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又表现在贡赐上，大中祥符九年（1016），唃厮啰和李立遵向宋朝贡马582匹，宋廷“诏赐器币总二万二千答之”。《宋会要辑稿·善夷六》。元丰二年（1079），董毡贡马460匹，宋廷赐给价钱11200缗，银纟采各千，还有对衣、金带、银器、衣著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元祐六年（1091），阿里骨贡马179匹，宋廷诏户部除逐匹给价外，还“于都数内增二分赐之”。出于支持青唐政权抗击西夏的需要，北宋朝廷还以给其大小首领“岁赐”、“月赐”等各种形式直接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其中包括茶叶、布帛、药品乃至一些通常被禁止出边的物资。如宝元元年（1038），宋朝定例岁给唃厮啰彩绢1000匹、角茶1000斤、散茶1500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宝元二年（1039），又赐给唃厮啰帛2万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元丰五年（1082），赐给董毡金束带一、银器2000两，色绢纟由3000匹，岁赐增大彩500匹，角茶500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元祐六年（1091），宋赐给阿里骨熟铜千斤，《宋会要辑稿·蕃夷六》。而铜正是宋朝禁止出边的物资。
凡此等等也都大大加强了青唐吐蕃人与中原汉人之间的政治凝聚性。
这种政治凝聚性对于促进青唐吐蕃人与中原汉人之间的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6．元明时期青海新的民族结构的形成及各民族的互动和磨合
青海的历史，经过宋、辽、夏、金及元代的大动荡之后，到明代时民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和重组，形成了吐蕃土族，撒拉族、回族、蒙古族和汉族多民族交错杂居的新格局。
自吐蕃于唐代进入青海地区至明初，经过近700年的发展，吐蕃已成为青海一个主要的民族。这在上面已有叙述，在此不赘。
蒙古族，元王朝时，成吉思汗“金戈铁马”，忽必烈一统中国，蒙古族进入青海，西宁州成了蒙古弘吉刺氏章吉驸马领受租税的食邑，于是蒙古族随蒙古军队占领陇右河西开始进入青海。明代，蒙古族人大批迁入青海。史载从明正德初年开始，东蒙古被称为鞑靼的蒙古人纷纷迁到青海湖即西海为中心的青海草原上游牧，明王朝称之为“海部”等。此即《明史·西域二》所云，正德四年50当元裔巴图孟克展开统一鞑靼各部的斗争时，亦不剌和鄂尔多斯部首领阿尔厮联兵抗拒被击败之后，“拥众西奔。噉知青海富饶，袭而据之。”不久，卜儿孩部“也内乱奔据西海”。《明世宗实录》卷134。到嘉靖时，整克和大同两个蒙古部落也迁入青海。这些蒙古部落主要游牧于环湖和黄河南北地区。此后不久，蒙古俺答汗崛起，从嘉靖十一年53开始西征青海，逐渐将占据了西海地区；嘉靖三十八年55，蒙古丙兔所属威武慎部也来青海游牧，其游牧中心逐渐从环湖地区转移到了黄河南岸的莽拉川（今青海贵南县）；明末，厄鲁特蒙古和硕特又移牧青海。
土族，其源于吐谷浑族人和蒙古族人。前已述及，663年，吐谷浑为吐蕃所并，一部分人仍留居青海故地，即今土族主要聚居的湟水沿岸。至今互助和大通的土族所居住的十几个村庄，土语称为“吐浑”，土族的自称之一：“吐昆”，名为“吐浑”之音转，可见吐谷浑族是土族的主要族源。但是，土族又自称“蒙古尔”，意为蒙古人；或“察罕蒙古尔”，意为白蒙古。这说明土族与蒙古族也有一定的族源关系。在土族中就广泛流传着成吉思汗的大将格日利特（格热台）率部留驻今互助县一带，以后与当地由吐谷浑族人演变而来的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于是，十三世纪后，当蒙古族人南下，统治了今青海、甘肃等地之时，居于青海湖以北的吐谷浑的后裔霍尔人也成了蒙古族的被征服者。由于蒙古族是当时的统治民族，因而霍尔人又与蒙古族人融合，大致到元末明初，即13世纪至14世纪时，形成为青海一个新的世居民族——土族。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280页。
撒拉族，其自称“撒拉尔”，简称“撒拉”。汉文史书里曾有“沙剌族”、“萨拉”、“撒喇”、“撒拉回”等多种称呼。根据撒拉族的传说、语言特点以及有关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历史文献，撒拉族的先民是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一带突厥乌古斯部的一支。元代的时候，在首领尕勒莽兄弟的率领下，经过长途跋涉经新疆、河西走廊，辗转迁徙到青海东部，定居在循化地区。根据传说和文字史料记载，撒拉族先民初到循化时，人数大约在数百到千人之间，为了保障族人的繁衍和生息，他们在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前提下，同周围藏族建立了通婚关系；后来，又与宗教信仰一致的回族通婚联姻，这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同杂居在一起的藏、回、汉各族融合，从元到明，逐渐形成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非乌非藏非回非汉的新民族——撒拉族。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285~286页。
回族，其先世虽然可追溯到唐宋时期由海通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但其主要来源却是13世纪初期，由于成吉思汗西征而被迫东迁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以及一部分从中亚各地东来经商、仕宦的商人和贵族。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并在同汉、蒙古、维吾儿、藏等各民族长期互动、认同和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元时，包括西宁州在内的甘肃省境内就有为数众多的被编入“探马赤军”的回回军士驻防屯垦。
元末参加反元起义的江淮回回人有不少落籍青海；明初进取西北时，大批江淮回回将士亦随征而落籍青海。另外，明代青海东部地区以西宁为中心，茶马贸易繁荣，又吸引了不少具有经商传统的回回人前来营商谋生。所以清初有人记载西宁地区回族状况时说：“回回皆拥资为商贾，以及马贩、屠宰之类”。（清）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1。元明时青海回族主要集中于西宁一带。
这样，由吐蕃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回族、汉族等构建的青海民族构成新格局，在明代新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了新的民族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青海的民族团结的历史轨迹开始了新的历程。
青海各民族在农业生产上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的轨迹是沿着屯田的发展而运作的。元代的镇戍军“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明史·兵一》。屯田已有所发展，而且无论军屯还是民屯，一般是由官府发给牛、种、农具，或给钞作为兴屯之资，屯田者按规定交纳一定量的粮食作为租税。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289页。
明代建立了完备的军屯制度，于洪武十年37开始在青海屯田，明王朝给士卒分配屯田以“分”计算，大体上是海军50亩为一分，农具耕牛由国家提供，屯军按规定向国家交纳租粮。据《明宣宗实录》卷42、卷80中的记载，宣德时期，西宁在卫士卒有3560人，而入屯生产的士卒就达3000人之多。
与此同时，军士家眷也往往入屯垦种，定德三年42，西宁卫因军士各有差遣，而“征进屯军家属自愿力田者七百七十余人，乞令如旧耕种，依例收其子粒”《明宣宗实录》卷42。宣德六年43，西宁又拨“军余”即军士家眷2150人“屯田纳粮”《明宣宗实录》卷80。此外，明代青海还有民屯和商屯。据考察，正统时，西宁卫登记在册的屯、科（民）田总额有2756．46顷，但到明末时达到6690．79顷，增长了142．7%。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169页。
屯田的发展，实际上是把中原地区汉族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入了多民族的青海，在互动中对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明代西宁卫所辖的“十三番族”虽然都属“纳马番族”，但其中多有兼事农业者。宣德中，西纳等6个部落因春播乏种，曾向西宁卫官仓借籽种300多石。《明宣宗实录》卷10。实际上，据《青海通史》研究分析，明代以来，河湟地区传统以牧业为主业的各少数民族大多都处在向以农业为主业的经济类型的转化过程中。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开垦土地自然越来越多。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292页。
青海各民族在畜牧生产上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的轨迹是沿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运作的。元朝崛起于蒙古草原，本身就重视畜牧业的发展。而到了明王朝时，青海地区的畜牧业茶马贸易的需要以及明王朝政府向各少数民族征收马赋，所以养马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洪武时，太监而聂一次就能从必里卫易得良马上万匹。《明太祖实录》卷217。史载明王朝时青海牧区各少数民族部落都拥有大量的畜群，如永乐末年，土官李英征讨安定卫“逆乱”，所获马牛羊超过14万。《明宣宗实录》卷7。宣德五年（1430），镇守西宁总兵官史昭讨击曲先卫，所获“马驼牛羊三十二万有奇”。《明宣宗实录》卷73。曲先卫、安定卫都地处柴达木盆地，自然条件远较环湖地区差，畜牧业已如此发达。环湖地区水草丰美，畜牧业则为发达。《明史·边政考》即云：“西海水草丰美，蒙番人环居之，专务畜牧，日益繁滋，素号乐土”。
一边需要马匹，一边又养有大量马匹，于是茶马贸易这样的经济互动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洪武八年（1375），内使赵成携罗绮绫帛并巴茶到河州易马，因出价高，今贵德一带藏族部落也涉远而至，进行交易。不久，户部又运钞60万锭，在西宁、河州及岷州等地易马7000匹。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监而聂又以茶30万斤易马10300多匹。在官府垄断茶马贸易的同时，民间交易——茶叶志和的活动一直如火如荼。于时，明王朝政府为了解决将四川和陕南的茶叶运到西北，在宣德时，曾实行“运茶支盐例”，即以支付盐引为代价，招商运茶。这就给那些资本丰厚的富商大贾进行茶叶走私开了方便之门，“客商恃有执照文凭，惟贩私茶”。《明英宗正统实录》卷18。成化、弘治年间，或因储边，或因赈济，明朝又数度实行招商中茶制度，西北茶叶市场渐为商人开放。正德之后，各茶马司全用招商办法购运川茶，茶叶“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明经世文编》卷386。对民族间的互动、磨合、认同有意义的是致各茶马司地方商茶充斥，但各茶马司所在地人口稀少，大量商茶无力消化，便只有流向“边外”牧区，即所谓“通番”。有些商人甚至不辞险远，携茶深入到偏远的游牧区直接交易，大大促进了民族互动、磨合和认同的广泛性。
青海各民族在交通上的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的轨迹是沿着驿站体系的建立而运作的。元统一全国后，“藩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站，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史·地理六》。而随着西藏地方正式纳入元朝版图，由内地通往西藏的“二十七个大驿站”（明）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68页。的建立，使青海处于其主干线上，大大加强了青海各民族之间以及青海与中原的联系。
明时，西宁到兰州、贵德到河州之间也都建置了比较完备的驿递机构。西宁到兰州间分别设有7个驿站、5个递运所和14个铺（主要用来传达公文信函）。
在此，对民族间的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有意义的是“番站”的设立，贵德到河州间设有“番站”6处。据清康熙《河州志》所载，6站名称为三岔、窎沟、讨来、保安、边都和清水。“每站设番官一员，如内地驿丞例，各给印信、站马，应付往来公使。”
由于驿站体系对青海与中原的互动有重大的作用，所以明成祖时，就数次派河州西宁等地官员去恢复设置经由青海到西藏的驿站，并多次给沿途地方僧俗首领下达敕谕，诏令他们“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35《艺文志·记》。这样，随着驿站体系的不断完善化，有力地打破了青海社会环境的封闭性。
青海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的轨迹是沿着儒学、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流行而运作的。拿儒学来说，青海本来地处僻壤，加上各民族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教育水平比较低下。有明一代，随着汉族迁入青海的人口不断增加。儒学也随之流行。宣德二年（1427）时，根据镇守西宁都督佥事史昭和西宁卫的奏请，明王朝政府在西宁卫开设了儒学。学校设在卫城东北角，建有殿庑、斋堂及射圃，备有礼器、图书。嘉靖时由兵备副使李经主持，不仅将一部分房屋土顶换为瓦顶，而且扩大了学校规模，“缘斋之掖为号舍五十余楹，为学宫舍二十余楹，牲舍三楹。右为射圃厅五楹，缭以垣墙，益以丹碧”。（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35《艺文志·记》。除西宁卫开设儒学之外，又分别在卫城和碾伯建有两所社学，对15岁以下幼童进行有关本朝律令以及封建礼仪制度等方面的教育。儒学的流行不仅逐步改变了青海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在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中，也逐渐促进了少数民族素质的提高，如明成化庚子科举人，辛丑科进士李王凡，武进士李光先等都出身于土族土官家庭。
又拿藏传佛教来说，由于元明两代对藏传佛教政策上的扶持，使得藏传佛教在青海得到了特别的发展。元时，蒙古统治者支持的萨迦派在青海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据藏文史籍记载，元前期，帝师八思巴曾在今玉树一带活动，随后这里便出现了一些萨迦派寺院，即今所称多县噶藏寺；东程寺等。今黄南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隆务寺在元代初建时也是一座萨迦派寺院。此外，噶当派的夏琼寺（在今青海化隆县境）也是在元时由端竹仁钦建成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早年曾在该寺学经。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