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明代，在其“众建多封”政策的制约下，藏传佛教各派都得到封赐和扶持，至使其在青海更为流行，如河湟地区最著名的具有皇家风格的乐都瞿昙寺，由噶举派僧人三刺（桑结扎西）创建，“瞿昙”一名为明太祖所赐。当今青海最著名的塔儿寺也肇建于明代，建于格鲁派始祖宗喀巴诞生地即今湟中县鲁沙尔镇，最初仅有宗喀巴母亲香萨阿切于洪武年间所建佛塔（莲聚塔）一座。嘉靖时，僧人仁钦宗哲于塔侧创建禅房一座。万历初又于塔南侧建成弥勒佛殿，此后经过多次进行扩建，明末清初时发展成为格鲁派六大丛林之一。对于民族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有意义的是永乐时，应明成祖之邀，宗喀巴遣其徒释迦也失入朝，受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宣德时，释迦也失再度入朝，受封为“大慈法王”，并被宣宗“留之京师”《明史·西域三》。正统四年43，释迦也失在京圆寂，英宗“敕建渗金铜塔，藏其佛骨”。扩大了藏传佛教在中原汉族地区的影响。此其一。其二自明中叶后，随着第三世达赖喇嘛赴青海弘法，格鲁派即黄教的势力不断增长，青海蒙古族各部普遍皈依了格鲁派，使住牧青海的蒙古人成为格鲁派最有力的支持者，再拿伊斯兰教来说，元明时期，伴随着回回人、撒拉人等穆斯林民族定居青海，加之元时驻镇西北的蒙古宗王将师中不乏信奉和支持伊斯兰教的人，伊斯兰教在青海地区得以传播。传说元时有阿拉伯传教士兰巴尼·尔卜都·来海曼曾来西宁州传教，并殁于这里。
大约在洪武时，定居于今循化境内的撒拉人创建了著名的街子大寺。现在青海地区最大的清真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也是洪武年间建成的。这样，在青海的民族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中，伊斯兰教文化也就逐步成为青海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可见青海各民族通过农业、畜牧业、交通、文化的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构成了文明时期青海民族团结历史发展的新轨迹。
7．清代青海民族互动中的碰撞与认同
青海的民族结构经过元明的大重组，构建了吐蕃族吐蕃族在清代被称为“蕃子”或“西蕃”，民国建立时才统一命名为藏族。、土族、撒拉族、回族、蒙古族和汉族多民族交错杂居的新格局，民族互动出现了新的态势。由于清代青海各民族经济生活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语言文字的不同，以及政治地位的不同，行政制度的不同清雍正初年，以年羹尧所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为基础，改卫所制为府县制，对蒙古各部实行盟旗制，在藏族地区推行千百户制。加上清王朝封建统治对少数民族的一些高压政策，使得有清一代青海的民族互动出现了碰撞和冲突的态势。这种民族互动的碰撞和冲突择其要者有：
撒拉族回族的三次反清斗争
撒拉族是青海河湟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清前期，其居住地区已由今循化地区扩展到黄河以北的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县）境内。撒拉族内部建有由原来的自然村落扩大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有的地缘组织——“工”。每工内又包含有若干个自然村落。而撒拉族的基层社会组织则为“阿格乃”和“孔木散”。“阿格乃”是血缘组织，由同一父系的若干小家庭组成；几个阿格乃组成一个孔木散。孔木散意为“同根”，最初，是一种远亲血缘组织，后来发展成为地缘组织。每个孔木散都拥有共同的山林和坟地，由头人“哈尔”掌握孔木散的公共事务。撒拉族的村落，就是由一个乃至几个孔木散组成的。
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状况比较特殊的撒拉族，在清代前期虽然社会经济有所发展，表现在土地开垦扩大和人口增长上，且封建生产关系也有一些变化，但是撒拉族社会中仍然只是土司头人、宗教上层，以及少数新兴的“富回”广占田产，过着富裕的生活，广大农民仅占有少量土地，生活艰辛、贫困，不但要受到土司头人、宗教上层及“富回”的剥削，还要向封建国家“承赋输科”，负担异常沉重，此其一。其二，在政治上，清政府对撒拉族地区既实行土司制度，又不断加强直接统治。雍正八年（1730），清朝设循化营，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将原来遥治撒拉族地区的河州同知改驻循化，设循化厅。营、厅之设，使“土司之威权日减”，（清）龚景瀚：《循化志》卷4。在这种政治互动中，在撒拉族地区形成了官府与土司并治的局面，撒拉族人民遭受双重统治与压迫，社会矛盾趋于复杂和深化。
其三，在宗教信仰上，伊斯兰教门宦门宦教主既是宗教教主，又是大土地所有者，管辖许多清真寺，父传子袭，被称为“道祖”，“老人家”或“太爷”。势力在撒拉族地区出现和扩散，导致了“老教”和“新教”之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在青海的民族互动中由教派械斗转向反清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十二日，清水河东大庄老教头人韩三十八强令河东大庄新教教民皈依老教。苏四十三、韩二个便率众千余人攻河东大庄，杀哈尔户长韩三十八等3人。老教有的惶惧乞降，有的逃奔河州告官。苏四十三戴大红顶子，自称“回王”。韩二个以下皆戴蓝顶子、白顶子，并立旗号。接着新教教众又占据了白庄、红庄、张尕庄、里长庄、上拉便等庄。这时循化同知洪彬正在兰州、营兵“不能禁止”，苏四十三等新教教众便很快控制了撒拉族大部分地区。这时逃奔兰州、河州的老教教民，纷纷向清朝地方官府求救。而清王朝的地方官吏实行“帮扶旧教”的政策，不但没有平息教派械斗，反而激化了教派矛盾，终于激起新教教众杀官起事，使伊斯兰教教派争斗转化为反清斗争。
同年3月18日，陕甘总督勒尔谨闻报后，委派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协副将新柱前往循化查办。苏四十三、韩二个等新教首领平时对清政府的政策深为不满，所领新教教众绝大多数又是穷苦农民，十分痛恨欺压他们的统治阶级。此时，在苏四十三率领下，一呼百应，揭竿而起，于当晚起兵进攻新柱所在的白庄，杀新柱及其所率官兵。苏四十三又率领教众连夜赶路到30里外杨士玑所在的起台堡，中午城破，杀杨士玑及守备等多人，爆发了撒拉族第一次反清起义。3月21日，撒拉族起义军攻下了河州城，打开监狱，释放囚徒，约有500多回、汉百姓加入苏四十三的起义队伍。23日，起义军直趋兰州。24日，苏四十三等到达洮河边外唐汪庄时，洪济桥、唐汪庄等六处的回族、东乡族教众拆掉房屋，扎筏帮助起义军过河，以阿訇马德明为首的数百人也加入到起义队伍，起义军猛增至近3000人。最后，历时四个半月的以撒拉族为主体，有回族参加反清起义虽然被清政府镇压了下去。但青海民族互动中的碰撞并没有结束，撒拉族起义被镇压70年之后，随着回族、撒拉族人口的增多，人多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咸丰元年85以后，青海东部不断发生因修建清真寺而引发的零星碰撞和冲突。咸丰九年85冬，巴燕戎格厅（化隆）属东山各庄撒拉民与丹噶尔（湟源）回民因礼拜寺之争发生摩擦。丹噶尔本有原籍狄道（甘肃临洮）回民所建穆夫提门宦（又称大会，临洮教派）清真寺两座，为礼拜涌经之所。嗣后有属于花寺门宦的河州及巴燕戎格厅属撒拉族人前往丹地贸易，也于该寺礼拜。由于人数渐多，寺内拥挤，原籍狄道回民遂不许河州及巴燕戎人入寺，由此引起争端。马文义遂纠集撒拉族2000余人前往丹噶尔辩教，继而引发械斗。陕甘总督乐斌委派候补道员文运、副将赵玉俭查办。最后判令将丹噶尔城内大寺归狄道籍回民，城外小寺归河州、巴燕戎回民礼拜，事态暂告平息。但是，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回族、撒拉族与其他民族有着很深的隔阂和矛盾，在撒拉族与回族械斗之时，汉、藏等族群众纷纷举办团练，加强自卫。咸丰十年（1860）正月，“循化厅属撒拉回民与大墩坪（今甘肃积石山县境）汉民挟嫌聚众械斗”，《撒拉族档案史料》，第196页。转引自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427页。这又使得教派斗争与民族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事态趋于复杂化。恰在此年，西宁镇因饷绌裁兵。马文义乘机率循化、巴燕戎格撒拉族群众约3000人东进积石关，进而进军碾伯，联合碾伯米拉沟（今属民和县）回族群众焚掠里二堡、周家大庄，碾伯县知县申典常急忙率兵前往镇压，不料被马文义所率军队打得大败，本人险些被杀，由此揭开了西宁地区回族、撒拉族第二次反清斗争的序幕。
咸丰十一年86正月，马文义藉口要与西宁府城回民辩教，乘胜从碾伯挥军西进，占据小南川，转战西宁周围。于是，陕甘总督乐斌急调兵进剿。马文义便撤至青沙山，利用青沙山的险要地形，于二月二十五日与清军展开激战，清军失利。
同治二年86四月，马文义开始围攻西宁府城。同时，分兵进攻丹噶尔和碾伯城，击毙南川营都司李澍。五月，回军攻占喇课、镇海二营，击毙镇海营千总许廷仁。六月初四日，回军从东关猛攻西宁城，激战数时，终因城中苦守而未能攻破。到了七月，塔尔寺阿嘉呼图克图率僧兵、团练驰援西宁城，增加了西宁城之防守力量，但仍未能解围。
此时，青海回民起义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大背景下，与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相互呼应，形成金积堡、河州、肃州和西宁西北回族反清斗争的四大中心。但是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青海的回族和撒拉族的起义坚持了12年，于同治十二年87最后被镇压下去。
但是，时隔22年之后，青海河湟地区的回族和撒拉族又举行了第三次反清起义，史称“河湟事变”。光绪十七年（1891），河湟地区久旱不雨，粮食歉收，粮价飞涨，然而劳动人民负担的赋税差徭依然如旧。光绪十九年（1893）又遇灾年，循化厅等12处收成仅为七成。《撒拉族档案史料》，329页。转引自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442页。连年灾情的泛滥，使回、撒群众中早就酝酿汇集的反抗暗流不断显露，人们纷纷传言道：“板柜里没面了，牲口槽里没草了，反的时候到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些代表着各种政治和宗教势力的民族宗教上层分子为争权夺利，又一次挑起了教派之争。光绪年间，河湟地区的花寺门宦势力达到了顶峰。这时，花寺门宦内部又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即一场新的新老教教争。新教的创立者是花寺门宦“三房头”马永瑞的二儿子马如彪，人称“新阿訇”。光绪年间马如彪曾去麦加朝觐学习三年，回国后即准备对花寺门宦进行改革。他认为花寺太爷没有把教门传给下一代，认为花寺太爷自己干的是沙孜林耶，给教徒传的是虎非耶，于是马如彪声称自己已领了传教的“口唤”，要正式接替花寺太爷传沙孜林耶。当时是花寺门宦“四房头”的重要人物马永琳便斥责其侄马如彪所传是新教，于是花寺内部分裂为二，马永琳一派被称为老教，马如彪一派被称为新教。新旧两派分庭抗礼，斗争十分激烈。从光绪二十年89二月起，两教派间械斗不止。光绪二十一年89三月上旬，老教尕最韩五十三与新教阿訇韩七十因头巾的佩带方式发生争执。韩努力便乘机扩大事态，挑起械斗。教争遂愈演愈烈。老教人多势众，放火烧了新教的房舍。新教向循化厅、西宁府上诉，循化厅、西宁府出于成见而扶老压新，驳回新教上诉。老教以有官府袒护而有恃无恐，趾高气扬，更加肆意压制新教。新教败诉后又上告河州镇，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认为是花寺内部相争，为了息事宁人，便派花寺头面人物马永瑞和马永琳二人前往循化，予以调停。
这时的马永瑞、马永琳兄弟二人心志各异。马永瑞基本站在官府一边，背靠官府，以壮声威，极力支持新教。而马永琳早已探知因中日甲午海战，“甘肃防营悉撤而东”的消息，故而早有谋反之意。他表面上从事调停，暗地却火上浇油，并怂恿韩努力将两个新教阿訇打死，并破腹抽肠，装上石头。陕甘总督杨昌濬派西宁道陈嘉绩前往循化查办。陈嘉绩在途中看到新教徒房屋被毁的惨状，恰好这时又有循化厅班役数人出城办案时被老教徒杀死3人，陈便依此认为老教蛮横无理，于是一改以往扶老抑新的态度，一进厅城，即关闭城门，将老教韩腊月保、韩五十一等11人拘捕收禁，老教群众集结城外，围城要求辩理释人，而陈嘉绩则将所拿11人全部“枭首示众”，又令城上官兵鸣枪开炮。一时间撒拉族群众群情激愤，将斗争矛头开始指向官兵。地方官的颟顸举措，再一次点燃了回、撒拉族群众心中对腐败的清政府仇恨的火种，官激民变，教争骤然间变成了回族和撒拉族群众联合反清的政治斗争，由此揭开了河湟事变的序幕，循化树起反清大旗的消息传开后，河湟各地回民群起而响应，民变蜂起。一时间，西宁韩文秀、碾伯冶主麻、巴燕戎格马成林、大通刘四伏、门源包良、狄道马维翰及丹噶尔等地回民皆揭竿而起，“至六月而全湟骚动”。（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期，中华书局，1958年，3889页。
西宁地区起事首领为撒拉族人韩文秀，“即前逆首马桂源（即马归源）之子”《撒拉族档案史料》，第342页。另据《广记事珠》、《关陇危思录》卷4记载，韩文秀系马归源之子，充军直隶后为军门韩某收为义子，取名韩文秀，年十八九岁时往来西宁，光绪年间以为爷报仇起事，事败后死于西宁。民间也有“为父报仇韩文秀”之传说。这年七月十三日夜，韩文秀带领下的西宁府城东三关（东关、南关、北关）的回民同时并起，与城外四周已起事的回军相与呼应。
韩文秀占据东三关后，上自总兵邓增、办事大臣奎顺，下至大小文武官员，皆坐困城中。光绪二十二年89正月，新任陕西巡抚魏光焘也率军抵宁。于是诸路清军联合进攻，攻占了西宁三关，韩文秀、包良被杀。
于是，历时一年有余，有十余万回族、撒拉族人民参加的一场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在清廷的倾力镇压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清代青海回族和撒拉族的三次反清斗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在反清斗争中青海的撒拉族、回族与其他民族的人民群众在互动碰撞中加深了磨合，加深了认同。
雍乾之时蒙藏两族互动中的碰撞和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