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京津地区是最主要的战场。1858年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即扬言北犯天津。清政府仓猝抽调部分兵力加强渤海沿岸防务，其中就有察哈尔马队2000名，经张家口、密云奔赴山海关布防。《清文宗实录》卷二四七、二四八。同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口，清政府急命御前大臣、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赴京东通州负责防务，并从河北、东北、内蒙古各地调兵15000人驰赴通州归僧格林沁指挥。其中，有察哈尔骑兵3000人（包括从山海关转调的2000人）调往通州，哲里木、昭乌达二盟马队各1000人调往京郊南苑，绥远城绥远城为清代所建，即今呼和浩特市新城，与归化城相距5里，又合称归绥。八旗驻军1000人经通州调往天津，占全部征调兵力的40%。《清文宗实录》卷二五O、二五一、二五二。由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英法退兵，这些奉调的各路清军亦被撤回。
但是，英法侵略者并不满足于《天津条约》的条款，清政府内部的主战言论也仍很高涨。还在大沽口失陷不久，僧格林沁即被正式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京津及沿海防务。英法联军南撤后，他便前往海口整修炮台，征调兵力，继续备战。从各地重新抽调的兵力中，有来自内蒙古的哲、昭二盟马队各1000名，察哈尔马队1000名，占当时驻守大沽口一带各路清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一以上。参阅茅海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另有绥远城驻防八旗和归化城土默特官兵各500人，察哈尔马队1000名被集中备调。《清文宗实录》卷二七四；《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284—1286页，中华书局，1979年。
1859年6月，英法联军第二次北犯，进攻大沽口。各族守军在僧格林沁指挥下，奋勇反击，使敌军惨败。为防敌增兵再犯，僧格林沁继续增兵布防，严阵以待。所征调的各路清军中，又有来自内蒙古的察哈尔兵2000人，绥远、归化二城兵各500人（均前备调），卓索图盟马队1000名（调往山海关）。参阅茅海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另有锡林郭勒盟蒙古骑兵1000人集中于张家口北察哈尔草原备调，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蒙古骑兵各500人集中于绥远城备调。《清文宗实录》卷三O六、三一四。
1860年夏，英法大举增兵再犯，于8月登陆北塘、攻陷大沽，9月在八里桥击败清军，攻陷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在这场空前激烈的反侵略战役中，内蒙古各族官兵作出了巨大努力，付出了重大牺牲。在大沽沿海保卫战中，清军总兵力13000人中有5000人是察哈尔和哲、昭二盟马队。大沽失陷前后，又有绥远、归化二城兵1000余人，察哈尔马队二批3000人，卓、昭、哲三盟兵各1000人，与其他各省清军奉调赴京增防。其中，除东三盟兵奉命驻防古北口外，多数都赶到战场参加了八里桥的决战。在八里桥之战的清军总兵力3．4万人中，内蒙古官兵约占近万人。参阅茅海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据史书记载，从大沽海口到八里桥一直参战的昭乌达盟1000骑兵，战后只剩下100余名。《清文宗实录》第三三二。僧格林沁即战死在京津保卫战中。
各族民众反抗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
外国势力进入内蒙古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教会侵略。外国教会来内蒙古传教，最初主要目的在于诱骗蒙古人信奉天主教，在蒙古族地区拓展势力。由于蒙古族普遍笃信喇嘛教，两种宗教信仰格格不入，传教士只好将目标转向汉族聚居区。但是，教会庄园租占的土地大多属于蒙旗，所以，洋教势力、教会特权庄园不仅欺凌、压迫和剥削教内外汉族人民，同时也危害了蒙古族各阶层的基本权益。因此，在晚清内蒙古的反洋教斗争中，出现了许多蒙汉各族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事迹。
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以后，内蒙古各族人民积蓄已久的反洋教怒火迅速燃遍各个教区。1900年春，萨拉齐厅（今土默特右旗）二十四顷地教堂（天主教西南蒙古教区总教堂）所属教民石宗等人，因强行霸占准噶尔旗蒙古人高占年的土地未能得逞，纠集教会武装及教民300余人，将高占年等蒙汉群众9人杀害，“弃尸黄河”。不法教民的这种残暴罪行，激起各族群众的普遍愤怒，地方官府也一再通令教堂交出凶犯。教区主教韩默理不但拒不交出，反而聚集教民1000余人，“招匠铸器，筑堡挑沟”，公然与中国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对抗。绥远城将军永德闻报，立即派德克吉克率领驻防马队及驻包头的练军和捕盗营等官军前去剿办。与此同时，萨拉齐、托克托二厅的汉族农民纷纷组成义和团，准噶尔旗蒙古族群众也组成“独贵龙”，准噶尔旗还派出王府武装，与官军联合起来围攻二十四顷地教堂。7月19日，已被各族爱国军民包围的教堂仍然负隅顽抗，“胆敢先行施放洋枪，向前劫杀。马步各军亦即开枪冲杀”，义和团等各族群众随同奋勇进攻。在激烈战斗中，虽有各族官兵、义和团民多人中弹伤亡，仍“奋臂前进”、“相随杀入”。“正值东南风顺，烟迷贼队，各军大呼直冲，教匪纷纷后退，各队一齐扑入，乱战村中”。最后，教堂被攻占焚毁，石宗等凶犯被生擒，就地正法，与各族人民为敌的韩默理主教也被群众游街示众后处死。《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7、436~437页，中华书局，1978年。另参阅韩振中《近代包头天主教》，《包头史料荟要》第四辑，包头市地方史志编修办公室，1980年；戴学稷《1900年内蒙古西部地区蒙汉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宝音《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概述》，《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五册，伊克昭盟地方志编委会，1986年。
2．民国前期
贡桑诺尔布致力民族团结和民族教育的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摇摇欲坠，沙皇俄国趁机加紧了侵略和吞并中国蒙古地区的步伐。在沙俄的支持下，1911年11月30日，外蒙古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定国名为“大蒙古国”。对此，除呼伦贝尔、哲里木两盟各旗积极策动“独立”而外，内蒙古其他盟旗蒙古王公上层的反应不尽相同，有表示赞同的，亦有坚决反对的，但多数则处于犹豫观望之中，各盟旗采取实际行动者甚少，不足以对内蒙古的形势形成全局性的影响。
民国肇兴，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杞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曾一度秘密集会，意图响应外蒙古“独立”。但事过不久，因国内外形势变化，使他有所悔悟，故在各种场合一再宣称：在此改朝换代之际，切不可发生民族间的冲突事件，否则对哪一个民族都是不利的。1912年，他召集本旗甲喇章京以下官员、僧侣及汉族书生、富户、商贾等数百人，开了九天的会议。贡桑诺尔布着重讲了蒙汉两族团结与否的利害关系，并提出了互相联合团结的各项规定。与会的蒙汉各界代表大为赞同，并当场盟誓：“尔今尔后，吾等务必和睦共处，绝不辜负王爷之盛情厚意。”讷古单夫译：《贡桑诺尔布传》，《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赤峰市政协，1986年版。因此自民国以来，喀喇沁旗蒙汉两族人民之间，很少发生冲突事件。
同一时期，贡桑诺尔布面对动荡的时局，为了热河境内各族人民的生计，又提出“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口号，并邀请热河所属各旗县代表到喀喇沁右旗王府，开了一次旨在实行自治的联席会议。他在会上提出“蒙汉民族团结自治”的口号，受到与会代表三百多人的拥护，并公推他为筹办热河自治的领导人。贾荫生：《贡桑诺尔布大事纪年》，同上。
1912年8月，贡桑诺尔布出任北京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他从自己在本旗创办学堂的过程中认识到，要想挽救蒙古民族的危亡，只有兴办教育。1913年，贡桑诺尔布创办了一所专门招收蒙古族、藏族学生的国立公费学校——北京蒙藏学校。该校是在前清“景山”、“宗室”、“觉罗”三学及理藩部官学——“蒙古学斋”的基础上组建的。该校招收的学生，除了蒙古王公贵族子弟外，还有大批普通旗民子弟。办学的宗旨就是为提高蒙古族、藏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少数民族治国的人才。该校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毕业的学生达数千名，其中许多人回到蒙旗后，为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共产党人深入该校，积极培养和吸收思想进步的蒙古族青年入党，在这个摇篮中培养出不少革命志士，把革命的火种很早就传播到内蒙古地区。
各族人民联合发动反军阀统治的斗争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内蒙古和内地一样，开始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将清朝在蒙古地区的统治制度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并以高官厚禄收买内蒙古王公。北洋政府继续采用清王朝对蒙古地区“分而治之”的政策，并仿照内地省治，将内蒙古蒙古民族聚居的共同区域彻底分割。同时，北洋军阀又在内蒙古地区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旨在实行经济掠夺的放垦蒙旗土地和清丈地亩的活动。面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内蒙古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展开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绥远五英雄起义
1917年11月3日，蒙古族同盟会会员安祥、云亨、满泰和汉族同盟会会员李雨山、刘会文，为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按计划率领萨拉齐县五区团队、武川警备队、土默特旗矿巡队等蒙汉族的义士，在善贷镇高举义旗，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义军原定起义后进攻归绥城，后因力量不足，遂改攻武川县城。6日，当起义军进入大青山区时，被绥远都统蔡成勋的北洋军队包围于万家沟的打鹰窑子。蒙汉义士奋起抵抗，异常英勇，战斗十分激烈。终因寡不敌众，乔子和、安祥、李雨山先后中弹牺牲，除刘会文、云亨、满泰等少数义士突围外，起义军几乎全军覆没。参阅张尔杰：《五英雄传略》，《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五辑，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0年。这次起义虽仅四天就被军阀镇压下去，但他们的正义行动被父老乡亲赞誉为“绥远五英雄起义”，并世代相传，流芳至今。
——归绥城“孤魂滩”事件
1926年8月，晋系军阀占领了绥远地区，商震出任绥远都统。为了开辟搜刮的财源，商震决定在全境清丈地亩，开放烟禁，并设立地亩清丈局，企图通过清丈土地、发给地照等手段来掠夺土地所有权，并向蒙汉农民搜刮清丈费和“押荒银”。反动军阀的这种丑恶行径，激起了归绥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要求，中共绥远地委和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国共两党各出三人组成）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决定发动一场以反清丈土地为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经过绥远国共两党的周密安排和具体领导，1927年3月28日，震惊塞外的“孤魂滩”事件爆发了。这天清晨，由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公开出面，在归绥城南的孤魂滩，召开了以反清丈土地为内容的“绥远灾民大会”。归绥城蒙、汉、回、满各族农民、工人、学生、商人、市民约六七千人参加了集会。会议开始后，共产党员路作霖（中共绥远地委组织部长）和国民党代表分别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演，听众闻之，无不热血沸腾。接着绥远学联代表和女子师范学生代表也先后讲演，无不声泪俱下，听众为之动容。在代表们揭露清丈地亩、开放烟禁的罪恶目的及历数贪官污吏的种种罪行之后，整个会场群情激愤，孤魂滩上空响起了一片“反对清丈地亩”、“反对开放烟禁”和“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声。会后组织了示威大游行，六七千人手执小旗、短棒、锄头，浩浩荡荡地从孤魂滩出发。担任游行队伍总指挥的杨曙晓（共青团绥远地委书记）率领着由铁路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学生组成的纠察队和突击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游行队伍首先直奔财神庙巷的“地亩清丈局”，将局内设施全部砸烂，卷宗账册彻底焚毁。随后游行队伍又高呼口号，向归绥县公署进发。途中，又有回族青年、商号小伙计、作坊工人、铁路工人大量加入，整个大南街塞满了人流。示威队伍还未到县公署，官吏军警早已闻风丧胆，逃之夭夭。突击队冲入县公署内县知事（县长）冯延铸的住宅，一阵棒打手摔，将他的古玩、绸缎、家俱全部砸毁。在惩办完冯延铸之后，游行队伍又整队向绥远都统府所在地绥远城进发。示威请愿队伍云集绥远城西门外，六七千人的口号声，使商震心惊肉跳。在各族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商震只好让以中共党员刘进仁为首的11名请愿代表进城谈判。时已下午，请愿队伍水米未进，早已饥肠辘辘。绥远城旁姑子板升的蒙汉村民见此情景，为他们送来开水；“回民促进会”的理事艾辅庭派人回牛桥一带发动回民群众，用手推独轮车或肩担筐篮运来面食；“大盛魁”经理段履庄（汉族）又让归绥商务会赶制了一万斤机制切面和焙子，供游行请愿人群晚餐之用。当天晚上，在请愿代表坚持不懈的斗争下，商震被迫答应了代表们的要求，向各族请愿人民宣布：撤消地亩清丈局，废除清丈费，停止开放烟禁和扣发流通券，撤销归绥县知事冯延铸的职务，撤销冯曦垦务总办职务。归绥城蒙、汉、回、满各族群众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参阅老兵：《孤魂滩事件始末》，《呼和浩特史料》第五集，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1984年。
“孤魂滩”事件是在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下，归绥城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的一次革命斗争，它的胜利鼓舞和推动了内蒙古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党组织和各族人民经受了一次锻炼。
3．抗日战争时期
早期抗战中的团结斗争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