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年，青海的蒙古族几经变迁，和硕特蒙古成了青海蒙古族的主体，人口约有20万。翟松天主编：《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中国财政出版社，1989年，第52页。清太宗崇德元年63，固始汗率领和硕特蒙古的大部，由别失八里（今乌鲁木齐）徙牧青海湖畔，玉树地区，成为青海和硕特蒙古的势力范围。唐熙三十七年69固始汗第十子亲王达什巴图尔封赐囊谦王多杰才旺之兄臣林才旺塔生为尕得地区的“加宝”（王），并封赐玉树地区和硕特各部落首领拉秀、格扎武莫根、格吉优秀等以“台吉”爵位。但是，迁入青海的和硕特蒙古在雍乾盛世之时其发展日益衰敝，人口自从经历了雍正初年罗卜藏丹津反清叛乱引起的大规模战乱之后减少到不足9万人，蒙古各部普遍陷入“荡产失业”，“贫穷流离，资生窘乏”的困境之中。（清）素纳：《青海衙门纪略》。更使青海蒙古族走向衰敝的是清政府在蒙古各部中实行盟旗制度，将区区不足9万人的青海蒙古分编为30个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形成了一个以王公贵族为主体的寄生阶层。这个寄生阶层不仅“自图安逸，不能妥办旗务，差徭繁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档，民族事务类·4全宗，137卷《松筠奏折》。转引自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66页。而且“任性贪残，不恤属下”，“虐其属下，其属下今更穷苦”。宋挺生校注：《那彦成青海奏议》，133、211页。转引自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66页。
正当和硕特蒙古日趋衰敝之时，游牧于黄河以南今贵南、贵德、泽库、同仁等地的藏族部落在雍正初年摆脱和硕特蒙古贵族的奴役之后，经过雍乾两朝的休养生息，其社会经济和人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雍正时期，“每族不过百余户，或数十户，地广人稀，游牧尚可相容”，而到乾嘉之际，则是“丁口日繁”，宋挺生校注：《那彦成青海奏议》，159页。转引自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67页。人众地狭的矛盾日趋突出，于是向孱弱不振的蒙古族展开了争夺草场牧地的碰撞。尤其黄河以北环湖草原成为各藏族部落争相迁移游牧的地区。
在蒙藏两族的互动碰撞中，黄河以南藏族北移活动是自发而无序的，早在乾隆时期，黄河以南各蒙旗便屡遭循化和贵德两厅所属藏族游牧部落及果洛藏族的攻掠。诸旗王公台吉“赋性懦弱无能，平时番子等来抢掳牲畜，常不能抵御”。《清高宗实录》卷1386。有意义的是，蒙旗中一些贫苦牧民因痛恨封建领主的压迫，也常常和藏族联合起来，抢夺领主的牲畜财产，乾隆五十六年（1791），札萨克台吉沙喇布礼就毙命于此类“抢案”之中，“系该札萨克属下人勾引番众抢掠毙命”。（清）龚景瀚：《循化志》卷8。就是在这种蒙藏互动的碰撞和磨合中，嘉庆初年黄河以南蒙古5旗被迫移往黄河以北尚那克地方住牧，藏族部落随之开始了大规模北移的活动，“河北二十五旗遂致扰害”。（清）文孚著，魏明章标注：《青海事宜节略》，17页。居牧于黄河沿岸一带的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所属6旗因难以安居，便率先于嘉庆三年（1798）弃其旧游牧地移往青海湖北侧，致“沿河北岸有七百里之遥，均成旷土”。宋挺生校注：《那彦成青海奏议》，179～180页。到嘉庆七年（1802），察罕诺门汗旗因不堪藏族部落之攻掠，再次渡河北移。（清）文孚著，魏明章标注：《青海事宜节略》，21页。到嘉庆八年（1803）时，由于河南藏族部落不断北移攻掠的结果，游牧于环湖地区的大批蒙古牧民又纷纷避入内地，这一年，仅避入丹噶尔境内的蒙古牧民就有9千余人。（清）文孚著，魏明章标注：《青海事宜节略》，21页。藏族的北移一直延绵不绝，蒙藏两族的碰撞和磨合也一直交错进行着，直到咸丰七年（1857），新任陕甘总督乐斌在征得青海各旗蒙古王公愿将青海湖以南地区“暂时借给住牧”的意见后，奏请将北移藏族安置于青海湖以南各地游牧，以为“羁縻”之策。咸丰九年（185，西宁办事大臣福济继续筹办安置事宜，奏准将移入河北的河南8个部落，即千布录、刚咱、汪什代克、都受、完受、曲加洋冲、公洼他尔代及拉安，史称“环湖八族”，共计18420人在环湖地区划给地界游牧，“环湖八族”首领遂向办事大臣呈缴承保十事及分守要隘各甘结《清文宗实录》卷253。，表示遵循法度，安于游牧，与蒙旗各守疆界，互不侵犯。这样，蒙古族人民给藏族人民让出了牧场，藏族人民也为蒙古族人民分担了“官差”，和睦相处。聚居海北的藏族，不仅与蒙古族通婚结亲，密切往来，而且在他们口头语中将蒙古族原有的地名也保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如刚察境内的伊克乌兰、布哈兰、吉尔盂、哈尔盖，祁连境内的默勒、扎萨、峨堡，门源境内的苏吉、克图、巴哈列图等等。谢佐主编：《青海民族关系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59页。现在，蒙古族聚居比较集中的地方只有祁连县的默勒一地，其余的都散居在藏、汉、回族聚居区。藏族中的原刚察部落，现在分布在刚察县境内；原阿力克和扎麻什克两部，现分布在祁连县境内；原达如玉部落，现分布在海晏县境内；原仙米、珠固、纳隆等部落，现分布在门源回族自治县境内。蒙藏群众都从事畜牧业生产，在文化生活方面互相影响，一直和睦相处。至此，自乾隆之时开始，持续了近百年之久的黄河南岸藏族的北移经过蒙藏的互动、碰撞、磨合而达到认同而告结束。
8．民国时期青海各民族互动中的磨合与认同
青海的历史进入民国以后，由辛亥革命开辟的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新历程在激荡神州大地之时，把一向地处偏远、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的青海也席卷了进来。在马麒马麒869-193，回族，出身于甘肃河州西乡。祖上务农，仅能温饱。其父马海晏于清同治年间曾参加过马占鳌的回民起义。马麒17岁考中武生。光绪二十六年90入京参与抗击八国联军，在慈禧挟光绪帝离京逃之时曾扈驾随行。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镇压宁夏革命。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后，其返回兰州，摇身一变表示拥护共和，升任西宁镇总兵。1913年被袁世凯正式委任马麒兼蒙香宣尉使。1915年10月北京政府裁撤青海办事长官一职，改西宁镇总兵为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以青海蒙香宣尉使兼镇宁使，统一了青海的军政大权。1929年10月蒋介石任命马麒为青海省政府代理主席，1931年1月蒋介石正式任命其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8月因腿疾突然去世。统治时期，由于他顺应历史的潮流，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坚决反对将青海南部划为“内藏”，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又争取了达赖的内向，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并禁种鸦片，改革税制，扩大出口羊毛，推广垦务。
1928年青海建省后，马麒又推行了屯垦林垦，改良畜牧，普及义务教育，创兴水利，修筑公路和铁路，开发矿产，信教自由，救济失业以及废止土司制度等政策，使青海的经济和社会治安状况为之改观，促进了青海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磨合和认同。
在马步芳统治时期，虽然马步芳在青海实行了黑暗的军阀恐怖统治，但在他上台之初标榜为老百姓着想，积极革新政治，如捐献部分私产充实教育经费、明令禁烟禁赌、减轻各县杂捐、设立村镇集市、编组保甲、修筑公路、积极造林、扩广识字等，加上邮政机构的设置和邮政通信业务的开展，汽车客运的开通，机器工业的出现，使青海政治和经济面貌为之一新，也客观上有利于青海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磨合和认同。
在马氏父子统治青海的这个背景下，整个民国时期，青海各民族互动中碰撞与磨合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在马氏父子的民族压迫政策下，尤其是马步芳的反动军阀统治，不断用武力镇压少数民族，如先后6次出兵征服果洛藏族，镇压玉树藏族，同仁县藏族，以及20世纪30年代迁入青海的哈萨克族，使得青海民族互动的碰撞常常以冲突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又由于现代化历史的推进，青海民族互动的磨合也大大深化了。青海民族互动中的磨合分两个板块进行，一个板块是汉族与回族、土族、撒拉族的互动磨合，一个板块是藏族与蒙族的互动磨合。
汉族与回族、土族、撒拉族的互动磨合主要表现有：
——服饰文化的磨合。民国时期青海的汉族与土族、回族、撒拉族的服饰已基本上差不多。那时汉族男子通行的服饰是长袍马褂，袍为大襟窄袖，可做成单、夹、皮、棉等种。长袍马褂的质料有各种布、绸缎等，视贫富有所不同。农村男子平时多穿棉袄，下身穿长腰大裆直筒裤，腰束宽带。遇节庆时棉袄之外套长布衫。农民冬天多穿不挂布面的羊皮袄，一年四季多穿褐衣褐裤。帽子的种类有礼帽、便帽、皮帽、毡帽等。宽边大礼帽一般是在一些重要场合表示礼节时戴，平时居处，则戴瓜皮小帽。农村男子则普遍戴一种箕形的毡帽。鞋有布鞋、皮鞋、毡鞋。无论城乡，男人多穿自制的布鞋布袜。城镇女子一般穿长衫长袍，对襟上衣配裙子等。劳动妇女多穿大襟上衣，大裆长裤。妇女发饰，幼女在头顶留一绺抓髻，或在两侧留两只“揪揪”，及至十三四岁，梳成单辫或双辫，出嫁之后改梳圆髻，将髻盘于脑后，络以发网。多数妇女在发髻上加以首饰，其质料视个人条件和身份而定，一般以金银、翡翠、宝石等制成，造型有蝴蝶、蜜蜂、凤凰、步摇、小银瓶等。此外，耳坠、手镯、项圈、戒指、钏等，都是妇女重要的装饰品。土族男子的衣服大体与汉族差不多，不过做得宽大些。民和三川地区土族青年男子一般穿对襟上衣，外套青蓝坎肩，穿大裆裤。老人多穿长袍衫子，外套黑色马褂，戴礼帽或小圆帽。妇女多穿绿色大襟夹袄，下身着裙子，另系一条用红、绿、蓝等色布套做的梯形围裙，腰前衣内系花围肚，脚穿翘尖的绣花鞋，已婚妇女绾发髻，头戴黑纱巾。互助、大通地区的土族男子一般在春夏秋三季多穿自织自做的白色褐衫，也有的穿布袍，一律系着腰带。劳动时多穿大襟坎肩。冬天一般穿白板皮袄。富者多穿绸袍及有大襟的绸缎背心、马褂。女子工作时穿布裤、长褐衣、束腰。节日穿红袖衣，束花腰带，颈套用蚌壳串成的大项圈。庄学本：《互助县塘巴堡土人》，《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36年1卷6期。转引自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55页。老年妇女多在宽大的夹棉布袍或黑褐衫上套一件有大襟的黑褐衫背心。冬天女装多半是在黑褐衫或布棉袍上加一件皮背心。
回、撒拉族的服饰与汉族大同小异，男子喜穿小圆领衣衫，春夏秋季内穿对襟白布褂，外套黑坎肩者多见，冬天穿对襟棉袄或皮衣。平时戴无沿平顶小帽，多白色，也有黑色者。妇女居家时衣着多同汉族，头戴丝线帽或绣花白帽，出门戴盖头。盖头颜色有黑、白、绿三种，一般老年戴白色，中年戴黑色，姑娘少妇戴绿色盖头。撒拉族中老年妇女多用白纱布包头，妇女的坎肩五颜六色。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54~756页。
——居住文化的磨合。青海农业区汉、回、撒拉、土族以及定居务农藏族的住所一般都是独院庄廓。这种庄廓以户为单元，用黄土夯筑成方形院落，一般占地五六分，也有一亩左右的。院墙底宽1米左右，高3米至5米，包围着房屋和庭院，形成一个独门独户的封闭居住单位。房屋为土木结构的平房，顶部为略带坡度的平顶，外表抹以草泥，不覆瓦。正房的方向多为南向，正房的两侧为卧室、厨房、仓库、牲口棚圈，猪舍鸡舍和厕所也多在院中陈梅鹤：《青海房屋建筑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转引自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56页。，也有的人家将棚圈厕所等置于偏院内。正房用料和装修都优于其他房，富裕人家的正房廊檐宽敞，檐下梁枋木刻，雀替花纹多有精美者。庄廓外观简朴，开门的一面一般用泥抹光，大门有土门、砖门之分。富裕人家的大门用砖砌成，并用砖雕、木雕加以装修，无财力者因陋就简而已。住房建筑都注重防寒保暖，墙壁和房顶都较厚，室内均设有土炕，起居饮食乃至待客一般都在土炕上进行。土族和定居的藏族略有不同，他们多采用锅灶连炕形式，于生火做饭时兼收热炕暖屋之效。
——婚嫁文化的磨合。青海汉族的婚嫁文化近代以来仍盛行传统的封建婚姻制度，讲究门当户对。青年男女无自主交友恋爱之自由，婚姻的缔结必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完聘后，由男方择日迎娶，结婚之日宴请宾客，举行隆重仪式。穷苦人家礼仪从简。农村童养媳现象较多见。回、撒拉族婚俗略同汉族，婚礼多在“主麻日”（星期五）举行，由阿訇证婚。土族男女社交公开，婚姻较为自由，但仍须双方父母及媒妁的聘定手续。彩礼有牛羊、布匹、毡、青稞、酒等。结婚年龄较早，15岁以下者多见。婚嫁之日仪式繁多，大摆酒宴，载歌载舞，场面热闹。参阅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57~758页。
藏族与蒙族的互动磨合主要表现有：
——饮食文化的磨合。青海的蒙古族以前以食糜子、喝奶子为主，只会取奶皮，不会打酥油，还食驼肉和马奶。迁居青海后，逐步吸收了藏族群众的饮食习惯，开始喝茯茶，吃糌粑，吃酸奶，并学会了打酥油。
——服饰文化的磨合。民国时期，青海蒙藏两族普通牧民多穿绵羊皮制成的白板皮袄，领子用挂有红布面子的羔皮制成。稍讲究些的，在皮袄上挂棉布面子，较富裕的人穿罩有绸缎面的羔皮轻裘。领子用狐皮、猞猁皮做成圆领，拿水獭皮、金钱豹皮镶边。腰束丝带或毛带。蒙藏人民春、秋、冬三季都离不开皮衣，夏季一般穿氆氇、毛褐制成的衣服，也有布衣。较富的人里面衬上夹袍，外着质地细密的氆氇大衣，这种大衣色彩艳丽，还有御雨的功效。另有一种雨衣为毡袄。女人的衣服，在质料上和男子没什么区别，不过在袖端、襟边上多镶些图案式花纹。由于蒙藏人民一衣两用，白日是衣裳，夜间睡觉又做被子，所以他们的衣服一般都附有垂囊，男子的衣襟一般垂到膝盖略下，背部有较大的垂囊，女子下襟长至足跟，背部的垂囊很小。参阅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