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类书
文化的传递需要图书,但图书内容往往包含着多方面,同类内容又往往散在各种图书中,都不便查阅和使用,因此就把各种图书中同类或相近类的资料,或按问题分类,或按字分韵,加以汇集在一起,成为一种便于省览、记忆和检索的资料类编,它就是类书。近人班书阁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一书中曾为之界说云:
所谓类书,就是随类相从的书,也就是类事之书。具体些说:采撷群书,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而利检录的书籍,叫做类书。
类书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有人认为,类书起源于杂家著作的《吕氏春秋》。清代学者汪中即以《吕氏春秋》为类书之始,他在《述学》中说:
是书之成,不出一人之手,故不明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所托始。
清辑佚家马国翰的《玉函山房文集》卷三《锱铢囊序》中也持同一见解。《吕氏春秋》虽然出于众手,采择资料范围较广,但并不是钞纂各种图书中的同类内容汇编而成,所以不能算作类书。
有人认为,《淮南子》是最早的类书。宋人黄震认为《淮南子》是类书的造端。他在《黄氏日钞》卷五五中曾说:“(《淮南子》)荟萃诸子,旁搜异闻以成之。凡阴阳、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蛮之远;昆虫草木之细,瑰奇诡异,足以骇人耳目,无不森然罗列其间。盖天下类书之博者也。”清人钮树玉认为,《吕氏春秋》是“自成一家,多他书所未载,非徒涉猎也”;而说“类书之端,造于淮南子”(钮树玉:《论淮南子》,见《匪石先生文集》卷三,一九一五年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淮南子》虽说是“博采群说,分诸部类”,不过它的中心主旨是用各种资料来表达老庄思想,不是单纯的文献汇编,也不能算类书。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些书虽与后来类书体例不甚相合,但从它分类会聚的编撰体例来看,却给后来类书的编纂以启示。
东汉以后,由于文章日趋繁富,追求形式整齐,喜欢在文章中采用典故,可是当时得书条件还很差,于是人们各就所需,从各种文献典籍中分类钞纂,这也为正式编纂类书开辟了道路。
最早的正式类书究竟是哪一部呢?宋朝的学者曾提出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郡斋读书志》的作者晁公武提出的。他在卷十四《类书类》立梁元帝(552—554年)所撰《同姓名录》三卷于首,认为“类书之起当在是时”。清朝所编《四库全书总目》也同意此说,认为“类书之书,莫古于是编”。
另一种是《玉海》的编者王应麟提出的。他认为类书始于曹丕组织编纂的《皇览》。清末张之洞编写《书目答问》把《皇览》的辑本列于“类书类”之首,承认《皇览》为最早的类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吴淑事类赋条》又说:“类书始于《皇览》。”显然与上面所说自相矛盾。
《皇览》的编纂情况在《三国志》的有关纪传中曾有所记载。《皇览》是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220—226年),组织刘劭、王象等学者从五经群书中,按类辑录有关资料,分编成四十余部,每部又分几十篇,全书共有千余篇,八百多万字,题名《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刘劭传》及《杨俊传》注,中华书局印本)。从命名上看,编这样一部大书主要是供皇帝翻检省览的。可惜这部大书早已亡佚,清辑佚家孙冯翼曾有辑本一卷,收入《问经堂从书》。
《皇览》成书在黄初时,黄初是魏文帝曹丕的年号,在二二〇年至二二六年间。《同姓名录》成书在梁元帝承圣时,是五五二年至五五四年间。《皇览》成书早于《同姓名录》三百余年,所以应以《皇览》为类书之始。
类书之列入目录有其沿革。荀勖撰《中经新簿》列《皇览》于史部(此据《隋志》序。《四库提要》言荀簿入《皇览》何门无考,殆未据《隋志》加以深考)。《隋志》入类书于子部杂家类。《旧唐志》于丙部子录十五别立“类事类”,以收类书。类书之自成一类始此,但尚无类书之专名。《新唐志》则改“类事类”为“类书类”,类书之名始定。类书的定义,张涤华《类书流别》曾为之界说云:
凡荟萃成言,裒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体系,利寻检,资采掇以待应时取给者。
③清章学诚《校雠通义》二之五主张按内容性质分属,即将类书分别依其所收内容分别散入史部故事类、集部总集类、子部杂家类。但综合性类书或超出上述范围者又难归属。
④清张之洞《书目答问》附类书于子部之末,并注称“类书实非子,从旧例附于此”。其意仍以类书当独立一类。
⑤近人刘咸《读校雠通义》主张类书可包括总类、句隶、类考、专类、策括。其不可系属者归之他门。
类书从《皇览》以后,日益发展,它的发展进程,大抵可分三期:
六朝到唐是类书的创始期。
六朝由于骈俪文兴起,文人讲究辞藻,争相搜求故事僻典,纷纷钞撮字句,所以继《皇览》之后,就有《语对》一类专门汇集辞藻的类书出现。唐代又有供为政参考的类书。所以类书数量日增,《隋书·经籍志》著录的类书有两千余卷,唐代也成书万卷,可惜这些书大多亡佚,现存者可举数种主要者为例:
①《北堂书钞》,隋时虞世南编,原书是一百七十三卷,八十部,八百零一类,今已不可得。现在通行本是明万历时的刊本,共一百六十卷,十九部,八百五十一类。这个刊本由于随意增删而失去原书面貌。清朝学者孙星衍、王引之等曾对明刊本加以校订,有光绪刊本,略胜于明刊本。《北堂书钞》是现存比较完整的最早类书。书中汇集的资料多出自隋以前的图书,这些图书多已亡佚,所以《北堂书钞》对辑佚、校勘有一定的作用。
②《艺文类聚》,唐初欧阳询等人奉命纂集,共一百卷,四十六部,七百二十七目。全书有事有文,而且不是截取片段,而是整篇收录。它收录了唐以前的古籍一千四百余种,起到了保存历史文献的功用。
③《群书治要》,唐太宗命魏徵等人所编,共五十卷。它从六经诸子中,把从古代五帝到晋朝止的有关治理国家大要的文献辑录成一书,它虽和《皇览》性质相同,但汇集文献的方法不同。《群书治要》所收的文献多是完篇整段。
④《初学记》,唐玄宗为便于他的皇子们作文时检索典故,而过去所编类书又篇帙过大,使用不便,所以特命徐坚等人撰《初学记》,共三十卷,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目。每目分叙事、事对和诗文三部分。这与一般类书略有不同。在唐人类书中,它虽不如《艺文类聚》博,但却选录较精,胜过《北堂书钞》等书。
近代以来,在敦煌还发现古类书残卷三种,罗振玉于一九一七年曾叙其事。据其内容大抵为晋、唐所作(《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民国七年铅印本)。
宋代是类书的发展时期。
宋代类书之所以发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撰作诗词骈文,需要有按类分编的词藻典故供采择;二是科举考试,需要类书备作文时检索;三是最重要的政治原因,宋统一后,对待各国降臣采取宽容政策,但不在政治上加以重用,于是举办编纂大书活动,安置降臣以消磨他们的意志(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太宗收用旧臣,处于编修,以役其心》条,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学津讨原》影印本)。于是编纂了一些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数量多,篇帙大的类书,就《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类书已达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三卷,补志又增两千三百四十一卷。其中《太平御览》一书对后世影响极大。
《太平御览》是宋太宗主持编纂的一部具有百科性质的大类书。它开始于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十七日(977年4月8日),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984年1月24日),历时六年九个多月。参加主要编撰工作的有李昉、扈蒙、徐铉、吴淑等十余位重要大臣和著名学者。吴淑、吕文仲、王克贞三人则是专心致志从事编务的学者,其中尤以吴淑曾独力编纂过一部三十卷的《事类赋》,是一位富有经验的类书专家,所编《事类赋》更是一部流传广、利用多,对后世颇有影响的私撰类书。
这部大类书原名《太平总类》,在全书将要完成时,宋太宗为炫耀自己的好学和提倡文治,曾要求每日送阅三卷,用一年时间审定成书,并改题《太平御览》,表示这是经过太宗皇帝亲自看过的。
《太平御览》篇帙宏富,有一千卷之多。它有几方面的资料来源,一是过去的类书,如唐《文思博要》和北齐《修文殿御览》等;二是宋朝国家藏书机构三馆中所保存的晋唐以来古籍。所引用的资料,达一千六百九十余种(一说有两千五百八十种左右)。其中有十之七八到两宋之间已流传甚少,宋代的学者洪迈和陈振孙、明代的学者胡应麟都曾评论这一价值。清以来学者也多称此书。如赵怀玉说此书“搜罗浩博,至今为考据渊薮”(《亦有生斋集·文》卷二《墨海金壶序》,嘉庆二十年刻本)。张之洞《书目答问》注此书为类书中“最要”者。《补正》撰者近人范希曾说:“《御览》存古佚书最富,数为类书之冠。”近人张舜徽《广校雠略》盛赞其书说:
即以《太平御览》一书言,所引秦汉以来之书多至一千六百九十余种,考其书传于今者十之二三,则有此一书,不啻存秦汉遗书千余种矣。
《太平御览》汇聚大量文献,为便于检用分为五十五部,一千卷,五千三百六十三类,还有六十三个附类,总合有五千四百二十六类。它分五十五部不是随意确定,而是有典故出处的,因为《易·系辞》里有段话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意思是天的五个方面总加起来是二十五,地的五个方面总加起来是三十,天和地相合是五十五,因此这“五十有五”就表示包罗万象了。五十五部包括天地人事、州郡职官、礼仪治刑、释道服饰、工艺器物、珍宝布帛、百谷饮食、神鬼妖异、羽兽鳞介、果木百卉等等,足以表明此书收罗广富。各部之下分类更细,但不免部与部间有重类的地方,所以有的记载说四千五百五十八类。除了类目重复外,《太平御览》引用书名多有错乱异名、误抄难懂和题名与引文不符种种不足的地方,应引起使用者的注意。
《太平御览》由于流传较广,刊本也多。宋时已有刊本,陆心源的皕宋楼曾藏有南宋刊残本,后归日本静嘉堂文库。明清两代有多种刊本,见《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乾嘉学者陈寿祺撰《校太平御览跋》记刊本源流及阮元校本颇详(《左海文录》卷七,道光间三山陈氏家刻本)。
《太平御览》虽有缺点,但却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它所引用的古书,十之七八已经失传,后世靠此书还能了解到宋以前某些佚书的概貌,有些有用的古书,如农业技术专著《氾胜之书》早于《齐民要术》几十年,可惜早已失传,只有从《太平御览》中去寻求了解。它保存的古地理书就达三百多种。这不仅保存了不少失传古书的零篇残简,还对后人为恢复古书面貌,传递传统文化的辑佚工作有重大的贡献。它是保存宋以前文献部最大的一类书。
宋朝另一部千卷大类书是《册府元龟》,它是宋真宗创议编撰的。宋真宗羡慕他父亲太宗主持编纂了几部大类书,也准备编一部千卷大书,于是在景德二年(1005年)命令王钦若、杨亿、钱惟演等人编纂一部以历代君臣事迹为主的大类书,初名《历代君臣事迹》,书成以后,真宗改题作《册府元龟》,册府指收藏的大量图书,“元龟”指“龟鉴”,即借鉴的意思。书名说明这部书是从大量图书中搜集可供政治重要借鉴资料而编成的。
这部类书从景德二年(1005年)九月开始,历经八年,到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完成,共一千卷,三十一部,一千一百一十六门。它虽与《太平御览》卷数相同,但各卷容量较大,所以总字数大约超过《太平御览》一倍,有九百余万字,是《四库全书》所收书中仅次于《佩文韵府》的第二部大书。
《册府元龟》的编纂特点是:①它对所采录的资料,不改旧文,即使有错讹或不恰当处,也只在原文下加注释;②它所采录的资料都是正经正史,而不采录异闻小说;③它在每部前写总序,门前写小序,所以有总序三十一篇、小序一千一百一十六篇。总序一般千余字,最长的一篇有万余字,小序一般是一二百字。这些序都写得言简意赅,有助于使用本书。
《册府元龟》由于所采录的多是常见书,加以所引资料不注出处,所以自宋至清不为学术界所重视。直至近代,始为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所注意。陈先生认为这部书材料丰富,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概括了全部十七史。它所收的史书都是北宋以前古本,所以可用来补史、校史。清朝的辑佚学家没有利用这部书实在是一大缺憾。自从陈先生充分肯定了这部书的史源价值后,研究它、利用它的学者日益增多。
宋朝除了官撰类书外,还有私人编纂类书的,王应麟的《玉海》可算是代表作。《玉海》共二百卷,分二十一部,二百四十余类,征引的资料遍及经史子集。这是一部内容比较繁富完备的类书。
明清两朝是类书的兴盛期。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后,为了笼络人心,拉笼知识分子,便组织大批人手,编成一部卷帙空前浩繁的大类书《永乐大典》。这不仅是明朝类书编纂中的突出成绩,也在中国类书发展史上居于首位。
《永乐大典》的编纂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指定解缙等人负责,并规定了编纂宗旨体例。第二年十一月书成进呈,定名为《文献大成》。不久,明成祖嫌所编内容不够完备,于是命令重修,增派姚广孝、刘季箎与解缙共主其事,又增设大臣、学者担任具体领导工作,全部工作人员达两千一百多人,到永乐六年(1408年)冬,全书告成,改赐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采录上古至明初的重要典籍近八千种,共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另凡例、目录六十卷,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点七亿字。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巨型类书,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书根据“用韵以统事,用字以系事”的编排方法,按《洪武正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之下,先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最后汇辑各书中与此单字相连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词典故、杂艺等各项记载。凡单字注释、引文的书名、作者都用红字标出,颇为醒目。
《永乐大典》比较完整地保存了较多的古人文献,如元以前的佚文秘典,世无传本的,多赖它全部或全篇地保存下来,成为后人辑录古佚书的重要源泉,清初学者全祖望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就从中辑录数百种,采收了三百余种,其中《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直斋书录解题》等著名典籍都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嘉庆时徐松又从中辑出《宋会要》五百卷,为研究了解宋朝文化典制开辟了重要史源。《永乐大典》不仅收录正经正史著作,也收录有关农业、手工业、科技、医药等对民生日用有益的大量资料。它不愧是中国文化的转运总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