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的三月也变得乍寒乍热的，前两天气温一下子上升到31℃，一个晚上寒风吹来，昨天气温就降到了11℃。南宁的天气就是这样怪，有时一个月内可以过春夏秋冬四季，有时一个星期里也可以过春夏秋冬四季。星期天热得您只能穿短袖，一夜春风起，星期一就要穿长袖了；星期二下了一点雨，星期三不少人又从箱子里拿出了冬衣穿上了身。天气虽然有点冷，但是今天晚上我坐在相思湖畔科技楼五楼的办公室里，万籁俱寂，审改完《中国民族团结考察报告》的最后一页稿子，心情却是十分愉悦。有关《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课题立项的种种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心中不胜感慨。
一
我从事民族研究，若从1978年5月在环境极艰难的浙江武义县茭道公社卫生所撰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此文未发表。一文算起，已25年了；若从1961年在武汉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为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求学时，在中国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的指导下，与学兄彭英明一起撰写《试论从部落到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参与当时在全国学术界关于民族概念的热门讨论时算起，已42年了。
在这四十余年中，无论是1964年8月~1965年7月在大四时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四清工作队搞“社教”，还是1965年8月到1985年3月在浙江武义县一中、三中教中学，或是1985年4月到现在在广西民族学院先到民族研究所，后到学报编辑部搞教学、科研和编辑工作，我利用各种机会，到过侗寨，住过瑶山，去过壮村，上过苗寨，进过汉家；访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畲族、京族；考察过傣族、纳西族、彝族、黎族，一直没有离开过民族研究。四十多年民族研究的经历，使我对民族研究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民族研究工作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为此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1998年，人类逐渐进入世纪之交。5月，我接到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邀请，正在办理去美国威廉斯堡参加第14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之时，中央统战部在全国组织调研，对世纪之交统战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总结和探讨，以期在新世纪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在这个背景下，广西区党委统战部以极大的热忱组织部分学者参与这次全国大规模的调研活动，我就是他们选中的一位。但是任务十分紧迫。我接到通知已是6月了，而我7月20日到8月上旬要到美国参加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8月中旬才能回国，而论文要求在9月上旬交稿，10月初上报中央统战部。于是我犹豫了，我怕时间来不及，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要完成一次高质量的调研，写出高水平的论文谈何容易？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谢绝了。没想到，广西区党委统战部的有关领导决心十分大，一定要我承担重点课题《世纪之交中国民族政策调整的思考》的调研任务。
盛情难却之下，我想：也好！我从事民族研究已近40年，从事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学和科研也有十几年了，何不乘此机会作一个总结？事情总是逼出来的。时间虽然很紧，但是如果调动我近40年对民族问题的观察，尤其是这十几年来的学术积累，搏一下还是有潜力的。于是我接受了课题任务。
1998年8月中旬，我从美国参加了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回来后，一头扎进了书房，埋进了资料堆，以高强度的工作量，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十余万字的《世纪之交中国民族政策调整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初稿完成后我莫名其妙地生病了，像似感冒的症状躺了一个星期。直到1999年寒假在贺州进行田野调查时再一次发病，经检查才明白，我已患上了高血压病。所以，后来在广西区党委统战部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说：《思考》是我用生命写出来的。
那一年中秋节前夕，广西区党委统战部的有关领导和政研室的同志和我一起带着初稿到中央统战部政研室征求意见。在北京，中央统战部政研室的许多领导同志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有的同志还认真仔细地审阅了我的初稿，普遍反映是有新意，有深度，有耳目一新之感。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希望我把稿子压缩到1~2万字之间。在北京期间，我还拜访了国家民委副主任图道多吉，他对我的《思考》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我写出了他们想说而不知怎么说的话。一时间在民委机关中流出了“徐杰舜万言书”的说法。
回到南宁后，我遵照中央统战部政研室所提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压缩成了一个不到2万字的稿子，于10月中旬由广西区党委统战部正式上报给了中央统战部。但是此后不久的一天，广西区党委统战部的同志叫我去，告诉我说：中央统战部有一位老同志看了我的稿子，写了一封长信，认为我的许多提法不妥，如东西部的差距不能提，“调整”两字也不准确等等。叫我立马修改后再报。这些意见，叫我十分摸不到头脑。东西部差距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的提法，不仅是事实，而且也早为社会所认同，为什么我的论文中不能提呢？中国的民族政策实行50多年了，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难道不应该与时俱进，对已滞后的一些政策作必要的调整难道不应该吗？而学习美国开发西部的经验开发中国的西部则更是不能提，因为中国与外国不同（有意思的是2000年中央即决策进行西部大开发）。但是迫于评奖的压力，我在广西区党委统战部一位领导同志的指导下又作了修改。稿子是改了，但我心中是不快的。你们是叫我写调研报告，又不叫我起草中央文件，为什么不能听一听民间真实的反映呢？
果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来我的《思考》一文十分看好，据说是1999年中央统战部参评统战理论成果中最好的一篇。1999年底广西区党委统战部的领导去领奖前还以为我的《思考》已被评为一等奖，但是，没想到由于上述的原因，我的一等奖被降为二等奖。顺便说明一下，虽然《思考》一文的压缩稿曾以罗树杰和徐杰舜联合署名的方式发表在1999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二期上，但为了真实地记录我的这一段研究经历，特将《思考》全文作为本书的下编编入书中，以飨读者。
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由于民族问题的敏感性，我若要对自己近40年从事民族研究的思考作一个总结，必须从正面切入。
二
机会总是不负有准备的人。
1999年10月的一天，当时任广西民族学院院长的荣仕星教授把我叫去，告诉我：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毛公宁同志希望我对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一个有影响的课题。我当即想到，这可能是因为我为中央统战部所做的《思考》课题，在国家民委方面有了影响。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民族问题蜂起，而中国的民族团结是最好的。但是，对中国民族团结的研究却十分落后，在20多本有关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材中仅有约一千字大同小异的论述。因此，我想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民族团结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实证的研究。我提出对中国民族团结的问题进行研究的想法，得到了荣院长的赞同。
于是我向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提出了一个“中国民族团结问题研究”的课题方案，送毛公宁同志审批。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说这是一个重大课题，要广西民族学院给国家民委党组打报告。
1999年10月广西民族学院正式向国家民委党组呈送了《关于“中国民族团结问题研究”立项的报告》。后来，据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传来的话说，国家民委党组认为“中国民族团结问题”是国家重大课题，希望我们向国家社科基金申请立项。
根据这个指标，我于2000年3月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这次申报的课题，名称为《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我在课题方案中首先分析了国内外有关民族团结研究的动态是：
“世界是多民族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有2000～5000个民族（由于对‘民族’概念的理论不同，各国学者估计的数字也不相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团结问题始终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政治问题的焦点、热点和敏感点。
在国际学术界，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西方国家的学者尚无专门研究。但西方政治家从民族平等的角度出发，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民族平等观，对民族团结问题的研究是一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在赋予民族平等以真正意义之时，提出了民族团结的口号，并以此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民族团结问题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在实践中，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提出并实行了‘多元文化政策’，对解决和增强这些国家的民族团结有一定的作用。
在国内学术界，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中国各民族建立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国50年来，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并不断发展了民族团结，80年代以来中央已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但是民族团结的理论研究大大落后于民族团结的实践。据查阅统计，在20多种有关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材、专著中，对于民族团结的论述大同小异，有的甚至没有专门论述。
鉴于中国民族团结理论研究大大落后于民族团结实践的情况，在今天世界民族关系的发展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时期之时，面临千禧与世纪之交，有必要从世界民族关系发展的高度，从宏观上对中国50年民族团结的实践进行科学的总结、概括和升华，探讨其发展的规律。”
然后，我又分析了本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
世界自有民族以来，民族之间的矛盾、纠纷，乃至民族战争虽然接连不断，时有发生，但民族互动、团结和融合却是发展的趋势，二千多年的世界民族关系史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在世界上掀起后，国际上民族矛盾，民族纠纷，以及民族战争危机又频频发生，从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互解，到90年代的科索沃问题、车臣问题、东帝汶问题的蜂起，世界上一些多民族国家常常处于民族关系的危机之中。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民族团结却不断加强，不断发展。因此，为了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把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21世纪，从世界民族关系发展的宏观高度上，对中国的民族团结进行一次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通过对中国近50年民族团结实践的研究，探讨中国民族团结的不同类型和特点，以及不同类型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从而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中国民族团结的理论模式，可以丰富和发展中国民族团结的理论。
2．通过从世界民族关系史发展的客观高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国民族团结的现状和未来走向，有利于我国从战略上调整民族政策，进一步增强和发展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进步和繁荣，实现现代化。
3．通过对中国民族团结模式的研究，为世界各国的民族团结提供经验和理论，以促进世界民族关系的发展。
对于我的这个课题方案，广西民族学院党政领导给予了鼎力支持。由于这个课题要对5个自治区、2个民族省、1个非民族省、2个大城市等10个个案点进行系统、全面的实证考察，工程浩大，而当时国家年度课题最多只能资助5万元。为了支持本课题的申报，时任广西民族学院党委书记的奉江同志亲自批示支持申报国家课题。正是由于有广西民族学院这种大力度的支持，加上课题本身的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所以，我这次申报国家课题据说评委一直通过，甚至有的评委还说：这次徐杰舜要为全国作贡献了！2000年6月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正式下文批准了“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课题的立项，批准号为00BM002。
四
国家课题批下来后，我立即展开了紧张的组织工作。正是由于中国民族团结问题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课题，其原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人们的吸引力，本课题很快地建立起了子课题小组，计有西藏文联的张宗显副研究员、内蒙古行政学院的王俊敏副教授、宁夏社科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的王伏平助理研究员、广西南宁市党校的莫蓉副教授、云南省委党校的李根教授和云南民族学院的张晓松教授、青海省史志办的谢佐教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徐华龙副编审、广东民族宗教研究所的陈延超副研究员等学者。这样加上本课题组原有的成员：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罗树杰副教授、广西民族学院高教研究室的徐桂兰副研究馆员，从2000年7月开始，在全国10个省、区、市展开了关于中国民族团结问题的田野考察。
徐杰舜、徐桂兰于2000年7~8月，2001年7~8月先后两次到新疆乌鲁木齐、和田、喀什、阿克苏、伊宁进行了较全面的田野考察。
罗树杰于2000年7~8月先到银川与王伏平讨论和安排了宁夏民族团结的田野考察工作，旋即上青藏高原，到拉萨与张宗显讨论和安排了西藏民族团结的田野考察工作，然后到湖南长沙、吉首等地对湖南的民族团结进行了较全面的田野考察。
徐杰舜、徐桂兰于2000年8月到西宁与谢佐商讨和安排了青海民族团结问题的田野考察工作。
与此同时，王俊敏在内蒙古、李根和张晓松在云南、徐华龙在上海、陈延超在深圳、莫蓉在广西先后开展了田野考察工作。
经过了近两年的努力，到2002年6月，各子课题组完成了田野考察报告：
徐杰舜和徐桂兰的《新疆民族团结考察报告》；
张宗显、罗树杰、徐杰舜的《西藏民族团结考察报告》；
王俊敏、王雄、李瑞的《内蒙古民族团结考察报告》；
王伏平的《宁夏民族团结考察报告》；
莫蓉、徐杰舜、罗树杰的《广西民族团结考察报告》；
李根和张晓松（笔名晓根）的《云南民族团结考察报告》；
罗树杰的《湖南民族团结考察报告》；
徐华龙的《上海民族团结考察报告》；
陈延超的《深圳民族团结考察报告》；
谢佐由于担任领导工作特别繁忙，虽然提供了一份材料和他所著的《青海民族关系史》，但因与课题要求不符而放弃，最后由徐杰舜完成了《青海民族团结考察报告》。
所有这些考察报告，有近100万字。我从2002年6月起就进入了紧张而繁重的主编工作。
1．送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