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明蒙双方都十分重视边境贸易，马市成为边塞蒙汉人民的盛大节日。开市前，明朝委任官员，筹集资金，调集商贾，转输物资，运往市口。蒙古则由俺答汗传箭各部，通知日期，确定市马数额，指定蒙古首领到各市口监市，维持秩序。到了市朝，蒙汉官吏商民齐集市场，熙来攘往，进行交易，场面热闹非凡。隆庆六年首次开市，光是得胜堡、新平堡、张家口、水泉营四处，蒙古售出马、骡、驴、牛、羊等牲畜就接近3万头，购回大量的绸缎、布匹、米豆、盐等生活必需品。每次市易结束之后，明朝对负责监护市易、保卫市场的蒙古首领都进行奖赏，给予彩段表里、衣服等物。蒙古著名首领如俺答汗、辛爱黄台吉、切尽黄台吉等，都曾亲临市场巡视。切尽黄台吉还因组织市易有功，多次受到明朝的赏赐。
隆庆和议后，蒙古右翼诸部赴明朝贡的活动照旧进行。朝贡是蒙古与明朝松散的政治录属关系的表现，也是保持两族经济联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蒙古贵族每年派遣大批使臣，带着数量巨大的马、驼、牛、羊及皮货等土特产，奉献明朝。明朝以回赐的形式付给蒙古族以钞币、彩绢、衣帽、靴袜等，数量相当可观，不仅价值一般都大于蒙古所献之物，而且都是蒙古所缺乏的物资和高级奢侈品。贡使除带贡品之外，还带有不少私人马匹，在适当的地方市易。当时蒙古与明朝的这种往来非常频繁，一般是每年十月贡使入大同（今山西大同市），十一月到北京，参加正旦节的庆祝活动后，次年正月由北京返回大同，二月离开大同，返回蒙古。在通贡期间，明朝除了给予回赐物品之外，还对贡使授予官职，不少瓦剌使臣累升至左都督（正一品武职）。使臣们还可以经过朝廷批准，在内地探望亲戚。如使臣在京病故，明朝按其官职级别，依礼安葬。使臣返回时，明朝还随派答使同行，至十月再随蒙古贡使返回。在贡市中，明、蒙双方均有收益，而蒙古获取的利益尤为巨大。
通贡互市给明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蒙古用自己生产的牲畜换回了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弥补了农业经济的不足。贵族们可以通过官市获得大量高级消费品，一般民众可以用自己的杂畜、皮毛换回粮食、锅、布等日用必需品。明朝也从市易中得到大批的军马及为内地提供耕畜。明朝的商贾可以在与蒙古贸易中获利，政府也可获得一部分税收。由于化干戈为玉帛，蒙古人民免除了征调、作战之苦，明朝也不再有烧荒、赶马、捣巢等防御之劳。军费开支减少，边防安定。从1571年隆庆和议到明朝末年，蒙古右翼所居的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一直是安定的。俺答汗坚守盟约，蒙古属部有违约者，俺答汗便对之严加惩处。明朝与蒙古右翼的通贡互市，密切了明蒙关系，长城内外一片和平团结的景象。
蒙汉人民共同开发丰州滩
在明代，内地汉人流入蒙古地区的事经常发生。特别是嘉靖（1522~1566）以来，涌入蒙古的汉人越来越多。这些汉人的到来，正好成为俺答汗解决蒙古地区农业品和手工业产品缺乏的重要劳动人手。俺答汗全部收容了这些人，并把他们集中安置在以丰州滩为中心的地区，即今土默特平原，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于是蒙汉人民共同开发建设丰州滩农牧结合的经济区的事业开始了。
对于来归的汉人，俺答汗不仅不歧视，而且根据他们的擅长，进行考核，量材使用。不少汉人升为首领，统有部属，成为当地的地主，他们组织汉人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在黄河之东，黑河、灰河之间的大片土地上开辟了良田万顷，丰州地区百多年来业已完全荒废的农业又重新呈现出生机，农业村落开始形成，有“大板升”板升即房屋之义。当时蒙古人把土默特一带的房舍、村落和汉人称为“板升”。12部、“小板升”32部，多者八九百人，少者六七百人，各有头领。今呼和浩特平原上，星罗棋布的板升错落分布在蒙古包中间。在汉族农民的影响下，一些蒙古人也把农业作为副业经营，个别的也作为主业经营。俺答汗治下的蒙古地区出现了蒙汉杂居、农牧并举的新局面。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蒙汉人民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结为一体。
3．清朝前期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大一统的王朝。明末，女真族崛起于辽东，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了明朝、蒙古、女真（“后金”）三大政治势力争雄的局面。在三方对峙中，明朝与女真的对抗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女真为了战胜明朝，采取了与邻近的蒙古结盟的方针。女真建立清朝后，作为全国最高统治集团的满洲贵族一直与蒙古贵族保持着友好的满蒙联盟。清朝皇室通过联姻、封爵、赏赐、互市等形式，紧紧地把蒙古贵族拉拢在自己的周围，使蒙古成为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清朝加强满蒙团结的措施
满洲贵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深深得益于与蒙古的联盟，因此，在维护其统治时也把满蒙一体作为国策，采取种种措施，巩固这种团结友好。外藩蒙古是清代蒙古族的主体，因此，清朝特别注意与他们的联合，在编旗、设盟、调整其内部关系的基础上，用优厚的待遇笼络蒙古王公贵族。
首先是给蒙古上层封爵授职，给予特权，用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争取他们。对率部归附的蒙古汗、王、台吉、宰桑等，均按部的大小，人众的多少，势力的强弱及对清朝的亲密程度，分别授予爵位、官职。这种待遇，在清朝统治下的其他民族是没有的。有爵位就有俸禄，清朝给予蒙古王公的俸禄相当丰厚。
其次是注重满蒙联姻，使不断亲，用传统的婚姻关系维系与蒙古王公的团结。清皇室与蒙古科尔沁部“世缔国姻”，互相嫁娶。满洲皇室娶蒙古王公之女为后妃，蒙古王公及其子弟娶皇室公主，成为额驸。据《清史稿》公主表统计，有清一代，满洲皇室公主（包括养女）出嫁者57人，其中嫁予蒙古王公的32人，而宗室公主尚不在其内。
康熙以后，又实行将部分蒙古王公子弟收入宫廷教养的办法。选取幼年蒙古王公子弟收养在宫中，与皇室子弟一起读书学习，长大后招为额驸。这些人在皇室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教育，又与皇室接近，成为效忠清廷的骨干分子。
清朝也通过朝贡贸易，从经济上结好蒙古王公。清政府定立的朝贡贸易制度，允许蒙古王公按期进京朝贡，同时进行贸易。朝贡与前代相仿，蒙古王公携带贡物进献朝廷，同时领回清廷的回赐物品。贸易是指蒙古王公可以直接把马驼带到京城出售，供章京以下、披甲以上人员在指定地点照章购买《清世祖实录》卷四七。另外，在边塞上也设有与蒙古互市的固定市场，如张家口、古北口就有满洲章京一员，一方面驻防，一方面主持与外札萨克蒙古的贸易。蒙古人用马匹、皮张换回盐、茶、米、布匹，解决生活日用之需。
清朝还从蒙古人一向信仰黄教（喇嘛教）的实际出发，在蒙古地区尊崇黄教，把它当作笼络蒙古族人众的重要手段。清政府给黄教以极高的地位，对黄教首领达赖、班禅及哲布尊丹巴、章嘉胡图克图，给予很大的宗教特权和政治待遇，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的宗教领袖。又广修寺庙，供蒙古民众礼佛修行之用。
满洲统治者的这些做法，受到蒙古贵族的欢迎，他们以此为荣。科尔沁贵族曾作诗曰：“奇渥（蒙古为乞颜氏，又译奇渥温氏）王孙奕叶昌，分封内外姓名扬。婚姻帝室百年久，屏翰中华万里长。传世金貂锦胃子，归朝白马永宾王。休夸本族恩荣重，部下朱伸（女真对部民的称谓）亦宰桑（原于汉语的宰相，泛指大官）。”《氏族谱》。描述了满蒙贵族团结盟好的亲密关系。
清廷在笼络蒙古的同时，对蒙古的控制也是比较严密的。中央设有理藩院，专门处理蒙古事务。地方上设将军、都统、大臣，监督各地的盟旗，严密防范蒙古王公的离心倾向和独立企图。因此，终清之世，满蒙关系总体上是和好无间的，满蒙联盟也较维持永久。这不能不赞叹满洲统治者驾驭之术的高明，同时对于促进满蒙两族的团结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农牧互赖基础上的蒙汉人民的血肉联系
满洲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十分忌讳蒙古族与汉族的联系，因此实行民族隔离政策，设置种种禁令，阻止蒙汉人民的交往。但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在民族交融的悠久历史传统的影响下，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交往是限制不住的。随着时代的前进，经济的发展，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不断冲破清廷设置的重重罗网，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紧密，终于使内蒙古地区成为一个蒙汉杂居、农牧并举的多民族聚居区，蒙汉两族逐步向着“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迈进。
早在明代，就有不少汉人进入蒙古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给蒙古社会单纯的牧业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由于当时明朝与蒙古是两个对抗的政权，所以障碍很大，进入规模较小。及至清初，满洲贵族在华北地区圈占土地，不少农民被夺去家园田土，虽有幸免于圈地之难的农民，也因赋役沉重纷纷破产，四出谋生。他们的流动方向主要是土地广阔的蒙古地区。而蒙古地区由于蒙古封建主贪图租典之利，蒙古人民群众也需要农业经济的支援，故他们愿意接纳汉民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及至鸦片战争前夕，内蒙古南部各旗几乎都有大量的汉人从事农业生产，清朝不得不在蒙古地区增设府、厅、州、县等行政机构，以便管理汉民。
大量的汉人涌入蒙古地区，遂使内蒙古的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共同的经济需求，把蒙汉人民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离的紧密团结关系。汉人进入蒙古地区，与蒙古族人民错杂而居，朝夕相处，一方面互相学习生产技术，同时感情上也与日俱增。清朝初年，蒙古族人民原来也有从事农业的，但技术水平低下，靠天吃饭，一亩所得无几。汉族农民进入蒙古地区之后，传播耕作技术，蒙古人也学会了选种、施肥、开畦、培垅、兴修水利、注意农时、精耕细作等等，产量遂大有增加。农耕技术的掌握，使经济效益提高，促进了蒙古族人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同样，汉族人民也向蒙古族人民学会了牧业技术及畜产品加工技术，如擀毡、制革、制作乳制品等。
农牧并举改变了蒙古地区牧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相互脱离的状况，大大地改善了蒙汉人民的生活。兼营农牧业的蒙汉人民自不必说，就是纯牧区的牧民，也可以直接从邻近农业区获得大部分必需的农产品和各种农产加工品，再不必像过去那样要通过向内地互市才能换取了。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些牧民开始走向定居、半定居，生活逐渐趋于安定。抗灾能力也加强了，间或遇到灾害，可以从农业经济中得到支援，靠粮食和谷草度荒。对于汉族农民来说，要得到必需的耕畜和畜产品也比内地方便得多，可以买，可以租也可以借。显示了农牧并存、互相调剂的好处。
农业牧业两种不可分割的经济，把蒙汉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汉人向蒙古人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按蒙古人的风俗行事。有的人娶蒙古妇女为妻，有的甚至加入蒙古旗籍。在农业比重较大的地区，不少蒙古人受到了汉族的影响，服饰起居竟与汉人无异。正如清人描述的那样：“蒙汉杂处，观感日深，由酬酢而渐能婚姻，因语言而兼及文字。”《东三省政略》《蒙务》下《纪建置郡县》。蒙汉人民相安已久，内外一家，谁也离不开谁了。
如果说满蒙贵族的团结合作是上层统治者本于政治上的功利出发的话，那么内蒙古地区蒙汉人民的团结合作则是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双方真正的民族感情的基础之上，故它的生命力是无穷的，它所起到的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也是历久不衰的。
四、近代内蒙古民族团结的轨迹
1．清朝末期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开始在不断加深的外来侵略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与此同时，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内外形势也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化。
在近代几十年的内忧外患中，承平百年、懈怠已久、兵制武器均明显落后的蒙旗武装，与八旗军一样，早已失去原有强悍善战的能力和精神，蒙古地区成为俄日等国侵略渗透的前沿和势力范围，蒙古民族已不再是清王朝“屏藩朔漠”的倚重力量。在此种背景之下，清朝统治蒙古的传统政策也开始转变。庚子事变（1900年）之后，清政府为筹措巨额赔款，正式下令放垦内蒙古蒙旗土地，通过征收押荒银、地租（田赋）的办法，搜刮资财，对蒙古民族施行大规模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接着，清政府又在内蒙古地区增设许多与内地体制相同的府、厅、州、县，并筹议改建行省，旨在逐步削夺蒙古盟旗原有的自主自治权益。至1910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和推行一系列旨在逐步实施民族同化的政策。这一对蒙政策的转变，使内蒙古的种植业和农业区急剧扩展，传统畜牧业处于急剧衰退和萎缩之中，蒙古民族所受到的来自国内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压迫骤然突出和加重。
晚清内蒙古各种社会矛盾虽然尖锐激烈、错综复杂，但是遭到国内外重重侵略、压迫和剥削的各族人民群众所受的灾难是相同的，因而他们的根本利益也是一致的。所以，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也涌现出了不少内蒙古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紧密团结、联合反抗国内外共同敌人的光辉历史业绩。这些历史业绩，为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和睦友好、团结奋斗及创造共同发展的未来播下了种籽。
各族军民积极支援和参加两次鸦片战争
在第一次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抵抗英法等国的武装侵略，清政府从全国各地抽调大批满、汉各族常备军（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和主要由汉族组成的绿营）的同时，也从内蒙古地区征调了内属蒙古、外藩蒙古和驻防八旗军队。内蒙古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不仅奉调出兵备防参战，还以捐献驼马军需等各种形式，积极支援这两次反侵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