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日本新闻记者问我：“现在中国青年的思想是什么？”我便很爽快的答道：“中国的青年，是没有思想的。”这一句话，我觉得有一点武断，并且很对不起我国的青年，可是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我在北京大学教论理学的时光，我出了三个问题：
（一）照你自己经验上讲，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二）在福尔摩斯探案中，用科学方法分析出来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三）在科学发明史上，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到了后来，第二第三都能回答得很对，第一问题简直回答的不满十分之二，而他们所回答的，完全是答非所问，这便因为他们平时不注意于运用思想的缘故。
【点评】
思想不是学者们的专利，普通人也可以有思想。但真正的思想是有条理、有系统、有方法的。思想产生于思索，人往往在遇到问题时，才会思索，才产生思想。
管理好自己的思想需要五步：产生困难——分析困难——解决困难——假设结果——求证结果。这个过程，就是思索的过程，也是产生思想的过程，也即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有问题，就需要解决。想解决，就要分析问题，找到症结所在，否则无以解决。有思想，才能产生主意和办法；没思想，就有没主意少办法。但不能思想太多，胡思乱想，否则乱了思想，无从选择，没有头绪，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好的思想应该严谨缜密。
解决问题后，还没完事，还要验证其实效、对错，有无价值，这才算完成了思想，解决了问题。有逻辑思维过程，才能产生思想。
读书是产生思想的重要途径，但不能死读书，要结合现实，灵活运用，能跳出书本之外多动脑子，才能产生有条理的思想和办法，才有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胡适曾说：“吸收进来的知识和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描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知识和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思想就产生于此。
【链接】
读书让小胡适“不怕”
胡适的祖上有程朱理学的遗风，家里大门贴着“佛道无缘”的条子。但当他父亲死后，家里女眷们开始信佛，念经吃斋。胡适幼年丧父，体弱多病，母亲也开始信佛念经，还让胡适做了观音菩萨的弟子。
胡适从小就听目连救母游地府、妙庄王的公主（即观音）出家修行的故事，又在村里戏台上看《观音娘娘出家》全本连台戏，所以他的小脑袋里满是地狱狰狞可怕的景象。
母亲盼望胡适读书成名，所以还经常让胡适拜孔子。小胡适也崇拜孔子，自己还造了一座小圣庙：用一个燕窝匣子做圣庙大庭，中间挖空一方块，用另一个小匣子糊上去，做内堂，内设祭桌、神位、香炉、烛台等。在两厢又弄了孔子的学生颜渊、子路一班圣门弟子的神位。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中说：“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母亲看他如此礼敬孔子，十分高兴，郑重摆上这神龛，每逢初一、十五，焚香敬拜。
大约十一岁时，小胡适已经能看懂古文了。一天，当他读到朱子《小学》里有一句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他反复读几遍，竟高兴得跳起来——他小脑袋里原来装着的小鬼、阎王、十八层地狱、牛鬼蛇神、夜叉、刀山火海、油锅等惨状，一下子全没了！这真让他高兴！
又有一天，小胡适读到《资治通鉴》里一段范缜反对佛教的故事：
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
小胡适眼前一亮，从此不再信鬼神。胡适后来曾说：“司马光的话教我不信地狱，范缜的话使我更进一步，就走上了无鬼神的路。”只这35个字，让小胡适换了个人！
后来小胡适又读到《资治通鉴》里范缜密不信因果的譬喻：
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
缜曰：“人生如树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子良无以难。
这段议论说得明白有理，让胡适更加豁然，后来他在《四十自述》中说：“我小时听惯了佛家因果报应轮回的教训，最怕来世变猪、变狗，忽然看见了范缜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里非常高兴，胆子变大多了。他和司马光的神灭论教我不怕地狱；他的无因果论教我不怕轮回。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
看书，打开了小胡适的思路，驱散他心中的鬼神，让他不再有害怕。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3.好书如知音——找书的快乐
【题解】
本文是胡适1959年12月27日在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的演讲。原载于1962年12月16日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第14期。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胡适的治学名言，在找书的问题上，胡适也坚持这个原则。他认为有此找书的原则和心态，那么找书的过程就是快乐的，而且其乐无穷。另外，胡适认为收书要杂，正史野史，边角料都要涉猎，不能光有正史的眼光。有时，恰恰是野史和一些边角料，是最有价值可资借鉴的。
【原文】
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自己买书的时候，总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书。今年我六十九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哪一门？是中国哲学呢？还是中国思想史？抑或是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我所说的“本行”，其实就是我的兴趣，兴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书了。十一年前我离开北平时，已经有一百箱的书，大约有一、二万册。离开北平以前的几小时，我曾经暗想着：我不是藏书家，但却是用书家。收集了这么多的书，舍弃了太可惜，带吧，因为坐飞机又带不了。结果只带了一些笔记，并且在那一、二万册书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对一、二万册书的纪念，这一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四本只有十六回，这四本《红楼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几十年的书，到末了只带了四本，等于当兵缴了械，我也变成一个没有棍子，没有猴子的变把戏的叫化子。
这十一年来，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书，加上历年来自己新买的书，又把我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但是这都是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找资料还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馆和别的图书馆如台湾大学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等救急。
找书有甘苦，真伪费推敲
我这个用书的旧书生，一生找书的快乐固然有，但是，找不到书的苦处也尝到过。民国九年（1920）七月，我开始写《水浒传考证》的时候，参考的材料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征四寇》及《水浒后传》等，至于《水浒传》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廿回本、一百廿四回本，还都没有看到。等我的《水浒传考证》问世的时候，日本才发现《水浒》的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廿回本。同时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廿四回本。做考据工作，没有书是很可怜的。考证《红楼梦》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红楼梦》都是一百廿回本。这种一百廿回本并非真的《红楼梦》。曹雪芹四十多岁死去时，只写到八十回，后来由程伟元、高鹗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完成了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书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说：
世人都想看到《红楼梦》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宝玉未娶，大家极想知道这本书的结局如何？但却无人找到全的《红楼梦》。近因程、高二人在一卖糖摊子上发现有一大卷旧书，细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寻无着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订，与前八十回一并刊出。
可是天下这样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说法不可靠。
考证《红楼梦》，清查曹雪芹
三十年前我考证《红楼梦》时，曾经提出二个问题，这是研究红学的人值得研究的：一、《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传记有没有可考的资料？曹雪芹所写的那些繁华世界是有根据的吗？还是关着门自己胡诌乱说？二、《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是八十回？还是一百廿回？后四十回是哪里来的？那时候有七八种《红楼梦》的考证，俞平伯、顾颉刚都帮我找过材料。最初发现乾隆五十七年（1792）有程伟元序的乙本，其中并有高鹗的序文及引言七条，以后发现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证明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而由程伟元出钱活字刊印。又从其它许多材料里知道曹雪芹家为江南的织造世职，专为皇室纺织绸缎，供给宫内帝后、妃嫔及太子、王孙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赏赐臣下，后来在清理故宫时，从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屉内发现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于皇帝派出的特务，负责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动态，由此可知曹家为阔绰大户。《红楼梦》中有一段说到王熙凤和李嬷嬷谈皇帝南巡，下榻贾家，可知是真的事实。以后我又经河南的一位张先生指点，找到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及《八旗文经》，以及有关爱新觉罗宗室敦诚、敦敏的记载，知道曹雪芹名沾，号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接着又找到了《八旗人诗钞》、《熙朝雅颂集》，找到敦诚、敦敏兄弟赠送曹雪芹的诗，又找到敦诚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钞未删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诗，内有“四十年华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为甲申（即乾隆甲申廿九年，西历1764年）。从这里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龄为四十岁左右。
险失好材料，再评《石头记》
民国十六年我从欧美返国，住在上海，有人写信告诉我，要卖一本《脂砚斋评石头记》给我，那时我以为自己的资料已经很多，未加理会。不久以后和徐志摩在上海办新月书店，那人又将书送来给我看，原来是甲戌年手抄再评本，虽然只有十六回，但却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里面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于乾隆廿七年冬，即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诗句，充分描绘出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情态。脂砚斋则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从民国十七年二月我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之后，大家才注意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不过，我后来又在民国廿二年从徐星署先生处借来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砚斋四阅评过的《石头记》，是乾隆廿五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
谈《儒林外史》，推赞吴敬梓
现在再谈谈我对《儒林外史》的考证：《儒林外史》是部骂当时教育制度的书，批评政治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我起初发现的只有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赋一卷（四篇），诗二卷（一三一首），词一卷（四七首），拿这当作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国的大诗人金和，他在跋《儒林外史》时，说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可是一般人都说《文木山房集》没有刻本，我不相信，便托人在北京的书店找，找了几年都没有结果，到了民国七年才在带经堂书店找到。我用这本集子参考安徽《全椒县志》，写成一本一万八千字的《吴敬梓年谱》，中国小说传记资料，没有一个能比这更多的，民国十四年我把这本书排印问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吴敬梓二人作一个比较，我觉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吴敬梓的思想则是超过当时的时代，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严刻地批评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较科学化的观念。
有计划地找书，考证神会僧
前面谈到的都是没有计划的找书，有计划的找书更是其乐无穷。所谓有计划的找书，便是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去找书。现在再拿我找神会和尚的事做例子，这是我有计划的找书。神会和尚是唐代禅宗七祖大师，我从《宋高僧传》的慧能和神会传里发现神会和尚的重要，当时便作了个大胆的假设，猜想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只有日本和敦煌两地可以发现。因为唐朝时，日本派人来中国留学的很多，一定带回去不少史料。经过“小心的求证”，后来果然在日本找到宗密的《圆觉大疏抄》和《禅源诸诠集》，另外又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发现数卷神会和尚的资料。知道神会和尚是湖北襄阳人，到洛阳、长安传播大乘佛法，并指陈当时的两京法祖三帝国师非禅宗嫡传，远在广东的六祖慧能才是真正禅宗一脉相承下来的。但是神会和尚的这些指陈不为当时政府所取信，反而贬走神。刚好那里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远避四川，肃宗召郭子仪平乱，这时国家财政贫乏，军队饷银只好用度牒代替，如此必须要有一位高僧宣扬佛法令人乐于接受计度牒。神会和尚就担任了这项推行度牒的任务。郭子仪收复两京（洛阳、长安），军饷的来源，不得不归功神会。安史之乱平了后，肃宗迎请神会入宫奉养，并且尊神会为禅宗七祖，所以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创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我所研究（编校）的《神会和尚遗集》可望在明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最后，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来找书的经验，发现我们过去的藏书的范围是偏狭的，过去收书的目标集于收藏古董，小说之类决不在藏书之列。但我们必须了解了解，真正收书的态度，是要无所不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