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成书后,只缮写了一部,后随明成祖迁都而运至北京储存。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为避免意外灾难,又组织重录副本,历时五年,到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重录工作完成,储藏在皇史……正本在明末已下落不明,副本也陆续散佚,至清光绪后期,仅存八百余册。八国联军入北京,绝大部分被烧,残余部分也被各帝国主义劫掠,这是对中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一种野蛮的摧毁。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又增入新征集到的残卷,合计正文七百九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影印精装十册出版,使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永乐大典》的样式和内容体例等。
在《永乐大典》之外,明朝私纂类书也不少,但都无法和《永乐大典》相比。
清朝类书在前代发展基础上,有显著进展,其体例之精、种类之多、规模之盛、检索之便,颇多超越前代之处。康熙朝始修的《古今图书集成》可算清朝类书的代表。清人笔记多记其事,如史梦兰《止园笔谈》卷四记称:
是书也,康熙间圣祖仁皇帝命儒臣宏开书局,搜罗经史诸子百家,别类分门,自天象地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以至昆虫、草木之微,无不备具,诚册府之钜观,为群书之渊海,历十有余年而未就。世宗宪皇帝复诏虞山蒋文肃公率在馆诸臣重加编校,正讹补阙,经三载而后整定成书,图绘精详,考订切当,御制序文弁其首,以内府铜字连缀成版,计印六十余部,未有刻本也。其书为编有六,为典三十有二,为部六千一百有九,为卷一万。
徐锡麟《熙朝新语》卷十三,刘玉书《常谈》卷四均有记及。
《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时学者陈梦雷奉命编纂的一部类书。该书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正式开始编修,至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成书,命名为《古今图书汇编》,当时未刊行。雍正初,原编者陈梦雷因政争问题牵连,被加罪流放,改派蒋廷锡主持重编工作,雍正三年(1725年)书成,改名《古今图书集成》,次年就以铜活字排印六十四部,样书一部。每部五千零二十册,分装五百二十二函。
《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万卷,另有目录四十卷,内分六汇篇,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总字数有一点六亿多字。每部之下设汇考(引各种古书材料,考溯事物源流)、总论(主要摘录经书中有关事物的论述)、列传(辑录人物传记资料)、艺文(收录有关诗文词赋)、纪事(录有关琐细小事,补充汇考的不足)、外编(录神话传说及荒诞无稽的记述)等类,有的还附录图表。全书搜罗宏富,在三级类目下又加复分,体例谨严而完备,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收集资料最广的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所收录的资料多是不加删节的整篇整段,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对后来辑佚、校勘有提供史源的作用。它汇聚专题比较集中,数量较多,往往可作研制某一专题的基本资料依据。它对资料出处、书名、作者等标注比较详明,可备查核原书。但是由于成书时间短,主事人员少,以致抄写脱漏、随意删节和收录欠广等不足之处,应在使用时有所注意。
《古今图书集成》之外,还有《佩文韵府》、《渊鉴类函》、《骈字类编》等等,都是便于检索,有利用价值的类书。
清代乾嘉以后人多以类书为读书、作文、应举的捷径,于是《子史精华》、《韵府字锦》之属层出。坊间书贾,为投时好,大量刊行而日趋冗滥,嘉庆十九年(1814年)从姚元之建议曾令禁止流布应急类书,加以朴学兴盛,人多鄙弃类书,而类书之撰乃趋衰落。
类书既多且杂,但编制方法不外以事分类及以字分类。以类分者有一书即聚一类文献者,如白居易的《白朴》三卷即汇聚当时诏批答词供公文程式取法,其书已佚。有综合各类为一书者,占类书之多数,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皆是。以字分者有齐句首者,如康熙时所编《骈字类编》专收二字合成词藻,以上以字分类,后世辞书多以此法。有齐句尾者,如《佩文韵府》收二、三、四字词语,均在尾字四声分韵编列。新印《佩文韵府》附有检字,使不熟悉韵部者称便。
类书在保存和传递文化上有着重要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一部类书接触到更多的书,并且由于分类钞撮而便于省览。有时为查明一个典故的出处,类书又成为最好的检索工具。有的诗人墨客在吟诗作文时也常常从类书中采取词藻来为作品增色。但是,也应该注意类书因辗转相引而造成的讹误。因此必须认清类书只是按类钞纂的资料汇编,可以作查找资料的线索,尽可能去查找原书,如原书已佚,不得已才用它为依据。我们可以从类书中去辑录一些亡佚的古书,但切忌用类书的引文而乱改存世的古书。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发挥类书的作用。
)第二节 丛书
丛书是把若干种图书编集在一起的图书,它便于收藏和利用。最早使用“丛书”这一名称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但它和后来总聚众书的体裁不合。它是陆龟蒙自编诗文集的书名,是表示自己的诗文“丛脞细碎”的谦词,所以后世目录中把《笠泽丛书》列入集部别集类。宋人王楙撰有《野客丛书》三十卷,但它是王个人的考证杂著,徒有丛书之名而非丛书之实,所以后世的目录书把它列入子部小说家类。这两部使用丛书名义的书都不能算丛书的起源。
那么,丛书起源于何时呢?历来颇有争议,学者们各抒己见,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①近人汪辟疆认为总聚众书成为一书的便是丛书,所以诗、书等就是丛书的起源。姚名达也有类似的主张。把丛书的起源远推之上古,似乎太早,因为如《尚书》只是篇的集合,而不是书的汇聚,并且经过自成体系的编制,是一部独立的书,而不是群书之府,所以诗、书等不能视为类书。
②《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隋书·经籍志》所载齐陆澄的《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和梁朝任昉的《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是“丛书之祖”。《地理书》收录了自《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地理书,《地记》则为前书增了八十四家。从总聚群书意义上看,是符合丛书体例的,但它包括的只是地理一类,而不是多类,因此,这可以算是专科丛书之始,宋初的《开宝藏》应属于这类丛书。
③清朝蒙古族学者法式善认为宋人曾慥所编《类说》抄录了自《穆天子传》以来的二百五十种书,并有各作者的生平,应该算作“丛书之祖”(法式善《陶庐杂录》卷四,《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类说》虽是收录群书,但它以书为纲,并不全录原书,而是在各书之下又立词目,按词目分类选抄。所以《类说》不能算纯粹丛书,而是杂采丛书与类书两种体制糅为一书。清朝另一位学者叶名澧在所著《桥西杂记》的《丛书》条中同意此说。
④清代大学者钱大昕认为宋人左禹锡所编《百川学海》荟萃古人书为一部,并加以新的命名,是丛书之始(钱大昕:《跋百川学海》,见《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百川学海》是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左禹锡所辑刊,分十集,共收书一百种一百七十七卷。所收唐宋人著述为多,间有晋代和六朝的,曾被有些学者认为是“首尾完善”的丛书。因此,直到清光绪以前,《百川学海》是丛书之祖的说法几乎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事实上,这部书即汇聚众书,又不局限于专科,可以称为一部体例完整的综合性丛书。
⑤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目录学家缪荃孙发现了宋人俞鼎孙所编《儒学警悟》的明钞本,为世所罕见(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卷五《类书类》,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一年刻本)。《四库提要》没有著录此书。此书编成于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比《百川学海》早七十余年。《儒学警悟》共收书六种四十一卷,即汪应辰《石林燕语辨》十卷、程大昌《演繁露》六卷、马永卿《嫩真子录》五卷、程大昌《考古编》十卷、陈善《扪虱新话》上下集八卷和俞成《萤窗丛说》二卷。此书既合为统一编卷次序,另加命名;又有各书独立分卷,具有汇聚群书的意义。各书撰者都是宋人,所著内容兼包子史,主要是宋代典章制度、故事传说和人物琐事等,均为全面照录。此书成书时间早于《百川学海》。于是,《儒家警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丛书之说就相沿不改,成为比较一致的意见。此书经缪荃孙校雠,于一九二二年由藏书家陶湘刊印行世。
但从目录的著录情况看,其源起当在宋前。《四库提要》杂家类杂编之属按语云:
古无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者。惟《隋志》载《地理书》一四九卷,《地记》二五二卷,是为丛书之祖。
按《隋志》史部地理类载《地理书》一四九卷注云:
(齐)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
又著录《地记》二五二卷注云:
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
如是,则丛书之起当在齐梁之际。《地记》、《地理书》可谓单种之地理丛书,只是今不见其书。
根据这些不同说法,并结合实际考察,可以对丛书的起源作如下综括性描述:丛书之体始于齐梁,丛书之名始见于唐《笠泽丛书》,而今存最早的综合性丛书为宋的《儒学警悟》。
丛书虽起源较早,但真正名实相符而有显著发展却在明清两代,如明代有:
①包罗四部的巨编:如《汉魏丛书》、《唐宋丛书》、《格致丛书》及《宝颜堂秘笈》等。
②专门性质的丛书:如《子汇》、《二十子》、《古今逸史》和《五朝小说》等。
③地方性丛书:天启时海盐令樊维城辑历朝乡人著述四十一种、六十五卷而成《盐邑志林》,为地方性丛书的始创。
明朝虽然出现许多不同类型的丛书,但不少明代人擅改文字的恶习也沾染到丛书所收的图书内容,如《稗海》中所收宋叶梦得的《岩下放言》一书,经节录后易题为郑景生的《蒙斋笔谈》,使撰者与书名都面目全非。《宝颜堂秘笈》收王楙《野客丛书》三十卷,删削精要,减为十二卷。当然,有些丛书还保证了一定的质量,如毛晋汲古阁所刻行的《津逮秘书》。
丛书到了清代,可称达到兴盛时期,不仅类型齐全,而且内容也更精粹。清代刊行丛书事业大抵清初开其端,乾嘉求其精,道咸增其类,晚清则专科丛书渐备。
清代丛书中专科与综合两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专科性丛书按学科汇聚有关图书为一书而别标书名,如:
①经籍:《皇清经解》、《通志堂经解》。
②辑佚:《玉函山房辑佚书》、《汉学堂丛书》。
③考史:《广雅书局丛书》、《史学丛书》。
④舆地科技:《麓山精舍丛书》、《则古昔斋算学丛书》。
⑤词典:《彊村丛书》。
⑥目录:《玉简斋书目》。
⑦版本:《士礼居丛书》。
⑧校勘:《抱经堂丛书》。
这些专科丛书由于编纂者多是藏书家、校勘学家或是某一专门学科的专家,所以大都质量较高,颇便学者使用;但包罗宏富,能跨越前代,驰名中外的当推至今存世的大型综合性丛书《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期由朝廷组织编撰的一部大丛书。它创议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次年二月成立了“四库全书馆”,选拔知名学者入馆,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图书,更从《永乐大典》中辑录遗书。《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装三万六千三百册。在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考虑到此丛书卷帙多、工程大,不易速成,便命令从全书中选择精华,另编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共收书四百七十三种,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卷,分装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一册。
在《四库全书》馆开馆不久,为了贮存《四库全书》,决定建立北四阁——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沈阳的文溯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一年(1776年),文津、文源、文渊三阁相继建成,文溯阁也于四十七年(1782年)建成。从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间(1779—1782年)又修建了江浙三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和杭州西湖的文澜阁。南北七阁的建成和使用充实了东北、华北和东南地区的国家藏书,对保存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四库全书》编纂同时开始的是全书的缮写工作,当时决定缮写八份《四库全书》和二份《四库全书荟要》。二者的总字数达八十多亿字。于是动用了三千多名书手,经过十五年,终于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完成了缮写工作。《四库全书》八份分别贮存于七阁和翰林院;《荟要》二份一存内府御花园中摛藻堂,一置圆明园中的味腴书屋。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代前期由朝廷组织进行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图书编纂活动。它对古代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到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它所采用的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和从民间征求遗书的活动,使《四库全书》的收书范围和图书质量超越前代,并使许多有极高文献价值的珍本秘籍呈现于社会,为后世学者研究古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保存和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四库全书》的分散收藏,尤其是翰林院与江浙三阁的藏本向知识界开放,使学者有机会检读与使用,对推动乾嘉时期研究古代文化和整理古典文献热潮的兴起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传递以及许多与整理文献相关的专门学科(目录、校勘、版本、考证、辑佚等)的兴起与建立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