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岩画人面形试解
目前在中国十七个省区内已发现的岩画中，就人面像之多种多样，而且集中这一点来说，当以贺兰山为最。1987年7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兰山岩画》一书，在介绍该地区岩画中人画像时写道：
类人首像。几乎每一个岩画分布点都有发现，有的只凿出五官，没有面部轮廓；面部轮廓有椭圆形、圆形、半圆形、方形、长方形、桃形、不规则形等形状。五官凿刻或只有双眼，或只凿鼻、口，有的没有五官。一部分人首像凿刻有头发，上立或垂披，有的或发髻或发柱。一部分在嘴上、颔下有短须。面部轮廓中有双耳，抬头纹或折纹装饰。头上有的为圆形尖帽，有的是平顶或山字形帽，大部分头插雄鸡翎或羽饰。
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其中一部分类似人面形的形象，并不是人面，而是天空的星辰，或是别的什么。
这些五花八门的人面形象反映的是哪个民族的生活？属于哪个时代？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分析。考证岩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没有直接的文献材料可供论证，现代考古学上的验证手段也难以适应。更多的是要借助间接材料加以推测。所以，在论证过程中不免会有“望图生意”之嫌，不过笔者将尽力“自圆其说”，并力戒牵强附会。
贺兰山，地势险要，水草丰美，早已闻名遐迩。那里适于人类生存繁衍。原始人类已经在那一带活动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原始时代的遗物可证，历代文献中有关贺兰山一带各民族的活动情况，也不乏具体而生动的记述。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四云：
贺兰山，在保静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指色彩错杂之马。疑为斑马），北人呼驳为贺兰。其山与河东望云山形势相接（按此句应为“其山阿东望云中”，因为贺兰山附近根本不存在一座望云山），迤逦向北经灵武县，又西北经怀远县，又北经定远县西，又东北抵河，其抵河之处亦名乞伏山，在黄河西。从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长约五百里，真边城之巨防。山之东，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以赡给军储也。
唐韦瞻亦有诗云：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象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明。
“其山峰苍翠，崖壁险峭，延亘五百余里，边防以倚固。上有颓寺百余所，并元昊故宫遗址。自来为居人畋猎樵牧之场。”【44】由唐代李吉甫的记述可知，贺兰一词，是北方少数民族称驳兽的音译。按，郦道元《水经注》卷三《河水》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榆）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于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韵之谬，遂仍今称，所未详也。”白口骝应为薄骨律之音转。赫连又为贺兰之音转，具体是哪个民族的语言，已不得而知。驳兽按《山海经·西山经》的解释，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虎爪牙，音如鼓音，食虎豹，养之可防兵（《尔雅·释兽》亦作此解）。唐人认为贺兰山一带生长着青白分明的树木（大概是白桦树或白皮松），故北人呼之为贺兰。以神兽的名字称呼一座山，说明该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流传着神话故事。
历史上曾经在贺兰山一带活动过的游牧民族，秦汉以前有羌、猃狁；秦汉时有匈奴、鲜卑、乌桓；南北朝时有柔然（蠕蠕）、高车、突厥、回纥、赫连夏；唐宋时有拓跋夏、党项等。对于这些民族的风俗，史书均有记载，现将其中与贺兰山岩画形象有关者分述之。
中国自进入奴隶社会之后，便有活跃在中原的华夏族与活跃在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对立。商称其为鬼方，周称猃狁，春秋时称戎，战国时又称胡、匈奴。在民族间斗争过程中，相互融合，有的被同化了，有的又进行新的组合。同中原的汉族相比，游牧民族保留有更多的原始习俗。战国时代，匈奴族活动在中国漠北，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成为秦的心腹之患。汉统一中国之后，匈奴仍是汉北方边界的劲敌，后来汉政权对匈奴采取和战两面政策，分化瓦解，边疆才得以安宁，但亦时有摩擦。当时的匈奴刚刚进入奴隶社会，迷信风气很盛。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每年有三次大的集会：正月诸酋长小会于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于茏城，祭祀天地、祖先和鬼神，应为夏祭；秋天，马肥壮时，大会树林旁，绕树木而祭，应为秋祭，同时清点本族的人马数目，带有总检阅的性质，又与秋收相吻合。匈奴单于每出营，早晨要拜初升的太阳，夕拜月。出外作战要看星、月，月盛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匈奴对天特别尊崇，他们称国王为“撑犁孤涂单于”，匈奴人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义为广大之貌，全称义为伟大的天子。匈奴人言必称天，匈奴单于在写给汉朝皇帝的信中，总是自称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等等。匈奴人相信人死灵魂不灭，丧葬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国王死后，要以近幸臣妾殉葬，多者数十百人。汉昭帝时，乌桓挖匈奴墓，匈奴大怒，发兵东击乌桓，足见他们对祖宗坟墓的重视。挖墓被视为破坏了墓主人灵魂的安身之处，祖先亡灵无处安身，就不能很好地保护本族生人的安宁，族人安危受到威胁，出兵攻打挖墓者在情理之中。
匈奴人的刑法，有刃刻其面，撾杖、黥面等。单于接见外来使节时，使节必须去节（一种特殊的信物），并要墨黥其面，方可入庐拜见单于，否则就只能站在庐外。鲜卑、乌桓亦有类似的风俗。
据传，鲜卑王檀石槐是私生子，他父亲投鹿侯（非生父）在匈奴军队里当兵三年，母亲生下了他。投鹿侯回家后发现妻子生了儿子，断定是与他人私通的结果，大怒，欲杀妻，妻谎称：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电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长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不得已将孩子送回娘家抚养，长大后号石檀，勇健无比，智略绝众。【45】鲜卑人习惯于每年季春大聚会于饶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宴饮，然后配合。
乌桓，东胡后裔，善骑射。汉初为冒顿单于所灭，余类退保乌桓山，因以为号。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数百落为一部，公推一位勇健精明能处理事物的人为“大人”，有事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平时，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髡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着勾决，饰以金碧，犹中国之有步摇也。人得了病，则以烧艾草灸烤，或烧热石头自熨，或烧一块地板卧其上，或随病痛处以刀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无口药。匈奴人崇尚勇武精神，对战死的烈士特别敬重，丧仪隆重，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送葬时，用彩绳牵一肥犬，并取死者生前所乘马及所用衣物、服饰，皆烧以送之。犬被视为死者灵魂的保护神，烧犬为使它护送死者神魂归赤山，赤山（即今甘肃礼县赤土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之死者魂神归泰山也。送丧那一天，亲旧于当日夜围坐在一起，各牵犬马按辈分排好座次，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之，以便死者魂神直达赤山，不至中途被横鬼遮护。至葬地杀犬马连同死者生前所使用的衣物并烧之。俗信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祖先有健名者，都以牛羊为牺牲，祠毕即烧之。【46】。
上述秦汉时期的几个游牧民族的风俗，如以刃刻面、墨黥其面、髡发、祭祖先、祭天地日月星辰，在贺兰山岩画中都能找到痕迹。而南北朝时期曾在贺兰山一带活动的几个游牧民族的风俗，有些与岩画的关系更为密切。
“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语言与鲜卑不同。其服饰，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妇女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47】所谓无裳即上衣下裳连成一体，形如长裙或长袍。贺兰山岩画中有连臂而舞的群像，正是穿着这种长襦的形象。岩画中的人面像大多秃首、剪发而留其顶上，或两耳旁有饰物，个别形象头顶上有长发。秃首之习，商周时的羌族已开始流行。蠕蠕（柔然）延续之。蠕蠕主字曰“木骨闾”，木骨闾者光头之义也。【48】
高车族的风俗及装束特点，在贺兰山岩画中也有所反映。高车族世代以善造高车著称于世。其祖先为匈奴的分支，族图腾为狼。传说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过三年，无人来娶。二女之母欲将二女接回家中，单于说不可，现在正是关键时刻，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人来迎娶了。又过了一年，台下来了一只老狼，昼夜守台嗥叫，因穿台下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与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嫁给狼岂不是对父母的侮辱？”妹不听，下地穴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49】故事本身是无稽之谈，但它反映了这个古老民族是以狼为图腾的。狼体小，行动迅捷，是羊的天敌。它会给牧民生活带来直接的危害，牧民在思想上同它攀亲戚（图腾的原义是它的亲族），崇奉它，祈求它的保佑，是合乎情理的。与这种图腾崇拜相适应，高车族祭天时，“妇女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50】。贺兰山岩画中的人面形，有的两耳边有长长的饰物，头顶上有类似羊角形的倒八字形装饰，很可能就是这种装束的反映。
又，北方游牧民族中多流行刻面和黥面的习俗，匈奴有此习，已如上述。西周有类似的刑法，《国语·周语上》曰：“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蛮夷之国，有斧钺刀墨之民。”汉高诱注曰：“斧钺，大刑也。墨谓以刀刻其额，而墨涅之。”南北朝至唐代，在北方十分活跃的突厥，也有类似习俗：
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毕茂，然后坎而瘗之。葬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51】
贺兰山岩画中的人面形，有的面部带有明显的划纹，是否是古代刻面或黥面的反映？
在贺兰山岩画中，有一类看似人面形，其实可能是面具，甚或是其他别的东西。面具是古人用来跳神、祭祀、举行傩仪的必备之物。近代美洲祖尼人仍视面具为神物。甲骨文有字，是为魌字的初形，魌就是面具，即举行傩仪时所戴的面具。《周礼·春官》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口疫。”郑玄注云：“蒙熊皮者，以惊疫疠之鬼，如今之魌头也。”《风俗通义》云：“俗说亡人魂气飞扬，故作魌头以存之，言头体魌魌然盛大也。”《淮南子·精神训》云：“视毛嫱、西施犹口丑也。”高诱注：“头也，方相氏黄金四目，衣褚，稀世之口，貌非生人也，但俱像耳目。”《荀子·非相篇》曰：“仲尼之状，面如蒙倛。”唐杨倞注：“倛方相也。”又引韩侍郎诗曰：“四目为方相，两目为倛。”此解与甲骨文正合。《慎子》曰：“毛嫱、西施天下之王姣也，衣之以皮倛，见之者皆走也。”【52】足见中国古代傩仪自商周以来一直盛行不衰。对其具体仪式，《后汉书·礼志》作过详尽的描述。方相与魌头的形象，在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中已可见到，1978年湖北江陵发掘春秋时代的曾侯乙墓漆棺画中也有此类形象，而且非常具体。此墓及其遗物距今已有2400多年。贺兰山岩画中有一头戴高山冠的魌头全身像，其姿态与曾侯乙墓漆棺画上的形象颇为近似。岩画中有不少人面形象，鼻眼部位挖成圆洞，顶部有饰物，下巴有类似山羊胡的装饰。有的形象呈山字冠形，这些都应视为面具。
关于面具的神圣性质，因古文献缺乏详尽的记载，我们下妨借用一下近代原始民族的材料。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一书，在介绍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人的风俗时写道：
祖尼是重礼仪的民族，一个珍视节制与无害他人为至高无上美德的民族。他们的兴趣集中在他们丰富繁杂的礼仪生活上。他们的崇拜对象有：医神、太阳神、神圣物灵、战争神、死神和面具神。面具神有两种：面具神本身，卡奇纳斯和卡奇纳斯祭司。这些卡奇纳斯祭司是超自然世界的主宰，而且他们自己是由祖尼舞蹈者们戴上面具扮演的。它们在祖尼人眼中的神圣性使明确区分对他们的崇拜和对舞神本身的崇拜成为必要。舞神是快乐而友好的超自然物，他们位于远离祖尼南部的空旷荒漠中的一个湖底，他们总是在那儿跳舞。但他们也最喜欢回到祖尼跳舞，因而，扮演他们就是使他们获得他们最渴望的愉快。当一个男人戴上神的面具时，他本人就暂时成了超自然的神灵，他不再讲人的语言，只是发出那个神所特有的喊叫。他是禁忌，而且他必须承担任何暂时成为神圣者的人的所有义务。他不仅跳舞，而且在舞前要进行一次静修，种植祷杖，还要遵守节欲？？
祖尼神殿有一百多种不同的面具神，其中许多都是表演中出现的舞蹈团体，30或40位为一种。其他的则以6个方队出现，涂上表示6个方向的颜色——这是祖尼人视为六合的基本方位，每一面具神都有各自琐细的服饰装扮，各自的面具，各自在神的等级中的位置。有关它的活动的传说以及盼望它出现的仪式。【53】
贺兰山岩画中的面具是否分若干等级，不可确说，从面具群中的个体大小、形式各不相同等情况分析，可能具有等级的性质。
贺兰山岩画中有一些类似十字架的图形，这些图形有的立在人首旁，有的立在人体四周，有的单独卓立。它们究竟是什么？表达什么含义？从《北史》中可以找到线索。如高车族为死者送葬，掘地为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矟，无异于生，面露坎不掩。《贺兰山岩画》一书中，就是人首、人体显露于外，旁立十字架形纪念物，很可能就是高车族丧葬习俗的反映。又，突厥有一种表彰功臣的方式，战士死于前线，本族人要为他举行隆重的送葬仪式，且为之修造坟墓、立屋（犹如纪念馆），中画死者形仪及其生前战阵场面。墓旁立纪功石，生前杀一敌立一石，杀十敌立十石，多者类此，有立千石者。同时以祭祀之羊、马头悬之于标上。贺兰山岩画中的十字架图形，会不会是纪功石？
贺兰山岩画中的人面形，大多五官不全，有明显的毁容痕迹，或为天然缺陷即病后留下的残疾。在原始习俗盛行的部族中，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生病，不得其解，以为有鬼神作怪，而沟通人神的巫觋往往多带某种病态表现，即所谓“装神弄鬼”。而人大病一场之后得以复原，特别是病后身体留下某种残疾，在当时会被视为有某种神性而受到特别崇敬，瞽叟作乐师，无腿人守门就是这种习俗的反映。《庄子》一书中描写了不少身体残损而深受社会公众崇敬的怪人，如卫国的恶人（即丑人）、哀骀它，郑国的兀者申屠嘉，鲁国的叔山无趾，齐国的小矮子拐腿丑人“甕盎大瘿”（即身上长有大瘤子的人），等等。这些虽是寓言性的人物，但它部分地反映了原始习俗。《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夏大旱，公欲焚巫尩。”晋杜预注：“巫尩，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或以为尩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向上，俗谓之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礼记·枟弓下》也有类似的记载：
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尩，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疏乎？”
郑玄注云：“尩者，面向天，觊天哀而雨之。”又云：“巫主接神，亦觊天哀而雨之”，天遇大旱，欲焚有瘠病烂鼻子的祈雨女巫，以谢天神而求雨，这无疑是原始习俗。尩音匡（今音汪），甲骨文写作口，正是仰面向天的人形。兄即尩，金文中已见四例，两例为大口中露牙齿，另两个腮帮有长毛，形如鬼怪。这四个形象【54】为巫祝者的族徽，【55】殷商时代，巫祝的身价是很高的，而巫祝中多为残疾人。这种牙齿外露的形象就是病后的残疾人。贺兰山岩画中那些五官不全的形象，或许就是巫祝。近代生活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祖尼人，其中的巫术团大多由闹过大病留有残疾的人组成。有人为了加入巫术团，故意折磨自己，甚至毁容。这些都是原始习俗的反映。
古人当初在贺兰山一带刻画成片的人面形象，应该是有统一考虑的，既不会是随便刻上去的，也不会是无规划地谁想去刻什么就刻什么，大概是举行某种重大祭祀活动的记录。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最重大的祭祀活动莫过于祭祀天地、日月、祖先。以北朝突厥来说：“突厥移徙无常，而各有分地。可汗常处於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以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为勃登凝犁，夏言地神也？？敬鬼神、信巫觋，重兵死，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56】北魏拓跋鲜卑族亦有类似风俗，且有“凿石为祖宗之庙”的传统【57】。山川祭是人们敬天的一种表达方式，古人把山川的重大变化看做是上帝对人间的一种警告，或是政权更迭的一种征兆。《国语·周语》曰：“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周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说国将亡矣，他举例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祭祀山川，实际是对上天的一种祈求。中国现存岩画有两处可确定为祭祀的场所，一是广西左江宁明花山岩画，为古骆越族祭祀水神的图画纪事。另一处是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在将军崖锦屏山南面入口处弧形巨石上刻有一组10个人面形，面部有划纹，与地面植物丛状物相连，是为《稷神崇拜图》。岩画前面有一片开阔地，是当时人们举行祭祀活动的公共场所。【58】有文字的汉族，举行重大祭祀活动之后，要用文字记录下来；无文字的民族，在举行重大祭祀活动之后，要以图画的形式记录下来。贺兰山岩画成片的人面形，也应是举行某种祭祀活动的记录，虽然不能确定是哪一种祭祀活动。人面像刻在崖壁之上，崖下山谷平地应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公共大会场。
从贺兰山岩画人面形的特征——秃首、顶上为饰、或两耳边垂长饰，有似轩冕；或呈面具形；再从其风化程度来看，与文献记载中的有关民族习俗相对照，初步推测，这些图画中少数形象制作时间最远的可达商代，距今不会超过3000年。大多数形象应为春秋战国至南北朝时期的遗物，最迟的也不会晚于宋代，大约延续2000多年。我的根据，除前面所引述的文献资料，从贺兰山岩画的表现手法及其原始空间意识，也可以得到说明。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韦尔斯在论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图画时说：
早期的图画常较原始，类似灵巧的儿童手笔，四条腿的动物通常只画一条后腿和一条前腿，和今天的儿童所画的动物一样；要画出另一面的两条腿，对当时艺术家的技巧要求未免过高了。最早的图画可能是像儿童那样信手涂抹开始的。【59】
贺兰山岩画早已脱离信手涂抹的原始阶段，有的动物图形带有象征意味，与甲骨文的象形字有些近似，如虎字，甲骨文多写成只见两条腿的虎形。贺兰山岩画中虎的形象也只有两条腿，侧身，身上布满线条斑纹，前后腿根部饰涡纹，尾下垂卷曲、大头小耳，张口龇牙，爪巨大，着力夸张虎的凶猛，与甲骨文的虎字表现手法颇相近，有的连虎身上的图案花纹都很相似。岩画中的动物形象，其制作时间应早于人面形。
探讨贺兰山岩画的制作时间，还有一项重要史料可供参考，这就是1500年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明确地记载了贺兰山地区的岩画。《水经注·河水注》曰：
河水又东北迳阳城南（即宁夏固原北），东入高平川（今宁夏境内甜水河），川水又北出秦长城。
又云：
河水过北地富平县西，河侧有两山相对，水出其间，即上河峡也，世之谓青山峡。河水又经富严县故城西，河水又经薄古律城（蠕蠕旧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按，赫连夏曾都平凉，今固原治）。桑果余（榆）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于此，取马色以为邑号（贺兰即口之义译），故目城为白口骝（白口骝乃薄古律之音转）。河水又经东北历石崖山西（石崖山在宁夏平罗东），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灿然成著，类似图焉，故谓之画石山也。
水经注所记石崖山（画石山）岩画，按地理方位正是今宁夏石嘴山一带岩画。1500多年前郦道元就记载了贺兰山岩画，足以说明那里岩画历史久远。
又，贺兰山岩画中有高车形象，高车是高车族的特殊标记。《北史·高车传》称：“该族之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高车族亦活动于1500年前，反映高车族生活的岩画也不会晚于1500年。
贺兰山岩画的人面形，从外形到内部构成，丰富多彩，大约不下几十种。但都能抓住基本特征，夸张而传神。古人如此重视对头部的刻画，表明当时的艺术家已抓住了传神的关键。可惜我们今天不能尽释。全面解开人面形之谜是打开贺兰山岩画这座迷宫的钥匙，我盼望能早日进入这座迷宫，看个究竟。
原载《石刻论著汇编》第一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