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最具有直接实践价值的。邓小平论述最多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实行党政职能分开。邓小平指出：“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第二，实行下放权力。邓小平认为，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中，权力过分集中是个“总病根”，我们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必须要给以解决了。他强调，要把下放权力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三，大力精简机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引起各级党和政府机检职责权限的变化。因此，机构改革势在必行。邓小平认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赞同，甚至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第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邓小平把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摆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他提出：“建立干部的退休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健全干部的选择、招聘、任免、考核、弹劾、转换制度，对各级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都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当代中国全面改革、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强调从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地稳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中从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第一，健全民主制度。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建设，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第二，加强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三，推进机构改革，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第四、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
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第五，维护安定团结。这些重要举措的贯彻与执行，必将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赋予理论以活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向前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将会有新的重大的发展。展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前景，我们充满必胜的信心。
（本文作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体制改革与政府管理创新的系统思考
李习彬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也有许多久攻不破的难题：国企改革一直不能取得突破，党的农村政策不时在一些地方执行中出现偏差，政府职能转变步履艰难，许多改革方案在执行中严重走样，腐败现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等等。出现这些问题，客观原因是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无成功经验借鉴，而主观原因之一则是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与支持。
这些出自不同领域、看似互不相干的问题，有着共同的信念（哲学）基础和共同的理论（认识）基础，有着共同的管理思维模式与管理行为模式根源。本文从系统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技术角度，从政府管理哲学、政府管理理论假设基础、政府管理模式三个层次上论述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容。有了两种体制下政府管理这三个层次的对比分析，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一、体制改革与政府管理哲学的转变
我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兴起。我国是农业大国，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把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地位。但是，几十年来，一直是80%的人口搞农业，却一直解决不了全国人民的温饱这个最起码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联产承包制，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便使中国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全国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解决了，还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心，推动了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在经过10年动乱、百业凋敝的情况下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功不可没。
农村改革的成功有目共睹，然而，对农村改革成功的解释却不尽相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解释是，联产承包制适应了农村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笔下之意，未必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一些人认为这种单干式生产制度只是权宜之计，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还必须重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发展集体经济。换句话说，他们对吃“大锅饭”的农业生产体制基本上仍持肯定的态度，对于已为实践证明的弊端，以超越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解释。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才不时出现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理由、以将土地重归基层政权控制为途径（“两田制”为一种具体实施方案）的偏离农村现行正确政策、否定农村现行体制的做法。这种错误认识，其核心是否定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个体经济和农民自己（不是经由基层政权）组织起来的合作（合伙）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些人看来，只有原来的集体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这是“姓社”、“姓资”争论在农村改革中的反映。
显然，认为只有由政府组织和直接管理的经济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困扰改革深入发展的所有制误区在各行各业都存在。以是否“由政府组织和直接管理”来划分不同经济成分“姓社”、“姓资”之外，这种所有制误区还以种种变态形式表现出来。
改革中所有制误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管理哲学的偏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囿于整体系统观的束缚。社会系统有两类，一类是出于特定目的而完全是人为地组建的组织，如企事业单位和军队，我们称之为人工社会系统；另一类是以原来就存在的部分为基础、为了处理共同事务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系统，如农村村镇、县、城市、国家，我们称之为自然社会系统或社区社会系统。两类社会系统由于出于不同目的而形成，所以它们管理的哲学基础也不同。人工社会系统的管理，以系统整体功能最大为目标，为此力求实现对其组成部分的最大限度的整合。实际上，人工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选择、子系统的划分，均以实现系统整体功能最大为目标。我们将人工社会系统管理的这一哲学基础称为整体系统观。自然社会系统则不同，部分先于整体而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及其管理的存在，首先是为了部分更好地生产和生活。当然，作为整体的系统一旦形成，也就出现了与组成部分相对独立的整体利益和功能。因此，自然社会系统中客观地存在着密切关联但又可分（相对独立）的两种功能和利益：其一是对部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而形成的整体功能，其二是部分所具有的相对独立、即未被整合的功能。这就是说，系统对外表现出来的总体功能，为整体功能与所有部分的相对独立的功能之总和。
在系统管理中，除了考虑系统整体（即将管辖范围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功能和利益之外，正视所有部分（子系统、甚至每一个体）均有其特殊利益和相对独立的功能，且把部分所具有的功能视为系统总体功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将这种兼顾整体与部分利益的管理哲学称为总体系统观。很明显，自然社会系统的管理、即政府管理，以总体系统观为基础，由于既能发挥对部分进行整合的整体优势，又能比较充分地发挥系统所有组成部分的积极性，从而使系统具有较大的总体功能。如果政府管理不是以总体系统观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狭隘的整体系统观上，必然坠入试图对社会的各个侧面和所有组成部分进行完全整合的误区，仅仅着眼于政府直接管理、可以直接支配（整合）的部分和整体功能，而将存在于部分的相对独立的功能和自主行为视为异己的东西而进行排斥、限制，甚至取缔。姑且不论这种管理模式的内部合理性与合法性，单从该社会系统与外界竞争（凭对外表现出的功能、即综合实力）角度看，也是不可取的。对照分析可以看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下政府管理以整体系统观为基础，而市场体制下的政府管理以总体系统观为基础。改革中出现的所有制误区，可以从囿于整体系统观的束缚得到解释。
伴随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政府管理创新，首先应该实现管理哲学从整体系统观向总体系统观的转变。否则，就不可能突破原体制的基本构架，甚至对已经取得突破且为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改革，也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影响深化改革基本方向的正确选择。上面提到的对农村改革的错误认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体制改革中只有实现政府管理哲学的同步转变，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所需要的政府管理职能转变与管理模式转变才会有明确的认识，采取自觉的行动。
二、体制改革与政府管理理论假设基础的转变
任何一种管理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的形成和运作，毫无例外地都建立在相互关联的一些基本理论假定之上，不管行为主体是否明确和自觉。
以总体系统观为基础，透过种种表象，可以发现，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形成和运作，在整体系统观的支配下，隐含着四个基本假定：一元化利益格局、理想化人格、无限理性和社会系统的机器说（即将社会系统视为一部大机器）。
所谓一元化利益格局，是以整体系统观为基础，过分强调整体利益、共同利益而忽视子系统、个体的特殊利益。在政府管理中，突出地表现为强调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乃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相一致的一面，并认为各个层次的集中控制决策都能够充分地体现这种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而忽视不同子系统、不同个体需求、利益的多样性、存在矛盾甚至冲突。局部利益应该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甚至在一些紧急关头，为了全局、为了集体，局部和个人应该作出牺牲，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些原则都有其适用的特定情况和具体条件。一元化利益格局在经济建设中的表现是片面强调“全国一盘棋”，典型的例子是50年代大跃进中发生的“一平二调”共产风。现实社会中多元利益存在的客观现实，即任何主体（个人，组织，团体，包括政府部门和官员）均有其特殊利益（只是追求这种利益的方式有合法与非法、合理与不合理之区分），说明了一元化利益格局对人类社会做出了过分简化的不切实际的假定，这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理想化人格，即认为人性处于大化无私与自私自利两个极端。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是以理想化的抽象化的阶级性代替活生生的现实人性，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将阶级分析观点极端化的必然结果。在理想化人格假设的支配下观察社会问题，“敌我分明”：敌人是绝对的坏，甚至一个人一旦被视为“敌人”，连其以前的一切行为都得从阶级敌人的虚伪性、欺诈性角度重新分析评估；人民，特别是革命的依靠阶级，更不用说其政党成员，个个都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典范。理想化人格假定形成的经验基础，是将在特定时期（如民族生死存亡关头、革命战争年代）、特定情景下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激情与忘我牺牲精神，视为一切社会活动中普遍存在、永恒存在，并作为制定政策、作出决策的依据。实际社会中人的复杂性有目共睹，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包括其领导层，不断地出现腐化变质分子的严酷事实，说明了理想化人格假定的失误。这一失误，即理想化人格与现实复杂人格的巨大差异，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一元化利益格局的简单化假设，加上理想化人格的假设，在调动人们积极性方面，片面强调精神鼓励而忽视物质激励，农业集体化吃“大锅饭”体制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现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两种假设的偏颇。农村改革的伟大成功，首先在于承认农民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并创造了允许农民谋取自身利益自主行为的条件（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依据理想化人格的假设，便可以对计划体制下未能建立防范管理者滥用权力的严密监督体制和制约机制做出解释。
所谓无限理性假定，首先是对人类、特别是先进阶级认识自然及社会运动规律的能力作出了过高的估计，甚至认为已经基本掌握了这些规律。其次是对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首要的是科学决策的能力也作出了过高的估计，认为只要采取恰当的方法和程序，就能够充分地保证政府集中管理决策（计划为其中的重要形式）的科学性。计划体制实际运作20余年的严酷事实彻底地否定了这一假定：由于计划本身的科学性不够，再加上部门分割，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及许多行业内部结构严重失衡，薄弱环节与重复建设并存；人员、物品等等一切资源的计划调拨，造成一些地方、部门、单位的资源严重积压而另一些地方、部门、单位资源奇缺；商品与劳务的人为（计划）定价，造成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等等。遗憾的是由于对这一基本假设及其缺憾没有清晰的认识，直到现在，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依然严重地存在着沿用计划体制的模式来进行社会经济管理，如以长官意志上项目、作规划，就是一些行业的结构性调整，也存在着计划管理模式的主张和实践。
以理想化人格、一元化利益格局和无限理性三个假设为基础，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综合性、结论性的假设，这就是社会系统的机器说，即将极端复杂的社会系统类比为一部大机器，将社会系统的管理、即政府管理视同操纵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