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黑暗中的明灯，也是茫茫大海中指示航行的灯塔。
——竺可桢引述十九世纪美国Horace Mannn的话
竺可桢先生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
——数学家苏步青
晚清以来，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办理大学教育影响深远、成绩卓著的当推蔡元培先生和竺可桢先生。
——生物学家谈家桢
一九三六年，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前，已是一位声名卓著的自然科学家，但他之所以被誉为那个时代“学问上、智力上和性格上的伟人”，绝不仅仅因为他在气象学、物候学、地理学上的成就，更因为他办大学所取得的骄人业绩。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九年，他当了十三年大学校长，这是他一生的壮年时期，从四十七岁到六十岁，这也是本民族历史上极不平静的十三年，有八年处于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之中，浙大只是一所“流亡大学”，好不容易熬到一九四六年迁回杭州，内战硝烟又起，学潮接连不断。作为大学校长，他面对的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是日本人的炸弹、国民党的特工和莘莘学子一次次的罢课浪潮……然而，就是在连绵起伏的战争、学运夹缝中，在跋涉五千里、历经五省、五易校址、颠沛流离的恶劣环境下，他奇迹般地将这所他接手时只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十六个学系的大学办成了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七个学院、二十七个学系的大学，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等五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七十名增至二百零一名，学生由五百一十二名增至两千一百七十一名，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其中不少专业在中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它被誉为“东方剑桥”不是偶然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西南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面对成绩，他没有任何的自满自足，而是始终保持着谦卑和平常心。有一次杭州艺专校长潘天寿请他吃饭，他的汽车司机因事先回，潘问可否委屈他坐自己的三轮车回家。竺可桢严肃地回答，自己是搞天文的，“天上织女星座一颗星也比太阳大得多，太阳又比地球大得多，一个人在地球上也和细菌差不多，如果自以为不得了，那不太可笑了吗？”
十三年的大学校长生涯使竺可桢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大人物，曾做过北大校长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了解到竺氏筚路蓝缕办浙大的历史，动情地说：“我们过去[曾]全盘学习苏联，但对浙大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却没有很好学习和继承。”“中国既然已经有竺可桢这样成功的教育经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苏联？”同济大学老校长李国豪也说：“我们办大学，要学习竺可桢办浙江大学那样。”竺可桢在浙大的十三年到底积累了什么值得后人如此感叹的好传统和好经验？留下了怎么样的精神遗产？
一、“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
生在浙江上虞东关镇的竺可桢一九一〇年赴美留学，一九一八年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哈佛的教育对他一生的影响难以估量。回国之后，他先在武昌、南京等地的高等学校执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去做校长，主持校政。他内心最渴望的还是科学上的求索，做校长需要处理大量繁杂的事务，这对一个科学家而言无疑是一种牺牲。然而，一九三六年，浙大学生反对校长郭任远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潮使他的人生轨迹出现了变化，当时他正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任上。为平息家乡的学潮，蒋介石要物色一位有声望、有学术成就的新校长，负有人望的浙籍科学家竺可桢被多人提名，蒋在约见一次以后，就决定起用他。心理学家郭任远遭学生反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在校园推行军事化管理。竺可桢在接受任命之前，对此有过一些思考，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的日记中说：“余以为大学军队化之办法在现时世界形势之下确合乎潮流，但其失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惟以实用为依归，不特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与英美各国大学精神在于重个人自由，亦完全不同。目前办学之难即在此点。郭[任远]之办学完全为物质主义，与余内心颇相冲突也。”三月十六日，做过武汉大学校长的教育部长王世杰登门造访，竺可桢提问：“关于办学方针是否采英美之学术自由或法西斯独断行为？”已身入官场的王氏没有明白的表示，但竺氏心中此时已拿定主意，那就是“采英美之学术自由”。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竺可桢走马上任。当天下午他向浙江大学师生发表就职演说《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阐述对大学教育的理解：
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我们固不肯为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尤不应被一时的情感所冲动，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或者受少数人的利用。
在强调教授的重要性同时，他表示：“一个学校的健全发展，自然有赖教授校长之领导有方，同时尤需要全体学生有深切的自觉与实际的努力。”
九月十八日，他对一年级新生讲话，把浙大精神概括为“诚”和“勤”两个字，认为浙大前身求是书院和浙江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这两个字代表它的学风。他恳切地告诫学生：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我想诸位中间，一定没有人说为文凭而到浙大来的，或者有的同学，以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作谋生的工具。……教育不仅使学生求得谋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要的目的。
……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不能因为口号叫得响一点，或是主义新一点，就一唱百和的盲从起来。我们大家要静心平气的来观察口号的目的，主义的背景，凭我[们]的裁判，扪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主张。若是对的，我们应竭力奉行；若是不对的，我们应尽力排除。依违两可、明哲保身的态度，和盲从是一样的要避免。我们要做有主张有作为的人，这样就非有清醒之头脑不可。
在颠沛流离的西迁长征中，在日寇飞机向广西宜山的浙大校舍扔下一百一十八颗炸弹后，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竺可桢提议校务会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他心目中的“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以后他不断强调：“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
十三年间，他的办学思路大致上就是遵循“求是”校训，旨在将每个学生造就为能运用自己思想、敢于牺牲、不盲从的人，他不仅怀抱着这样的理想，而且最大限度地付诸了实践。他深切地感到“若是一个大学单从事于零星专门知识的传授，既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又无科学方法的训练，则其学生之思想即难收到融会贯通之效”，为此他一贯坚持大学要独立办学，要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主张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提倡学术研究，校园里应该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气氛，“大学之能发扬光大在于研究”，就是他的著名论断。
他特别重视基础学科，认为“大学一二年级中，工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系院，庶几智识广博，而兴趣亦可盎然。”一九三六年，他甫一上任，就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建议，对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进行讨论，避免学生过早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为了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而且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选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或爱好的学科。在他倡导下，浙大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文学院学生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物理等课程成为一时的风气。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文中说，“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智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在教育部高等教育会议上，讨论《大学组织法》第一条“大学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时，他主张最要紧的是把通才教育加入，可惜没有通过。
他常常说，大学教育主要不是提供传授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基础学科要比细密的专业知识更加重要。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战火即将烧到美丽的西子湖畔，浙大一年级在天目山的寺院中开学，竺可桢对新生演讲《大学生之责任》，仍是谆谆告诫他们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
一九四〇年，江西新办中正大学，他在日记中批评：“余以为办工、农而无文理，实不大合理。”“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他也批评浙江新办的英士大学“专设医、工、农三学院而无文、理，何能望其办好？”“大学虽分设各学院，而实为一整个之机体，彼此息息相关，不宜自分畛域。”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他批评中央政治大学，“学生风尚不重研究，所竞趋于入仕途，故学术空气不浓厚”，对此表示藐视。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六年，他先后两次谢绝陈立夫、朱家骅的要求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主要也是与他的理念不合。
尽管处于动荡不定的乱世之中，而且校政繁忙，竺可桢也从没有放弃过读书、研究，他的日记常常是密密麻麻的读书札记。从一九三六年四月到一九四四年底，他在中外报刊发表各种论文多达三十九篇，其中代表性的科学史论文《二十八宿起源考》颇受中外好评。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包括出国半年多、复员及应付学潮特别紧张之年），他也发表了专业和通俗论文五篇。（但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当他在火车上读了美国《气象学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号，仍禁不住感叹：“其中多创作，余均不解所云。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竺可桢身体力行，浙大到处都可以呼吸到学术的空气，数学系四年级的“数学研究课”具有独创性，物理系、农化系的读书讨论也很活跃，教授与教授之间常常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让学生大开眼界。即使在纸张紧缺、环境险恶的抗战期间，浙大的学术刊物定期或不定期的也保持在二十多种，《思想与时代》成为那个时代重要的学术刊物，各种学术纪念报告会不断，遵义、湄潭时期的“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报告会”“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讨论会”，竺可桢不仅亲自主持，而且做了重要的学术演讲。
正是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从理工农科到人文学科，浙大容纳了那么多具有一流学术水准、站在当时各学科前沿的教授：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王淦昌的原子核物理、谈家桢的遗传学、蔡邦华的昆虫学、卢守耕的稻作学、吴耕民的果树学、夏鼐的考古学、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谈家桢回忆，“就我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先生，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有时，我和著名教授苏步青、王淦昌等欢聚的时候，回忆那时情景，大家兴奋地说：‘在湄潭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啊！’不禁洒下了欢欣的热泪。”英国的李约瑟看到他们在土房子里写出的具有世界水准的学术论文后，大为震动，称“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个大学之一”，誉为“东方之剑桥”。
二、“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
为保持学术自由，竺可桢一贯主张“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在他看来，大学的主要使命有三：一是造就具备“智仁勇”的完人，二是奠定学有专长的根基，三是养成自己独立思想的习惯和能力。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抗战胜利在望，他提出“抗战结束以后，大学即须恢复常态，使他有学术自由的空气”。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他在重庆和朱家骅、陶孟和等谈到战后高等教育时提出，大学要有学术自由，不能用标准化办，课程必须简化。
同年九月三日，他读到《大公报》社论《教育复员》，“关于大学的精神和风气，主张培养自由研究学术的空气。所有党派退出学校，学生不准加入任何政党。”他完全同意这些观点，认真地抄在日记中；但他同时又批评《大公报》的文章“有许多处说来好像隔靴搔痒。有暇当为文论之。”九月十二日，他即写下《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
大学能彻底地培养理智，于道德必大有裨益。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许多人之所以盲从、自私、贪污、卑鄙，只是未能彻底明白事理。
正因为如此看重大学教育的功能，一九三六年春天，他才会接受这一任命。当时，夫人张侠魂的一席话对他很有触动。多年后，他在东南大学时的学生陈训慈仍清晰地记得师母这样说：“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
竺可桢从一开始就想争得办学的自主权，他提出的三条要求包括“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得到蒋介石的口头承诺，在以后的十三年里大致上也做到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他日记中说：“对于教育与政治总以为不应过于接近”，他还说过“关于政治党派余均不感兴趣”。由于他兼收并蓄的气度和胸怀，十三年中，浙大是超越于党派之外的，倾向国民党的教授张其昀也好，无党派的自由主义教授费巩也好，倾向左翼的教授严仁赓、张君川等也罢，都能施展各自才华，安心从事教学、研究，并不因政治态度而有所偏向。浙大“无门户党派之争”，让他一直引以自豪。他多次指出“办教育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对办大学的基本信仰，必须有人人可以为圣人之信仰，然后可以办教育。”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学校更不应加入政党纷争之中，“余来此乃办学校而非办党也”。他说自己“素来对于政党毫无兴趣，而且深深痛恶陈立夫的作风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贪污”。这也是他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本来国民党规定只有党员可以担任训导长，但他认为聘训导长的标准应该是“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在他心目中，先后做过训导长的费巩、苏步青大概都是这样的人。
一九四二年浙大“倒孔（祥熙）”游行后，他向导生马国钧袒露心迹：
目前，国立大学的校长们中，只有我和梅贻琦先生两人，还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深知，政治上许多事极为复杂。如果，我不顾大局，只图意气用事，立即辞职的话，不幸引起其他枝节来了，我将何以自处？顾全个人容易，顾全大局维艰！
浙大被国民党强硬势力称为“共匪之租界”、“共产党之集中地”，其实他从来不赞成学生热衷于政治。他认为，“学校为社会之缩影。因政治不安定，所以学生喜作政治活动，但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针对各种非议，他多次在日记中流露心迹，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知外间批评浙大，谓余放纵学生自由，甚至纵容共党。此种一无根据之谈，本不足辩，惟众口铄金，难免人之轻信耳。”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他与马寅初争论时说：“余并不赞成现政府之政策，孔宋贪污，余所痛恨，但吾辈存心须公平。”一九四七年六月七日，他在太平洋船上读白修德所著《中国之震雷》，“对于政府攻击不遗余力。所叙多为事实，但对于共产党则赞扬备至，不免偏激。……闻国内对于此书禁止购买，则大可不必也。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七日，他出国半年一回杭州，就面对着学潮汹涌，正是“五二〇”运动之后，学生自治会所出的《快报》《求是学报》“均相当左倾”。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后，他在十一月十日的校务会议上说：“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他批评学生自治会代表，“自治会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但过去自治会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都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四月十三日，他召集会议讨论学潮问题，“以今昨两日申（《申报》）、新（《新闻报》）及杭州《正报》所登浙大为共产党所策动中心，故迟早军警必来校捕人，而学生尚不自检点，到处张[贴]反政府骂人以及侮辱元首之壁报。”十二月十三日，他与浙江省主席陈仪谈话，坦承“校中壁报确为左派学生所操纵，校中自应加以取缔”。当天下午他去看壁报，“在费巩壁报上见到捧张学良、杨虎城之文。大致说来，可谓一致反对政府之言论，无怪乎外间攻击浙大为共匪张目之中心矣。许多新闻译自《字林西报》，但均为对于政府不利之消息，盖得自共产党广播者也。”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晚，他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四月五日晚，他带着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春季音乐会，合唱中有浙大音乐教师沈思岩作曲的《贵州谣》、《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在日记中“均嫌政治气味太重”。
不过，他对青年学生的普遍左倾有自己的看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他以气象学家赵九章为例说，“九章于二十年前曾在工业专门为学生，后以思想左倾被校中所知，几于开除，乃离校，但目前可称为右倾阶级矣。可知左倾右倾，于年纪大有关系也。”
国民党五中全会后，要求大学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员，竺可桢对此很反感。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他日记中提及，张其昀和陈训慈带来陈布雷的信，要他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之弊，在于当政以后，党员权利多而义务少，因之趋之若鹜，近来与人民全不接近。腐化即由于此。拉拢若干人入党，殊不足改此弊”。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又有人要他填国民党入党书，他再次拒绝，“但以作大学校长，即须入党，实非办法也。”到一九四〇年前后，他成了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大学校长。一九四〇年八月，他居然不顾压力，邀请不是国民党员的费巩出任训导长，当时教育部规定这一职务必须国民党员才能担任。他以后虽被迫填写过入国民党的志愿书，甚至缺席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从未付过党费，也未参加过该党的会议。他日记中表示，“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厌恶憎恨而已。……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而痛绝。”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他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祸国殃民，认为宋之罪，“贪污犹其次，而刚愎自用、不学无术，罪为尤大也”。十一月二日，他谴责金圆券吃人，“因此遂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他曾在日记中说，如果孔祥熙能明正典刑，“则可大快人心耳！”抗战胜利后，陈布雷、陈雪屏几次来信要他重新登记为国民党员，他都复信拒绝了。
他公开主张“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有一次，他看到三青团浙大区团部的报告，“其中三次说及学校环境不适于青年团。”这绝不是偶然的。他认为：
学校之内，毋望有党派之纠葛情事。曾见若干学校，大部时日，浪抛于“摩擦”之一途，斯诚堪为痛心。以是深冀在教授间无留美、留英之别，在同学间，勿执着同乡观念，更毋有左派右派之分。求学时期，固应以全力从事于学术上之研究也。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他进一步说：“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以白米面包，但吾人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直到一九四九年离开浙大，十三年中他坚持超越于党派纷争之外，仅此一点就难能可贵。
一九四八年八月八日，他和浙江省主席陈仪谈及大学思想，认为“办大学的方针以开导为主”。他的选择，国民党当局当然不满，一方面他们一再想拉竺可桢去台湾，一方面却又将他与许多有骨气、有人格的知识分子一同列入“和平分子”的黑名单。（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竺可桢的朋友周普文告诉他，曾见到过特务人员的两张黑名单，一张是“反动分子”，不易见到；一张是“和平分子”，许多知识界朋友都榜上有名，竺可桢名列其中。）同时，左翼学生也对他的选择不满，一九四九年五月，浙大校内的壁报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简而言之，浙大取得的成就首先建立在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基础之上，没有竺可桢的人格担当，没有他在夹缝当中不偏不倚的独立追求，在那个时代，一切都无从谈起。
三、“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竺可桢对学生谈话：“余认为大学应以教授为重，主张教授治校乃是余十二年来之一贯政策。”早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他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他把教授人选、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看作办学三要素，其中教授人选放在第一位。生物学家谈家桢一九三七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因为出身于教会大学，想进国立大学不容易，由胡刚复推荐，二十八岁的谈家桢收到浙大的聘书，聘他为每月薪金三百元的生物系教授。多年后，谈家桢感叹：“竺先生是‘任人唯才’，而是不讲派系的。所以，他把我这样一个‘外来人’也聘进了。后来，我还听说，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也都由他聘来浙大，并且都得到重用。可见他聘用教会学校出身的教授，并非仅我一人。”与竺可桢共事十三年的苏步青说：“竺先生是最爱惜人才的。只要有好教师，他总是毫不犹豫立刻聘请，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去聘请。所以许多有才干的教授都肯来浙大任教了。”
此前，因为抗议郭任远的做法而辞职离开的物理学家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都被他一一请回来。束星北因为“个性太强”、曾当面冲撞过蒋介石，许多人对请回他有所顾虑，竺可桢照样聘为物理系副教授，并很快升为教授。
竺可桢爱才如命，唯才是举，初来浙大，带来了一批原来东南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学生，担任教授或重要职务，如胡刚复、王琎、梅光迪、张其昀等，外界有所非议，但是这些人确有真才实学，以后人们逐渐理解了他的风格，他是用人不避亲、也不避贤。
他聘请年迈的国学家马一浮来讲学，礼节极其隆重。他对于聘教师有独到的看法，并非只看重名气。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浙大哲学系请来六十多岁的哲学家熊十力，他认为熊对于国学、哲学造诣很深，“但对于学校能有多少贡献大是问题。”他说：“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由是可见谢幼伟之无眼光也。”六月一日，当他得知熊仍领北大薪水，“余数言此辈老先生之来，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目前学生对于旧文学等均敝屣视之；哲学系尤应向新途径走，不能徒慕虚名也。”
浙大学生谢觉民追忆，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一批品学兼优的好教授，“他们有品格，有学问，但有时不免也有脾气”。牛津出身的费巩“最会骂人，在教务会议上，他公开指摘竺师，说‘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意思是他习政治的，有知人之明，竺师也只是含笑不语，可见他的容人之量。”（从费巩日记可以看出，一度对竺可桢很不满，但竺可桢照样请无党派的他当训导长，他出事后照样全力营救）。像费巩、束星北那样有个性、有棱角、有脾气的教授还有，但竺可桢处处以身作则的品格、包容的气度，容下那些有才、有学、有德的知识分子。一九四八年评出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浙大教授四人，仅次于北大、清华。谈家桢一再说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蔡元培和竺可桢两个人，“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
在竺可桢十三年校长生涯中，浙大心理学教授黄翼、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历史学教授张荫麟等先后病故，他都关怀备至、悲痛毕露。黄翼去世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认黄之子黄章恺为义子，赠以红玉一块、银笔杆一枝。梅光迪生病，他不断前往探视，多次专门约校医李天助一同去看望。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梅死于贵阳，他于二十九日专程赶赴。黄、梅、张等先后病故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以至流泪，每次都说：“浙大失去一个良师，国家失去一个人才。”他总是亲自主持追悼会，尽力照顾家属。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张绍忠去世，八月六日他提议在浙大图书馆挂上黄、梅、张、朱四人像。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是黄翼去世四周年纪念，他约黄翼太太去凤凰山墓前致祭，再到张绍忠坟地视察。
长期以来他对教师的关心，更是让不少教授永生难忘。苏步青回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远在英国的他写信给苏步青、卢嘉锡等，“惟沪杭一带物价日高，而薪俸菲薄，不足以维持生活，弟虽远在海外，无日不在怀念之中。虽前月政府曾有调整，但近顷美金波动，影响物价甚大，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且沪杭密迩，而生活程度亦相差不远，但公交人员待遇又相差甚巨。”他表示已写信给朱家骅请其从速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将杭州待遇改成与京沪一律”，给教职员配发公粮。这封信发表在三月十七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时，加上了“竺校长关怀员工生活建议教部配发联总食粮——竺校长致苏教授等书”的标题。十月十三日，他为“教职员经济状况已到山穷水尽时期”而忧虑，一回国即不停奔走于南京、杭州之间，催要经费。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他演讲《大学教育与民主》时说，“所可虑者，教职员同人待遇菲薄，尤其人口多者，入不敷出，不能维持生活，不得不写文稿甚至兼旁的职务来过活；薪水最高的教授，一月所得以购买力来计算，仅仅抵到战前三十元之数，这如何能使人安心教课与研究？”
到一九四九年，在风雨飘摇的最后几个月，他简直成了一架“要款机器”，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不停地奔波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叩开包括代总统李宗仁在内的政要之门。这是竺可桢来到浙大的第十三个年头，他迎来了六十岁生日。真心爱戴他的浙大师生要为他庆祝生日，他于二月一日刊出《启事》：
现值海内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极点。学校经费拮据，赖举债以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温饱，同学赖公费以维持菜根淡饭，以致老弱者疾病丛生，死亡相继；幼壮者营养缺乏，发育堪虞。值此时际，马齿加长，徒增悲悯，尚何庆祝之足云。
身为大学校长，他历来生活简朴，身无长物，乃至朝不保夕。一九四一年，遵义物价飞涨，一日三变，他从衣箱中翻出上海华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单据，已经期满，一共两千元，不过能买几担米，“一生积蓄仅此而已，岂他人所能信哉？”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薪水未发，一月份的钱早已用光。他夫人说无钱买菜，他在日记中感叹，“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适读《富兰克林自传》，内有致富之道，言极扼要，因急译出，以饷无钱买米的同人。”到一九四九年秋，他夫人离杭去南京，还是向沈思屿借了路费才得以动身。十三年大学校长最后竟一无积蓄，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他日记中说：“因余从未向学校领私人应用之物品。惟草纸一项余个人所用者由学校供给，嗣后余亦当停止使用。允敏并当面告知，谓私人决不要公家之物来用。余意以后凭余开条签名取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