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产儿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〇）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政治人物，但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从一九二九年起，他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北平，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两年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与同行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一九三二年起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与对日外交》《中日亲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对国联无能为力的暧昧态度，对国联调查团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书都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一九三二年八月，傅斯年在《日寇与热河平津》文中下了这样一个判断：中日问题绝无和平解决之望，希望与日本谋和乃是做梦。他认为如果要中日和平，除非满足日本的欲望，他们的最小限度是：一、承认伪满独立，并奉送热河、滦东的领土；二、在华北弄出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政府来；三、全国不能有任何官方或民间的排倭之举，并帮助推销日货；四、取消爱国主义的教育。这样的“最小限度”等于是奉送中华民国。所以他认为对日只有降和战两条路可以选择，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就是排除一切顾忌，以人人当求必死的决心奋起抵抗。我们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
一九三三年一月，他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重申：“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他知道只有最有组织的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才能争回已失的人气。而且他具体地提出了八条应变举措：
一、将铁路运输变作战争布置；
二、集中粮食，可供给市民；
三、大学生到后方做辅助工作；
四、严惩擅离职守的官吏，包括教育界人士在内；
五、由政府协助迁移公物，限制私人搬家；
六、通盘筹划抵抗中的各步骤、各线路；
七、立即组织各种协助抗战的社会团体；
八、由负有社会信用的人办理各界捐款捐物。
在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局势之后，他指出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日本的陆海军虽然比我们强大，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如果华北问题不是比东北在国际上的意义更复杂，日本必然毫无犹豫的占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之间、日美之间的关系、冲突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天，何况“世界大势之演变，系于无数事件。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他劝告当局千万不要得过且过，甚至倒在日本的怀里，以保安富尊荣。
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他还在强调，局势至此，“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因为他始终记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东北丧失之后，他坚持反对自欺欺人的所谓“中日亲善”口号，主张决不和日本说客气话，作敷衍态，堂堂正正地从东北问题入手交涉，不接受日本的任何帮助，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局。总之，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头的残月终于目睹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二十二个月后，傅斯年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对战争的走势作了准确的估计，认定日本（他称之为“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我们感觉调动的困难。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的最终失败，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失败就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地形的优点，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领都不发生任何效力。他具体细致地分析了江南的山地地形、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几省地形，提出了发挥优势、补救劣势的方法。他预期：“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他在《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中剖析了日本的贪婪、得寸进尺。上海战事初起，它曾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南”，然而很快就先以厦门为试探，再在广东登陆。如今它在中国陷入进退两难，又在布置向北侵入苏联，向南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整个南洋的计划了。这样的国家如不遭受挫败，其侵略将无止境。对它只有“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两句话。
傅斯年不是军事专长，却有着爱国的热忱。他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上书蒋介石，提出固守湘西、湘南、广西全境，在西北方面统一指挥，在西南加强公路、铁路交通建设，特别注意日寇通过豫西、鄂西威胁汉中等一系列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傅斯年的意料之外，早在抗战打到第十八个月之后，他就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今日评论》发表《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一文，认为日本银行准备金消耗得差不多了，全靠对外贸易和小量金矿赚外汇，这个时候如果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的购买战争和工业品原料就会发生困难，战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支持下去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无疑更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美国的海军新战术和海上优势让日本措手不及，这也是日本始料不及的。一九四四年七月离抗战七周年之际，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我替倭奴占了一卦》文中，引用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日本正发起抗战以来最后一轮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表面上还看不出马上衰败的迹象。但他判断这是日本的下策，是无目的战。“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寻衅。其目的是显然为着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我们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也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不无兴奋地说：“抗战满年月，军事上我在今天最为乐观，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不可知的因素，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
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大大加快了二战结束的进程，他写了一篇自称“书生谈兵”的《“第二战场”的前瞻》，大战将终，他的心情也格外轻松。此前四月二日，他就已料定离日本战败之期已近，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中主张今后至少三十年的外交应该是小心翼翼的——“联美、善英、和俄，而与其他国家友谊相处”，而至少在十五年内要把培植国力放在第一位。当然，他没有预料到抗战之后接踵而来的将是内战，他的一切美好的设想都将化为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