖苏文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唐国力日渐强盛、力图向外扩张之时。打狗也要看主人，高句丽进攻新罗，就等于无视大唐的存在。当李世民派使者“劝告”高句丽收手时，盖苏文不但拒绝了，还把唐朝使者关到了山洞里。这简直就是主动找打。
结果，唐军大兵压境，盖苏文也算是有骨气，下令坚决抵抗，决不妥协。
再来看一看盖苏文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
首先是他判断失误。
从644年秋天李世民决定讨伐高句丽，到次年春天唐军进入辽东，中间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里，唐朝在调兵遣将，高句丽也有充分的备战时间。但在实际战斗中，盖苏文却没能判断出唐军的实际进攻方向，以为李绩会从柳城直接南下进攻辽东城。不想李绩虚晃一枪，从北面偷渡辽河，出其不意地攻下了高句丽的北部重镇盖牟（今辽宁沈阳石台子山城）。
高句丽吞并辽东后，辽河一直都是其抵御中原军队进攻的重要防线。辽河水面宽、水量大，岸边还有大片的淤泥沼泽，隋军远征时就曾受阻于辽河。盖苏文的判断失误，不但让唐军一举突破了辽河防线，还搭上了2万生力军和十几万石粮食，使得辽东城彻底暴露在唐军兵锋之下。
其次是他畏敌不前。
盖苏文曾先后两次派军队支援辽东地方守军。第一次是唐军围攻辽东城时，他派国内城和丸都山城的留守部队去解辽东城之围，没有成功；第二次就是调集15万大军驰援安市城。
这15万大军应该是除去各地留守部队之外，盖苏文所能调集的全部军队了。权臣掌握政权的关键，就在于控制兵权，而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每天都要“身佩五刀”、威风凛凛的盖苏文竟然把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交给了高延寿和高惠真统领，而没有亲率大军与一向看不顺眼的唐朝皇帝对阵。
这说明什么？盖苏文心虚，害怕。
他害怕自己带兵出征后，几个儿子镇不住平壤朝局，被亲国王的势力抄了后路；
他害怕自己苦心树立起的“神武”形象，在强悍的唐军面前被无情地击碎；
他的害怕，正是基于对自己实力的清醒认识。他很清楚，一旦构筑在泡沫之上的强权形象被击碎，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以及泉氏家族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为了保全自己和家族的利益，他宁可在平壤城里待着，只要他还活着，哪怕这一仗打败了，也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在唐军击溃高延寿和高惠真的15万大军、猛攻安市城的两个月里，盖苏文便销声匿迹，既没有再派兵，也没有亲临前线督战，听之任之，最好让唐军干掉杨万春。可让盖苏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不服自己管理的安市城主杨万春，居然顶住了唐军的猛攻，逼得大唐皇帝悻悻而退。
安市城之战，对高句丽而言勉强算是一场胜利，但这场胜利与盖苏文完全不相干。
最后是他不懂权变。
唐军从辽东撤退后，李世民曾“以弓服赐盖苏文”。李世民为什么要送东西给盖苏文？
李世民很会做买卖。他先是送了一百匹布给杨万春，这次又送了件弓服给盖苏文，还大张旗鼓地送，让你们没法抵赖。对手要是因此而上下疑心，那再好不过；就算离间不了，也能博个英雄惜英雄的美名，怎么算都是赚的。
有人认为，李世民送盖苏文东西，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因为他御驾亲征，原本打算灭了高句丽，结果未竟全功，只收复了辽东，卡在了安市城。李世民觉得丢份儿，就送了一件弓服给盖苏文。盖苏文如果懂点儿政治，有点儿外交经验，就应该遣使上表，一方面是对大唐皇帝的恩赐表示感谢，一方面对自己敢于对抗天朝王师的举动表示“忏悔”，愿意臣服于大唐。这样一来，唐朝得了面子——高句丽臣服，出兵的目的就达到了；高句丽得了好处——唐军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再打过来了。
如果换了是婴阳王高元和荣留王高建武，定会如蒙大赦般忙不迭地去称臣谢罪，请求大唐皇帝的原谅——面子算什么，高句丽一直就在称臣，实实在在的好处才最重要。你暗示我一下，我回敬你一下，大家都有面子，皆大欢喜，这才是小国与大国的相处之道。
可盖苏文倒好，东西收下了，面子却不舍得给，连个使者都懒得派，把大唐皇帝丢在那儿不搭理了。
估计连李世民都没想到自己的对手竟然是这样一个二愣子，如此不解风情！对付这样的二愣子，也不用讲啥礼数和面子了，只能用武力来解决。
盖苏文虽然在形势上坚持了高句丽的主权和独立，但实际上，他在不该硬的时候强硬，在该强硬的时候退缩，不但没有通过外交和战争为国家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处处树敌，使国家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
所以说，盖苏文绝对不是什么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相反，他就是一个只知蛮干、不懂邦交之道的权臣和莽夫。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在外交和战争中的表现，那就是处处慢人一步。
这一次也不例外，直到两次泗之战结束，盖苏文才想起派兵南下，派大将恼音信率军进攻新罗北部的述川城，继而转攻北汉山城（今韩国京畿道北部杨州）。
北汉山城距汉江50里，是高句丽南侵的必经之地。高句丽军猛攻北汉山城20多天，眼看城中粮尽，行将攻陷，老天爷又来捣乱了。那一日，一颗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正好砸在高句丽军大营中，随即狂风大作、雷电交加，高句丽上下大惊失色，以为此地有神灵相助，再也不敢向前半步。
新罗的小算盘
盖苏文处处慢人一步，可唐朝不能。尽管唐朝留在百济的军队总数还不到两万（刘仁愿部原本有一万人，几次战斗损失了两三千人；刘仁轨从青州带去的部队人数也不多，大约在一万左右，减去损失后不足一万），可高宗李治还是决定调整策略，扭转唐朝在朝鲜半岛的不利局面。
唐朝的新策略，就是南北夹攻，主动出击。
661年（龙朔元年）四月，高宗李治派出一帮老将：程名振、仁雅相、苏定方、庞孝泰、萧嗣业、契何力，各带一路人马，进攻高句丽，同时命南线的刘仁愿率部北上，呼应北线唐军主力。
唐朝的这一战略，直接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唐军主力出辽东进攻高句丽本土，迫使盖苏文把恼音信的南征军撤回国内；其二，由于要配合北线唐军作战，留守唐军的根据地开始逐渐北移，向更接近前线的熊津城靠拢。熊津城比泗沘城更靠近百济北部的复国军大本营，唐军把屯驻基地转移到熊津城，与中国南方政权“守江必先守淮”的道理是一样的——离敌人越近，越是能更好地抑制敌人，大后方也就越安全。同时，熊津城离新罗边境也更近，能够更好地新罗军配合作战。
还有两点需要说清楚：第一，刘仁愿和刘仁轨不是亲戚，刘仁愿是塞北匈奴人的后裔，世代都是武将，而刘仁轨是河南人，读书人出身；第二，刘仁轨是文官带兵（接替的是王文度），来到泗沘城后，主将仍然是刘仁愿。所以，接到朝廷的出兵命令后，带兵出征的是主将刘仁愿，留守的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刘仁轨。
661年七月，为了避免复国军在陆上截击，刘仁愿率唐军从泗出发，走水路，经由熊津城在鞋浦上岸，进驻南川城。南川城正好位于南汉山城东南、周留城东面、任存城东北、述川城以西——南汉山城和述川城在新罗手中，周留城是鬼室福信驻地，任存城是道琛的驻地，任存山大寨是黑齿常之的驻地，而南汉山城以北是高句丽的控制区域。所以说，刘仁愿率部进驻南川城后，犹如一颗钉子，正好扎在了新罗、复国军、高句丽三方势力正中。
作为唐朝的盟友，新罗原本应该一同发兵，但是很不巧，刘仁愿出兵的时候，正好赶上新罗大办丧事——与高句丽和百济斗了几十年的新罗武烈王金春秋去世了。太子金法敏即位，史称文武王。
直到八月下旬，文武王金法敏才率大军赶去与唐军会合。这时刘仁愿的人马已经在南川城等了一个多月了。为了安抚唐军之心，文武王金法敏还假惺惺地给刘仁愿送去不少丝帛，以示慰问。望着那堆毫无用处的丝帛，刘仁愿苦笑不已，这就是所谓的盟军。可他没有办法，手头人马不多，又没有接到撤军命令，只能在前线继续等新罗军前来。
661年（唐高宗龙朔元年）九月，朝鲜半岛的局势再次紧张起来。
首先是唐军在高句丽北线战场取得了两次大捷。
陆路方面，唐军主将契何力率大军强渡冰封的鸭绿江，一举突破盖苏文的儿子泉男生镇守的鸭绿江防线，歼灭高句丽军3万余人，泉男生只身逃脱。海路方面，苏定方率唐军水师在大同江苇岛大破高句丽水师，乘胜进逼平壤。
其次是复国军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重新迎来了振作的机会。复国军的重新振作，主要得益于两件事。
第一件是逗留在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终于回国了。与扶余丰一起到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及叔父扶余忠胜等人。中大兄皇子非常够意思，不但派朴市田来津带兵5000护送扶余丰回国，又另派军队给复国军送去了大批军械和粮食，在物质上给予复国军极大的帮助。
日本船队抵达百济后，鬼室福信和道琛等人立刻率部把扶余丰迎入周留城，并拥立其为新的百济国王。至此，百济复国军终于有了“正式”的主人，摇身一变，从地方抵抗力量变成了百济正规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