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主义不是空乏议论，不慕华丽乔辞藻，只重事实，通过实验求证：既要明白事物之名，也要明白事物之实。哪怕对信仰，也是持怀疑求证态度，因为真理也可能会变，所以不轻信，不被动接受，拒绝做真理的奴隶。胡适说过：“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因为真理是人定的，如果它不合客观不合时宜了，就不再是真理。世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实验主义与时俱进，创造新的真理。
实验主义对于教育的意义，就是培养实事求是的人才：不死读书，不迷信前人的话，就是应之以实物、实情，实验推求之。胡适在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时，就曾说：“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说明一切知识，甚至真理都是暂时的，都可以怀疑求证。
世界在每个人眼中不同，但随着阅历增加，世界由小而大，乐趣由少转多。在实验主义者眼里，没有宗教的空虚和逃避，只有积极进取，大胆实验，努力开拓精彩人生，为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奋斗。实验主义者的人生，是积极进取的人生，他勇于做真理的主人。
胡适说：“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所以，他主张渐进的改良，反对所谓根本解决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在文学上，他也主张点滴改良，不承认文学的所谓革命性和人民性。
【链接】
马英九：“我年轻时就心仪胡适”
据说，马英九在参观胡适故居时透露，他在年轻时代就非常心仪胡适。
高一时，马英九读了《胡适文选》。胡适在书中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介绍我的思想》）马英九看到后感觉十分诚服，从此对胡适十分佩服，他还曾发表过有关胡适的文章。
马英九说，自己受胡适影响最大的是独立思考和渐进改革。他说：“胡适主张渐进改革，台湾就是走渐进改革道路，一步一步走向繁荣的。”
马英九还说，胡适和蒋介石有不同看法，但胡适从来不在海外批评蒋介石。马英九对此十分佩服。他说：“我在台北市长任内，陈水扁当局’执政‘，我在海外从来不批评陈水扁，因为陈水扁时任领导人，要批评在台湾批评。这想法就是脱胎于胡适。”
因为胡适信奉实验主义的实证精神，所以不谈“主义”和“革命”，而重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以主张“渐进的改良”，以此达到兴利除弊，推进科学与文明的发展。
5.跳出书本格物——格致与科学
【题解】
本文作于1933年12月19日。
胡适以西方的实验主义研究中国文化，比如，他最早以科学方法诠释程颐、朱熹理学的“格致”说，研究清朝朴学家的治学方法。他认为，程、朱的“格物”“穷理”之说，有了科学意识，但没落实到行动中；朴学有科学方法，但只停留在文字上。因为目光没有像西方那样离开书本，所以研究成果也只停留在纸面上。这就是中国士大夫们向来的清高懒散、不肯亲近实物所致之。
胡适对中西文化进行科学角度的对照，他自己有意识地对中国文化进行全新的审视和梳理，以大胆的实验性的行动开拓出学问研究的一条新路，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成就一家之言，并奠定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
【原文】
科学初到中国的时候，没有相当的译名，当时的学者就译做“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缩写。大学里有一句“致知在格物”，但没有说明“格物”是什么或是怎样做。到了宋朝，一班哲学家都下过“格物”的解说，后来竟有六七十家的不同解说。其中最有势力的一个解说是程子（程颐）朱子（朱熹）合作的。他们说，“格”就是“到”，格物就是到物上去穷究物的理。朱子说得最清楚：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明莫不有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即（就）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致知。
这确是科学的目标，以当时译科学为“格致”是不错的。
有人问程子，格物的“物”有多大的范围，程子答道：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都是物。他又说：一草一木都应该研究。就是近代科学的研究范围也不过如此。
程子、朱子说的格物方法，也很可注意。他们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只要积累多了，自然有豁然贯通的日子。
程子、朱子确实有了科学的目标，范围，方法。何以他们不能建立中国的科学时代呢？
他们失败的大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程子的大哥程颢就曾说过“玩物丧志”的话。他们说要“即物穷理”，其实他们都是长袍大袖的士大夫，从不肯去亲近实物。他们至多能做一点表现的观察和思考，不肯用全副精力去研究自然界的实物。
久而久之，他们也觉得“物”的范围太广泛了，没有法子应付。所以程子首先把“物”的范围缩小到三项：（一）读书穷理，（二）尚论古人，（三）应事接物。后来程朱一派都依着这三项的小范围，把那“凡天下之物”的大范围完全丢了。范围越缩小，后来竟从“读书穷理”理缩到“居敬穷理”，“静坐穷理”，离科学的境界更远了。
明朝有个理学家王阳明（王守仁），他曾讥笑程子朱子的格物方法。他说：“即物穷理是走不通的路。”我们曾实地试验过来。有一天，一位姓钱的朋友想实行格物，我叫他去格庭前的竹子。钱先生坐在竹子边，格了三天三夜，格不出道理来。我就自己去试试，一连格了七天，也格不出道理来。我们只好叹口气，说，“圣贤是做不成的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格物！”
王阳明这段话最可以表示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研究自然的风气，从来没有实验科学的方法，所以虽然有“格物致知”的理想，终不能实行“即物穷理”，终不能建立科学。
1960年胡适在台中“故宫博物馆”
十七世纪以后的“朴学”（又叫做“汉学”），有精密的方法去研究训诂音韵，去校勘古书。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是科学的，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科学的。但他们的范围是跳不出“读书穷理”的小范围，还没有做到那“即物穷理”的科学大范围。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科学遗产只有两件：一是程子朱子提出的“即物穷理”的科学目标，一是三百年中朴学家实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努力，要把这两项遗产打成一片：要用那朴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方法来实行理学家“即物穷理”的理想。
【点评】
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最早解释是“格物致知”，就是穷极物理，求其极致。胡适认为，程颐、朱熹的“格物”说，有研究天下万物的意识，但只是嘴上说，行动没跟上，也不屑于研究实物，这就是中国士大夫的清高和无所事事的懒散之风。由于无意于研究自然，也无力应付更广大的世界，所以程、朱后来又提到“读书穷理”“尚论古人”和“应事接物”三方面，从而丢掉了“凡天下之物”，最后又缩小到“居敬穷理”，“静坐穷理”，干脆不关注外面的世界，而反求诸于己，只向内心求了。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离实物科学研究日远。
明朝王阳明是心学的代表人物，他不仅自己不“格物”，而且还讥笑程、朱的“格物”。这是典型的士大夫风范。没有研究自然、穷物理之风，也没有吃苦的准备，不能真正“格物致知”，中国没能产生西方那样的科学时代。
清朝戴东原等人研究“汉学”，即朴学，研究训诂音韵，校勘古书，方法严谨、科学又精密，是实事求是精神，但始终跳不出“读书穷理”的故纸堆，在一堆死材料里打转转，所以只能产生文字研究成果。
如果说中国有科学，胡适认为就是程、朱提出的“格物致知”说和朴学的科学方法。只有把二者结合，以实事求是的方法“格物”，才能真正“格物”、“穷理”。
今天的知识分子倒是没了传统士大夫的清高和放荡不羁，但并没增加科学的实证精神，反倒受世风所染，添了许多的庸俗市侩气，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6.新材料出新方法——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题解】
本文写于1928年9月，原载于1928年11月10日《新月》第1卷第9号，复载于1929年1月《小说月报》第20卷第1期。
1927年胡适参与创办新月书店，次年3月10日，与徐志摩、罗隆基等人创办《新月》杂志，徐志摩任主编，胡适、梁实秋等人任编辑。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特别指出，对于有志于治学的年轻人，材料比方法还要重要。
【原文】
现在有许多人说：治学问全靠有方法；方法最重要，材料却不很重要。有了精密的方法，什么材料都可以有好成绩。粪同溺可以作科学的分析，《西游记》同《封神演义》可以作科学的研究。
这话固然不错。同样的材料，无方法便没有成绩，有方法便有成绩，好方法便有好成绩。例如我家里的电话坏了，我箱子里尽管有大学文凭，架子上尽管有经史百家，也只好束手无法，只好到隔壁人家去借电话，请电话公司派匠人来修理。匠人来了，他并没有高深学问，从没有梦见大学讲堂是什么样子。但他学了修理电话的方法，一动手便知道毛病何处，再动手便修理好了。我们有博士头衔的人只好站在旁边赞叹感谢。
但我们却不可不知道上面的说法只是片面的真理。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这个道理本很平常，但现在想做学问的青年人似乎不大了解这个极平常而又十分要紧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郑重讨论的必要。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束。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葛利略（Galileo，今译伽利略）、牛敦（Newton，即牛顿）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戴震、钱大昕的方法，同达尔文（Darwin）、柏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都能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参看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页二○五-二四六）。
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成立于顾炎武同阎若璩；顾炎武的导师是陈第，阎若璩的先锋是梅。陈第作《毛诗古音考》（1601-1606），注重证据；每个古音有“本证”，有“旁证”；本证是《毛诗》中的证据，旁证是引别种古书来说《毛诗》。如他考“服”字古音“逼”，共举了本证十四条，旁证十条。顾炎武的诗本音同《唐韵正》都用同样的方法。《诗本音》于“服”字下举了三十二条证据，《唐韵正》于“服”字下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
梅是明正德癸酉（1513年）举人，着有《古文尚书考异》，处处用证据来证明伪《古文尚书》的娘家。这个方法到了阎若璩的手里，运用更精熟了，搜罗也更丰富了，遂成为《尚书古文疏正》，遂定了伪古文的铁案。有人问阎氏的考证学方法的指要，他回答道：
不越乎“以虚证实，以实证虚”而已。
他举孔子适周之年作例。旧说孔子适周共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1）昭公七年（《水经注》）
（2）昭公二十年（《史记·孔子世家》）
（3）昭公二十四年（《史记·索隐》）
（4）定公九年（《庄子》）
阎氏根据曾子问里说孔子从老聃助葬恰遇日食一条，用算法推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故断定孔子适周在此年（尚书古文疏证卷八，第一百二十条）。
这都是很精密的科学方法。所以“亭林百诗之风”造成了三百年的朴学。这三百年的成绩有声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证学，金石学，史学，其中最精彩的部分都可以称为“科学的”；其间几个最有成绩的人，如钱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孙、王引之严可均，都可以称为科学的学者。我们回顾这三百年的中国学术，自然不能不对这班大师表示极大的敬意。
然而从梅的《古文尚书考异》到顾颉刚的《古史辨》，从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到章炳麟的《文始》，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
我们试回头看看西洋学术的历史。
当梅的《古文尚书考异》成书之日，正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文革命大著出世（1543）之时。当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成书的第三年（1608），荷兰国里有三个磨镜工匠同时发明了望远镜。再过一年（1609），意大利的葛利略也造出了一座望远镜，他逐渐改良，一年之中，他的镜子便成了欧洲最精的望远镜。他用这镜子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太阳的黑子，金星的光态，月球上的山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