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怎样游说庄公呢？作为守边之臣，一般说来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妙策的。因为他们毕竟不在朝内，不知宫中内情，故想游说、讽谏国王是比较困难的。可是，颍考叔则别有方法。他虽不了解庄公家庭的内幕，但却闻知了庄公逐母的公开新闻，且认为庄公做得未免不明智。故他才以进献野味尽忠尽孝为名，去游说庄公了。别小看颍考叔所进献的野味礼轻，可其中所包含的意味却是颇为深长的。一来它表示了自己对庄公的忠心，二来它又让庄公对比自己逐母情节而自感惭愧。正因为如此，庄公在收到颍考叔的野味后，才既感动地赐食与他，又诚恳地向他倾诉了悔恨逐母行为的心衷，原原本本道出了自己家庭互相倾轧的内情。于是，颍考叔终于掌握了进行游说所必需的语境背景与言语前提。自然，当庄公告之他因“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诺言不能收回的苦衷时，颍考叔就顺理成章地运用起“偷梁换柱”的方法，解除了庄公先前加给自己的语言枷锁，让庄公在不失国王面子的前提下，实现了与母亲团圆的愿望。这，便是颍考叔的智慧，也是颍考叔游说的技巧所在。
庄辛，这位屈原之后，楚国的又一英才。虽然他很不满襄王的昏庸、愚昧，但是为了受苦难的楚国人民，他的一片报国的赤子之心未变，仍然寄希望于襄王，希望使楚国再度强盛起来。故此他对襄王进行了一番动情的功谏：
“臣闻鄙语日‘见免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襄王闻之，亦惊亦愧，虽没言表，但从神情观之，是深受感动了。于是，庄辛顺水推舟，一鼓而下：
“王独不见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
襄王仍无声息，只是频频颔首。
“夫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类为招。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咸。”
襄王双目凝神地看看庄辛，又点了点头。庄辛又继续道：
“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鹄因是以。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鳝鲤，仰啮菠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将修其碆卢，治其增缴，将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删硒，引微缴，折清风而抎矣。故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
庄辛说到此，瞥了襄王一眼，见其神情专注，便又说了开去：
“夫黄鸽其小者，蔡灵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劈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灵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
这回襄王有些不自在了，似乎坐立不安。但庄辛佯装不见，一气呵成道：“蔡灵侯之事其小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载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塞之外。”
庄辛说完，再抬眼看襄王，只见他“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从此，襄王便开始振作起来，虽没恢复到祖先时的版图，但也没有被秦王迅速灭掉。而庄辛呢？因为谏说之故，襄王“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
襄王的昏庸与好轻信小人之言的特性，是出了名的，也是为庄辛所熟悉的。故此对于这样一个交际对象，无疑是不可“以理夺”，而只能以“情动”。
军事上的“迂回包抄”，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战略奇功；那么，游说、劝谏国王特别是那些昏庸而不悟的君主，又何尝不可以试试设喻为疑兵、绕道而进、合围收捕的“迂回包抄”谏略呢？试想，庄辛若不由远及近、声东击西地使襄王坦平了接受讽谏的心理，而是采取直接地批评式，能使襄王这种昏君醒悟吗？
那是公元前265年的战国时代，赵惠文王刚刚驾崩，其子赵孝成王继位。因其年幼，其母赵太后便代成王执政。要知道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幼子寡母立世本即不易，更何况立国呢？素有虎狼之称的秦帝国，一见本很强大的赵国突然死了当家人，立即对赵国起了觊觎之心，速起大兵席卷而来，企图吞并赵国。孤儿寡母的赵国此时何以能抵抗这强大的压境之兵呢？于是群臣动议，要向东面的大国齐国借兵解围。然而，赵使回复太后说：“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
什么？以“长安君”为质？这不是要了太后的命吗？齐人难道不知“长安君”是太后最宠爱之子吗？笑话，不可能！赵太后不肯接受这个条件。但是，“救兵如救火”，人所皆知，难道坐视赵国灭亡吗？不！大臣们是不答应的。于是有刚直、大胆者，实行强谏。结果，太后肝火大发，拍案告诫众臣道：“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人人都说，女人的心肠最软，一说便动。大概当时的赵国众臣也是这样想的吧！不然何以有那么多的大臣要参加劝谏“欲速则不达”的生动写照吗？左师触龙之所以能最终说服赵太后，使赵国转危为安，正是采用了与强谏的群臣们相反的策略，这便是“诱敌深入”、“合围擒之”的谏法。
左师触龙求见赵太后，目的同样是为了谏说她让长安君出质于齐以解赵围。但是，触龙却不忙于点题。而是先向她问安，拉家常，使她自以为触龙体谅自己，自然便会解除对他的戒备，甘心情愿地被他牵着鼻子走向了事先已布置好的陷阱。当触龙见太后气消后，便逐渐向预定的伏兵地点移动。以男子爱儿子的话柄作为“诱敌深入”之饵，引出了赵太后爱长安君的话题。至此，赵太后已入了触龙的伏击圈。但是，此时还非用兵之时。因为此时若急于出击，刚入围的赵太后可能立即退出圈外，那么触龙的前功则尽弃。于是，他又进一步诱进，比较了她爱燕后与爱长安君的不同。迫使赵太后承认自己爱长安君不及爱燕后那样计远，至此，触龙才唤出伏兵，把赵大后围在了垓心，使之俯首就范：让长安君出质于齐。于是，触龙的“诱敌深入”之策全面成功。这等劝谏之策，何亚于“沙场点秋兵”的军事奇谋呢？
战国时代的齐宣王，当时是以好讲排场而名闻遐迩的。据《孟子》记载，齐宣王为了寻欢作乐，曾在临淄城郊建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苑囿，专门蓄养麋鹿等珍禽异兽以供狩猎之用。这在当时诸侯国中，是最大规模的了。可是，不久宣王又嫌其小，又恨齐国老百姓对他建囿的怨声。后来，孟子不远千里去朝见这位齐大王时，言谈之中，齐宣王便流露出对苑囿之小、百姓之怨的不满情绪，还问孟子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入齐后已知宣王建囿之事，并了解到宣王捕杀进囿百姓的残酷行为。因此，当宣王认为他博通古今而征询他时，立即答道：“于传有之。”
齐王一听，果有此事。便进一步问道：“若是，其大乎？”
孟子一听此话，立时明白齐王之意。因而就顺水推舟地说：“民犹以为小也。”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这齐王颇是个精灵人，一听孟子说周文王之囿方圆七十里老百姓还认为小的话，立时抱怨起自己的臣民来了。因此，他一面假装不明白似的质询于孟子，一面却隐含了对自己臣民反对他建苑的不满情绪。
孟子一见齐王满腹牢骚的样子，便乘机进言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孟子说毕，看看齐王。齐王默然，良久，才点了点头。之后，他再也不抱怨囿小了，也不再禁止百姓入苑了。
文学家进行文学批评，讲究“知人论世”；修辞学家进行语言技巧分析，讲求“题旨情境”。那么，这里我们对孟子的谏说智慧进行解构分析时，该遵守什么原则呢？我们认为，语言智慧的解构分析，既不能单独着重于“知人论世”一面，也不应偏重于“题旨情境”的把握一面，而是应该兼取两面。这样，我们才能透彻地分析出某一智慧语篇的真正义蕴。我们下面不妨以上举孟子谏齐王的语篇作为分析对象。
齐宣王是个好大喜功、好讲排场的主儿。说起他，中国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滥竽充数”这一成语是与他有关的。据说这位齐宣王除了生性好狩猎外，还有一项业余爱好：听吹竽。然而，在齐宣王的300多人的吹竽乐队中，竟然混有一个根本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谁想得到呢？但是，想不到的事毕竟是有。南郭先生不仅“滥竽”充了数，而且还一直混到宣王驾崩后才被齐滑王的爱独奏的新招吓得逃之天天的。虽然现在人们每每谈到这件事时总要骂南郭先生一顿，但是，这不是南郭先生的错，而是齐宣王的不是。若他不喜欢讲排场，设立一个庞大的竽乐队，使南郭先生有机可乘的话，这件事就永远不会发生。
既然齐宣工有好大喜功、好讲排场之禀性，那么当孟子听到宣王问到文王方圆七十里苑囿是否属实时，他自然会顺水推舟，因势利导地说：“民犹以为小也”的引诱话。一来顺着宣王的性子，二来逐步把话题引向“宣王有囿方四十里民以为大”的事实上来。而当宣王果真被孟子引至伏击圈时，孟子自然要唤出伏兵，擒拿宣王了：指陈宣王建囿害民的过失。这，便是“知人论世”原则在游说交际活动中得以证实的表现，也是我们对智慧语言作解构分析时必须加以“还原”的必要性证见。
如此看来，“知人论世”原则不仅是文学批评的有效方法，也是我们分析语言交际内涵所必须遵守的原则了。当然，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对语篇语义指向的解构分析，遵守“知人论世”的原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的一面：“适应题旨情境”，也很重要。孟子想谏止齐宣王废除他所制定的“杀其麇鹿者如杀人之罪”的虐民律令，建议他开放苑囿与民同乐，是其游说的终极“追求目标”。但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把话题引入“预设序列”，则要看“适应题旨”的“情境”了。当宣王主动投入孟子所预设的彀中，质询“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的原因时，孟子觉得适应他游说“题旨”的“情境”已经存在了，于是便对文王与宣王建苑的目的、作法作了一个具有极其真实的、有劝服力的比较，使宣王不得不低头认错，改变虐民政策，实行与民同乐措施。这，便是孟子游说齐宣王时根据“题旨·情境”的需要而作的极为精彩的“因势利导”谏说方法。自然，我们在对这种谏说方法作语篇解构分析时，也是要认真加以“还原”展示的。
提起东方朔，中国人并不陌生。他的机智、滑稽的语言，几次使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时，一年伏日祭祀，武帝诏赐从官祭肉，但大官丞迟迟未到、东方朔等不及武帝圣旨，独个拔剑割肉一块，并对同官们说：“伏日当早归，请受赐！”
说毕，怀肉扬长而去。大官丞知后，即以此事奏知武帝，武帝不免动了肝火。岂有此理？竟然不等旨意就擅自割肉，眼中还有我皇帝吗？——要知道，这在封建时代，律当斩首啊！——想到此，武帝立即传东方朔来责问道：“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
东方朔无言，唯连连叩首请罪。
武帝见此，稍平怒气。也许是看在平素的交情份上，未问他死罪，只是叫他自省：“先生起自责也！”
东方朔闻之，再拜而起，说：“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
武帝一听，忍俊不禁，失声笑出。接着无可奈何地说：“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
结果，武帝不仅没处罚东方朔，反赐酒一石，肉百斤，让他归遗妻子。
东方朔的语言智慧，可以从中国传统的修辞学理论上找到理论根据。这便是东方朔侍对武帝遵守了一条最基本的言语交际原则：“知人论世”、“适应题旨情境”。稍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汉武帝的为人，一是好大喜功，特别自尊；二是喜欢神仙，酷爱诙谐。东方朔不候他的旨意而擅自割肉，这是冒犯了他的天尊，自然他要愤怒。东方朔作为他宠信的亲近侍从，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当武帝责问他时，他只好连连叩头谢罪。而当武帝怒稍消，要他自责反省时，他又乘机抓住了一个大好机会，投其所好，在自责时亦嘲亦解，使怒气冲冲的武帝对他的诙谐语言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这便是东方朔“知人论世”、“适应题旨情境”的辩解语言的成功原因所在。
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界的最珍贵财富。猩猩、猿猴虽然聪明灵巧，但它们没有语言，至今仍然未能进化为人类，仍要栖息深山；虎豹、狮子虽猛力过人，但它们没有语言，终穷还是屈服于人类。因此，人类最绝妙无比的财富是语言。只要人类善于运用它，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烛之武舌退秦师、东方朔妙说起死回生，等等，不正是明见吗？
语言不论善与不善，其作用与反作用都是十分重大的，不仅涉及自身，而且“加乎民”，影响“君子”之行。试想，东方朔虽然聪颖异常，若无语言作凭惜，灵巧地向武帝投其所好，恐怕也难逃罪责，更不用说反受武帝宠爱、赐酒、赐肉了。因此，战国时代中国著名大哲学家、思想家荀子就曾总结道：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荀子·大略》）
又说：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
今日于东方朔事观之，荀子之言实为至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