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地区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将士和各族民众武装奋起抗击，共驱强寇，燃起了一片抗日烽火。1932年10月，苏炳文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万余人在呼伦贝尔通电抗日，海拉尔举行各族代表会议，声授救国军，鄂伦春族人民也组织了山林抗日游击队。1933年5月，冯玉祥等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发起了震憾全国的察北抗战。1936年2月，爆发了百灵庙抗日运动。与此同时，内蒙古地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进一步高涨起来。1932年4月，“绥远省反帝大同盟”成立，旨在发动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爱国进步思想文化运动。1935年的全国“一二·九”运动高潮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绥远队部”、“绥远牺牲救国同盟会”、“绥远妇女”等抗日组织先后在归绥城成立。这些组织，在各族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发展成员，以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总之，内蒙古草原上，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同仇敌忾，创造出了光辉的抗日救亡业绩。
为了拯救民族危亡，热河各族人民纷纷揭竿而起，组织了26支抗日义勇军，开展了武装抗击日寇的斗争。其中李海山（蒙古族）、刘振玉率领的蒙汉义勇军尤为战果辉煌。1931年11月，张学良委派蒙边宣抚专员高文彬赴通辽成立宣抚公署办事处，进行争取蒙古上层人物参加抗日的工作。他首先联络了哲里木盟蒙古族统领李海山和刘振玉。高文彬申明大义，晓以利害，李海山、刘振玉表示积极参加抗日，遂接受改编。
1932年1月，日伪军550余人欲由舍伯吐绕道曹家营迂回攻占开鲁。李海山和刘振玉侦悉这一情报后，遂联合其他两支义勇军在曹家营设伏，并派蒙古骑兵四周接应。当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后，四支蒙汉义勇军伏兵四起，杀声和枪炮声惊天动地。伪军乱作一团，不战自溃，日军负隅顽抗，但最终悉被歼灭。日军遭此惨败，恼羞成怒，立即纠集驻通辽日伪军700余人，再次进犯开鲁。李海山、刘振玉等义勇军在王家油坊一带再次阻击敌军，由拂晓激战至深夜，重创敌寇，使他们不能前进。后因弹药不足，遂留一连人在原地继续阻击敌人，其余则转移阵地。留守原地的那一连蒙汉战士与冲进村内的80多名日军展开殊死血战，一直杀到第二天夜间。日军大败，仅逃出6人，其余全部被歼；义勇军战士也伤亡较大，除5人外，其余皆壮烈殉国，蒙汉战士的鲜血淌流在一起。两次开鲁阻击战，使日军不得不退回通辽，长期不敢窥视开鲁。
大青山抗日斗争中的民族团结业绩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日军在侵占绥、察两省的过程中，就着手组建伪政权，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人们通称的“蒙疆政府”。“蒙疆”地区成为日本实行“以战养战”和经济掠夺的重要基地，蒙汉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青山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为蒙、汉、满、回等民族杂居的多民族地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忠实地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利益，迅速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成为抗日游击战争巨大的力量源泉。千百万蒙汉人民用他们的无穷力量，给人民军队以极大的保护与支持。可以说，蒙汉人民出生入死地支援人民军队，是大青山抗日武装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并得以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蒙汉各族群众在抗战中，团结一致，并肩抗敌，浴血奋战，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抗日团
共产党员杨植霖、刘洪雄、高凤英（蒙古族），在大青山地区首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战旗。1937年9月，杨植霖、刘洪雄在归绥城东以三支步枪举义，组织了一支由蒙、汉、回各族青年十数人参加的抗日游击队。1938年春，杨植霖联合惨遭日寇欺凌的绅士张有聚，打出了“抗日团”的旗帜，率50余名蒙汉战士携枪上山抗日。不久，高凤英也率领在归绥城东北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与“抗日团”合编，由张有聚任团长，杨植霖任参谋长，高凤英负责情报与军需工作。抗日团很快发展到200余人，成为名符其实的蒙汉抗日游击队。1938年8月，抗日团改称“绥蒙游击大队”，直接受八路军120师大青山支队领导，成为八路军的正规抗日武装。
——拥军模范武策劳
1941年初，我绥中专署游击队和日伪军连续作战后，撤到灰腾梁。正当游击队人困马乏、饥渴难耐之际，察哈尔镶蓝旗转山子村蒙民武策劳村长闻讯，全家出动，把用牛奶加白面做成的油饼，送给宿营在山头上的游击队员。游击队负责人成枫涛感激地说：“谢谢蒙民兄弟对我们的关心。正当敌人追击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你拿营养丰富的高贵食品来支援我们。感谢你的盛情厚谊，这真是雪中送炭！”武策劳也高兴地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只有蒙汉人民团结起来，才能打败敌人。”后来在武策劳的多方帮助下，游击队摆脱了困境，转危为安。成枫涛：《回忆大青山抗日斗争与绥中地区财经工作》，《乌兰察布盟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共乌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1984年。
1942年，绥中地委奉命撤回晋西北根据地，部分伤员和家属不能随军转移。武策劳将他们隐蔽起来，妥善安置，加以精心护理。伤病员康复后，他又想方设法将他们送往晋西北根据地，没有一人遭到不幸。设置在石片沟、西山沟、小力图石洞的绥中地委印刷厂、被服厂，由于武策劳的全力掩护，敌人几次进山搜查，均未暴露。
武策劳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掩护我党的工作人员。1940年秋，绥察行政公署办事处副主任杨植霖正在武策劳家中住着，日军忽然闯入村中搜查。家犬在院门外狂吠，武策劳神态镇定，将日军挡在门外寒喧起来。乘此机会，他的妻子速将杨植霖藏在羊毛垛中。敌人进院，搜寻了一阵，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只好悻悻而去。高鸿淼：《蒙汉团结战斗之花》，《塞原烽火》第二集，上册，内蒙古革命回忆录编辑室编，1982年。
4．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
抗战胜利后，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迫使蒙古族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作出关系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由不同倾向暂时结合而成的政治力量，都以民族解放的名义，在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分别迅速地掀起了以“独立”、“自治”为内容的民族运动。
中国共产党重申在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从解放区选派大批蒙、汉族干部到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1945年11月26日，作为团结内蒙古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群众团体、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心张家口宣告成立，乌兰夫（云泽）任主席。至1946年上半年，联合会在锡察解放区和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今呼和浩特、包头及乌兰察布盟东南部）的部分旗广泛开展了自治运动，并建立了由骑兵第11、16师等部队组成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
1945年8月18日，部分蒙古族人士及反日起义官兵，在兴安盟王爷庙集合，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本部。又于1946年1月16日成立了东蒙古人民政府，提出了联合中国共产党、实行蒙古民族自治的主张。此后不久，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即派出干部前往兴安盟开展工作。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驻王爷庙办事处成立。4月又在王父庙成立了中共东蒙工作委员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普遍展开了赞助自治、维护团结、发展进步力量的民族工作。
1946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各派出7名代表，在承德筹备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经过反复协商，双方代表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向、路线、政策和领导权等重大问题，最终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4月3日举行正式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根据决议精神，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于5月26日撤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和兴安省政府，东蒙古地区蒙古民族武装统一改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至此，东西蒙自治运动实现了统一并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内蒙古东、西部地区长期分裂、隔绝的状态终告结束。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兴安盟王爷庙宣告成立。中国诞生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规定：以蒙古族为主体，联合其他民族，以内蒙古各盟旗为管辖范围，实行统一的区域自治，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蒙古民族革命和进步力量联合各民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而取得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内蒙古地区贯彻、实施所获得的重大成果。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实现，不仅使内蒙古的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同时也为正确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创造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因而具有深远的意义。1947年7月，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即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宣布成立，公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革命的领导地位，内蒙古解放区与各相邻解放区党组织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从此，内蒙古地区蒙汉各族人民步入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历史时期。
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中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实践
长期以来，内蒙古地区蒙、汉各族人民遭受着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剥削。1947年下半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好转，内蒙古解放区大规模的对敌军事斗争已基本结束。中共内蒙古工委和绥蒙区党委，于11月开始，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和绥蒙部分地区发动各族军民，开展了广泛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运动。根据中共中央颁的《土地法大纲》，内蒙古自治政府针对内蒙古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制定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政策。其基本内容为：承认内蒙古境内的土地与牧场为蒙古民族所公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牧场所有制；废除一切封建特权，解放奴隶；废除土地改革前农村中地主、王公、高利贷者对贫苦农、牧民的一切债权；农业实行耕者有其田，按人口将土地统一分配给所有无地或少地的蒙汉人民；牧业区实行保护牧群和牧场，放牧自由，改革“苏鲁克”制度苏鲁克，蒙语意为畜群，是牧主对牧工的一种剥削形式。牧工放牧主的畜群，所产仔畜和皮毛，均须交给牧主，牧工只能按比例得到一定量的奶制品或其他畜产品，畜群如有损失，牧工须以劳动抵偿。，在牧工与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善牧民的经济生活，发展畜牧业；在半农半牧区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提高贫苦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取消蒙租蒙租，蒙古族农民将其无法经营的部分土地出租给汉族农民耕种而收取的轻微的地租。，蒙汉各族人民对自治政府应有同等的公平负担与公民义务；蒙古族人民信教自由；加强蒙汉人民的团结。《云泽在内蒙古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内蒙古档案馆编，1987年。
为了推动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各相邻解放区陆续派出大批蒙、汉各族干部，组成工作团（队），深入农村、牧区，带领群众进行平分土地、打击封建势力的斗争。在对蒙、汉族地主、恶霸的斗争中，蒙、汉族农民积极配合，相互支援，一道分土地，共同建立民主政权，使内蒙古地区农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针对内蒙古地区的特殊情况，内蒙古自治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以保障各族人民的利益，调整民族关系与农牧关系，使民主改革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通过取消蒙租，消除了蒙、汉族劳动农民之间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关系，同时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上对蒙古族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弥补了由于蒙租的取消而带给蒙古族农民的部分损失。在牧业区，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削弱封建势力，改革封建经济制度。在农牧业交错、蒙汉族杂居的地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群众意愿，明确划定农田和牧场的范围，禁止开荒，保护牧场。对自然条件适于农牧业并存的地区，实行农牧并重的政策，鼓励农牧业共同发展。对于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的地方，一般采取退耕还牧的办法，缓解以农挤牧、以畜伤农的矛盾，引导各族农牧民逐步转向各自擅长的生产方式，并帮助、扶持各族群众兼营农、牧业。这些政策的实施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有效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牧矛盾，调动了各族农牧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农牧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并使各族人民在争取解放的共同斗争中，形成了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亲密关系。
在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各地普遍开展了蒙汉互助、农牧互济的爱国丰产运动。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组成蒙汉生产互助组。汉族农民帮助蒙古族农民提高农耕技术，农业区及时向牧业区运送粮食、饲料，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牧业生产水平。牧业区向农业区输送大批耕畜、肉畜和肥料，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经过广泛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运动，内蒙古地区的蒙、汉各族人民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政治上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农村、牧区基层政权完全掌握在各族人民的手中，民族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解放区获得了更加坚实、深厚的群众基础。
五、内蒙古民族团结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废除了中国千百年来的民族压迫制度，内蒙古的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实现了真正的民族解放，开始了蒙汉各民族平等团结、友好合作的新时代。
1．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