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8日，刚刚当选中 共中央总书记的习 近 平来到深圳莲花山下，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习 近 平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这时候，写一段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的故事是最恰当不过的事情了。
事实上，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有哪一个城市的命运会如深圳一样，和邓小平这个名字紧紧相连。
三十年一觉改革梦。
短短三十年的岁月里，沧桑巨变。当年关于邓小平改革的一段段历史已经被演绎成一个个精彩的篇章，至今为人们所乐道，说来依然可见那份惊心动魄。
邓小平复出
最早观察到邓小平复出的是那些西方在华的记者们。他们凭着高度的职业敏感，像猎狗一样嗅着发生在北京的每一个细节。
1977年1月上旬，北京李冬民等青年用在墙上写大标语的方式公开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无疑是一声惊雷，触及了当时的政治底线。很快，大字报当夜就被人清除。李冬民等人以“反革命罪”被逮捕。
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已经势不可挡，在元老们的支持下，六个月后，在中 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 共中央副主席、中 央 军 委 副 主 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职位。
这一年的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台下欢声雷动。
这一年，邓小平七十三岁。从此，这个名字和中国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历史把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大国重担一起交给了这个“文革”中两次被打倒的老人手上。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回忆1975年前见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时的场景说，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小个子，很有能力，也很强硬。他在解决官僚机制方面很有技巧，邓是一个不可小视的人物。
在8月25日召开的会议上，产生了新一届的中 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而实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五位副主席，则无一例外全部是支持邓小平的中 共元老，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军队的指挥权。
在随后邓小平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正是军队率先支持，才使一场关系到国家大方向的大争论才得以开始。
1978年5月11日，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胡福明将终生铭记。这一天，中国颇具官方政治色彩的《光明日报》发表了由他主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当天新华社全文刊发，第二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全文转载。年轻的胡福明最后在文章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而只有愚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这篇由邓小平授意，胡耀邦最终拍板发表的著名的政论文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像是宣言书，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路线，像一声惊雷，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外一个即将变革的大时代的到来。
同年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代表时认为这篇文章引发的整个社会大讨论很有必要。他最后号召“打破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
一直对中国比较感冒的美国《新闻周刊》在《邓小平能救中国吗》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当时10亿中国人想问又不敢问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唤醒的中国，但它面临许多问题，如“文革”破坏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环境，大量返城知青等，邓小平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变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拯救这一切。
小岗村打响改革第一枪
这一年的2月，二十一岁的苏北农民仇和踩着改革解冻的步伐，在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年头，告别了农村，来到了省城南京，开始了四年的宝贵大学生涯。
一个月后，远在山西乡下的吕日周也告别了他的农村工作，调往省城太原，也开始了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理念探索。
若干年后，“南仇北吕”正式走上权力的前台，在中国地方掀起了一股改革的旋风。
也就在这一年，因为写了《中国往何处去》这篇文章，而锒铛入狱十年的一个叫杨曦光的小青年，在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直接过问下，平反回家。这个小青年日后有了一个更为显赫的名字——杨小凯。这位后来中国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一直为改革奔走呼喊。在他忙碌疲惫的身影里，他时刻感念到了一个国家和一个人的命运的交错。
12月，在安徽凤阳一个叫小岗村的地方，二十个农民，因为忍受不了极度的贫困，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一“按”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率先掀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成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第一声枪响。
这一本属偶然的事件，迅速演变为一场政治事件，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强力支持下，相关的当事人才没有遭到清算。后来主政安徽的万里也被调进北京，负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实施。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这样分析道：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更加革命。
德国历史学者布瑞克也认为，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进程。相反，它是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因此，农村的现代化，正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国家政府的稳定，依赖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一个政府能否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诚意善待农民。农村大力推行工业化，不遗余力地推动农民进城，也许会是一个日后才能够发现的危险错误。
邓小平在1984年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如果我们像今天这样，至少能使80%的人稳定在农村，我们也许就解决了80%的问题。
当年那个摁满红手印的契约，如今安静地躺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在这里，它寂静无声地向每一个前来的参观者们，诉说着曾经发生在皖北大地上的那一段非凡往事。
历史步入邓小平时代
美国《新闻周刊》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一年的年底，邓小平给出了答案。影响了后来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全会宣布：中国将实行重大改革。
邓小平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后来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对此评论说，这是新时代的遵义会议。
邓小平依靠他的政治智慧最终赢得这场大讨论的胜利。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开始了迄今影响最深远，最为系统的一次现代化的改革。
一位诗人后来这样回忆结束十年浩劫的这一幕：
怀着同一秘密
我头发白了
退休——倒退着
离开我的岗位
只退了一步
不，整整十年
我的时代在背后
突然敲响大鼓
1979年1月1日，两个因为意识形态对峙了三十年的大国建交了。尽管这是众多政治观察家们意料之中的结果，但中美建交消息一披露，还是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卡特政府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即将迎来一位重要的贵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一个月后，邓小平开始了他复出之后的第一次美国之行。在白宫的草坪上，在一千位重要嘉宾的见证下，中美两个大国的政治领袖把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就在卡特致辞道“现在到了忘记我们争吵的时候”时，一个令人哭笑不得别有意味的场面出现了。一个男记者突然上台，面对电视镜头高喊毛 泽 东语录“将革命进行到底”。
要改革，国家不仅要面对一定的内部环境的改造，专心于国内反改革势力的联盟与分化，还要具备一个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争取外面的和平，避免卷入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当心国内反改革势力与国外敌对集团结盟，成为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美的建交，无疑给当时处于苏联虎视眈眈之下的中国构筑了一道防火墙。
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的封面，毫不吝啬地把上一年度的世界政治风云人物给了这个貌不惊人的东方小个子。
后来的《时代》周刊的总编在三十年之后回忆这一幕时写道：在1978年，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幸存者。他入党近六十年，所经历的清洗频率比超级模特的消化道更甚，然而他努力爬回领导层。那时的中国是绝望的。文革的恐怖仍是鲜活的记忆。
同样在这一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用他那细致入微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他那时候眼中的广西南宁街头的一幕：
一条不知名的小街到处都散布着锈迹斑斑的废弃煤油罐和碎瓦片。人行道上放着一排用绳子束着的柴火捆。红砖块、马口铁澡盆和木水桶散落在硬土路上。几辆紧锁的自行车斜靠在一座三层楼的外面。三只小鸡待在一个木板条笼子里低声咯咯地叫着。孩子们串来串去，还有的在跳绳玩，而他们的父母们则在利用周末时间来洗洗衣服，用的是从街边水龙头打来的冷水。
眼前脏乱、贫穷的街景与挂历画里中国的形象截然不同：一帮脸蛋红扑扑的小女孩在一个伊甸园似的果园里采摘着成熟的水果；明亮的工厂里，衣装整洁的工人正在劳作，脸上还挂着笑容。这是与越南北部接壤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人口50万）的一条小街，也是中国总体景貌的缩影。
最后伯恩斯以无比肯定的语气告诉美国的读者：中国确实有壮观的工厂和欣欣向荣的人民公社来向游客展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要发现与中国现状最接近的景象，还是要到小城市的街区或小乡村里转一下才能了解。中国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目睹中国不堪的现状，著名朦胧派女诗人舒婷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写下了后来令她饮誉诗坛的政治抒情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那是整整一代人迷惘的记忆与泪水，纠结着悲怆、忧患、炽烈，失望与希望，叹息与追求等多种复杂而凝重的感情。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
我是贫困
我是悲哀
我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啊
是“飞天”袖间
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祖国啊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啊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 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诚如2007年9月3日总理温 家 宝在天津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所言，在1978年，国家处于落后状态，“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改革先锋胡耀邦
1979年的一个春天，一个叫张五常的年轻经济学者从香港来到了中国经济前沿广州。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后，这个小伙子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不管选择哪一条路，都会遇到一个极大的障碍。整个中国找不到几个四十五岁以下有改革开放意识的官员。
几年后，这个年轻的经济学者，依据自己的见闻写了一本《中国的前途》。这本封面上印有“秘密”字样的小册子，通过地下渠道的传播，很快风靡全中国。
改革人才的问题，不仅是张五常的担忧，也是邓小平一直思考的问题。其实早在1977年初，经过和党内倾向于改革的元老们的协商后，他充分利用自己过去积累起来的政治人脉资源和充沛的威望，将曾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富有开创精神的胡耀邦，纳入了他的视野。
这位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一直颇有改革思想的清廉平民政治家，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农民家庭里，十四岁加入共青团，文革中被打倒，曾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过。在邓小平的鼎力支持下，从1977年3月起先后任中 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1977年8月在中 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被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12月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秘书长等职。
这一特殊期间，胡耀邦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 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迫害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邓小平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扫清了外围障碍。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一个叫牟其中的四川万县小伙子也被平反回家。这个对政治改革有着狂热热情的小伙子入狱罪名和杨小凯竟然如出一辙，他也因为写了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而被捕。但这个后来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博得大名的企业家慢慢丧失了自己，以自己的诚信透支了改革赋予他的荣耀，再次锒铛入狱。
杨小凯和牟其中的个人经历，似乎正是邓小平发动这场改革的最好隐喻。改革是一场生产关系的重新洗牌，驶向快车道的见证与推动者们，有的被历史铭记，有的半途被抛弃。每个人的遭际，令人深思。
尽管如此，如今身在武汉监狱的牟其中谈到往昔时，他说这辈子他只佩服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
1980年，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发表了《邓小平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全文转载。
西方有报社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国际舆论都给予邓小平极高的评价，中国架起了与世界沟通的新桥，这次谈话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反响。
1980年9月，法拉奇写信感谢邓小平接受采访。信末，她写道：“这次采访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我实现这一梦想，后来我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谈，它标志着一个记者所能达到的空前的事业高度，昭示着一位伟大政治改革家应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
也就在这一年，经邓小平同意，项南和任仲夷两位改革大将分别来到了南中国的福建与广东，担负起改革试验，开疆拓土的重任。
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特区一词开始正式进入国人的视野，成为对外改革的窗口。
9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 民率领中国代表团，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六国考察活动，吸收国外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的经验，为中国的特区寻找力量。
正是江泽 民早期务实开放的政治经历，在随后的改革大业中，他也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相继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和中 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这一年的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篇讲话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加之体制改革复杂多变，到目前为止，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未能有大的突破，当前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无法绕过这一三十年前就提上议事日程的话题。
在近两年内地的政治经济舞台上，高层领导者对政治体制改革作此高调表态并不多见，尤其是把阻碍改革归结为“违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条”的性质，可算是呼唤中国深化改革的强音。
这一年，著名诗人顾城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他不朽的名作《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全诗只有两句，它是宣言，是口号，是壮志凌云的豪迈。文学与改革从未如此紧紧相拥。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
1981年6月，胡耀邦在中 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正式取代了华国锋，成为体制里的最高领袖。
邓小平接任华国锋，成为新的中 共中央军委主席。
9月，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来自四川的赵 紫 阳接任了这一职务。
党政军主要领导的更替，挣脱了权力制衡上的羁绊，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由此步入了快车道。胡耀邦当仁不让地成为邓小平实施改革战略的先锋大将。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选择这一年修正出版了他最负盛名的著作《美国与中国》，书里这样写道：中国可以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要更窄。
1982年，在穷得讨饭成风的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决意背水一战：在全国破天荒地把商业部门、粮站、供销社、食品店等国营单位由政府统一改为推向市场，个人承包，职工分流。
最终体制没有能够承受住改革带来的压力，满怀理想的张楚只得告别这片他深爱的草原，黯然离去。
这大概算是中国最早的地方政府启动的改革了，如今，没有多少人还能够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这个风云人物。
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所说，“历史涉及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部分。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
向腐败开战
这一年3月的《人民日报》上，一条触目惊心的新闻标题挑逗着人们的神经。标题是“一个汽车大亨的垮台”，党报极其罕见地用了一个整版篇幅报道了河南省的两个官员是如何通过诈骗和贿赂，非法倒卖汽车彩电等稀缺产品而牟利110万美元，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一个改革的副产品——腐败——出现了。权力通过地下寻租，摇身成为权贵资本的代言人。人们在惊愕之余，开始对刚刚进行三年的改革产生了怀疑，官倒成为他们茶余饭后发泄诅咒的对象。
邓小平没有动摇继续改革的决心。敏锐的邓小平及早捕获了这一信息，他给胡耀邦作出了最及时的指示：打击腐败，中国不能够走两极化的道路。在改革的同时，另外一场为其刮骨疗伤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随后的两年间，思想政治建设被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随后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推动了广泛的城市经济改革。它指出的道路是邓小平支持的沿着市场路线对城市经济进行激进的市场重组。
这一年，西德前总理赫尔默特·施密特访华见到了邓小平。后来他在《伟人与大国》一书中这样写道：1984年我们几乎压倒一切地感觉到，每个人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于谁？第一位是邓，第二位还是邓，第三位还是邓。
邓小平也在10月召开的中顾委会议上对老同志发表了谈话。他直截了当地向一些还心存顾虑的老同志喊话：我们老同志恐怕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突然来了个资本主义，这个受不了，怕啊。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
这个内部讲话在1985年的元旦，以新年献辞的方式刊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上。
这一年，被寄予厚望的四十三岁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 涛离开北京，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开始了他正式治理地方的政治生涯。胡也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1985年5月，邓小平持续发动了“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业已形成的价格双轨制，将放开由市场来决定。
这时候众人在心里担忧，嘴上又不能公开谈论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是：此前的共产主义阵营里的波兰，因为放开食品价格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这一年底，美国的《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评选的目光再次投给了东方，投向了那位“矮小的，爱打桥牌的，烟瘾很大的，大方地使用痰盂的，偏爱羊角面包的人”。
1986年1月出版的《时代》年度风云人物的长篇报道中，援引了中美建交时美国国务院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话说，“邓小平正在做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领导人能够望其项背”。
周刊继续毫不吝啬地用溢美语气写道：邓小平大胆的尝试改革可能会导致一场经济混乱，也可能将中国带到一个即将到来的辉煌世纪。但是，1985年邓小平再一次表示出他要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语录，第一次被摘登在这一期的《时代》周刊上。
1986年8月3日，在时任沈阳市市长李 长 春的直接建议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迎来了历史上的庄严时刻。
许多年后，一家媒体回忆了当时一幕：沈阳市迎宾馆北苑会议厅，会议厅里坐满了人，大多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工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白纸花，神情像白花一样肃穆。
会议由时任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周勇顺主持。满面庄严的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宣布破产通告：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即日起破产倒闭，收缴营业执照，取消银行账号。这也是1949年建国后第一家破产的国有企业。
短短二百余字的通告读了不过三分钟，然而时间却像是停滞了一般。很长一段时间，会场里没有人说话，在场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反复咀嚼掂量着这个通告里每个句子、每个词汇，甚至是每个字的分量。
改革是一把犀利的刀，把时间一劈两半，一边是曾经，一边是将来。这些曾经骄傲的工人们的命运也被劈成两半，突然被抛向了一个不可知的惶恐未来。在日后的岁月里，他们拥有了一个类似于西方失业工人的名称，叫下岗工人。
当年12月31日，以这家企业为蓝本的《国有企业破产法》在全国实施了，无数个这样的企业，更多人的命运被迫登上了这趟改革的列车。有阵痛，也有欢笑。
当年的国外媒体获悉这一消息时，他们惊呆了。他们发出了这样的消息稿：这是西方极具典型性的一幕，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警告说，他们的公司处于困境中，他们的工作面临危险。但是这一幕不是出现在底特律、曼彻斯特，而是中国的沈阳。
对于当年这份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破产倒闭规定”，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时代，这样的一种改革尝试，无疑为中国今后的改革做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增强了更多企业的活力、动力。
这个在改革开放前往往被解释为“某个阴谋的破产”的词语，由此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含义。
这一年，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开始主导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凯恩斯高度集中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开始消退。
在经过各自的经济挫折后，中国和西方都开始冷静审视自己的财经政策。曾经两个敌对的阵营，小心翼翼地越过意识形态上的错位对垒，哈耶克和邓小平，基于对市场的共同认识，他们隔空找到了交集。
十二年后，一手主导破产的李 长 春被派往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李被调到北京，出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意识形态工作。
这一年，富有改革意识的江泽 民来到上海，出任上海市市长一职。此刻的上海，改革的步伐明显落后于广东等地。曾经有东方巴黎之称的这座城市，昔日风华已经褪色。
江泽 民在这个时候上任，任重道远。他在接受一家国外媒体记者时说：遇到困难时，一个富有进取心的人应该勇往直前，毫不退却。
改革也是革命。这是邓小平发动改革后的深切体验。1986年的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够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不能够使得经济改革继续前进。
在第二年召开的中 共十三大上，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还没有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失败的消息传来。
这一年，主政福建的改革大将项南因受假药案牵连而遭到保守派的强烈攻击，被免去福建省委书记一职。
项南学识超群，见解超凡，谈吐精辟风趣，折服了海内外众多有识之士，被许多人尊称为“项公”。
当时还是中 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后来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胡耀邦谈及此事，内心的痛苦和歉疚溢于言表。
项南苦笑着说：“这也不能全怪他。他有什么办法？那时候，他自身还难保呢。”还说，“耀邦是个好人，就是太软了。”
项南被免职不到一年，1987年1月，中 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胡耀邦辞去中 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接替胡耀邦职务的是赵 紫 阳，两年后，他也被免去了总书记职务。
2004年，在项南离开人世的第七个年头，一个叫胡少安的作家，在香港出版了他的传记，书名叫“敬畏人民”。
1989年，东欧国家政权的解体，引起了中国部分政治势力的忧虑。一个新的政治挑战出现了。
经过十年的改革，在1989年的那个夏天，终于把改革带来的作用力量一一放大，汇聚成一场危机。
邓小平这个中国现代改革的总设计师，再次利用自己特有的威望与政治谋略回击了挑战。
这一年的4月15日，一代改革先锋胡耀邦怅然离开人世。
谁不改革谁下台
经过了十年突飞猛进的一路高歌，中国的改革在1989年的那个夏天，似乎陷入了一种停止不前的徘徊。改革步入了相持阶段。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后来回忆道：1989年的政治风波过后，有人甚至想把农民拉回到过去的“一大二公”的道路上去，并重新制定了《合作社章程（草案）》。
于是国外的一些敏锐的政治观察家们开始猜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还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改革已经没有回头路，只能够摸着石头继续过河。
6月24日，六十二岁的江泽 民临危受命，离开上海，赴京正式担任中 共中央总书记。江泽 民海派开放的从政背景，又让那些担忧的人们多了些许期待，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 共新一代领导的核心。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江泽 民的心情，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和他后来上海市委书记的继任者朱 镕 基一道引领了中国经济的加速度。
11月13日，八十五岁的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日中经济协会访问团，并借此告别他的政治生涯。
此后的两年间，这位政治强人几乎从官方的报道中消失了。没有人知道这位老人究竟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
那些精明的商人们似乎在1991年的那个春天找到了谜底。这一次，舆论再次吹响了中国第二次改革的号角。
2月15日起，春节刚过，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员文章，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不要在姓社还是资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文章甫一刊出，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伴随着争议的还有反击，北京的保守势力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集中批判。
负责系列文章的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周瑞金说：那一刻，他遭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北京许多重要人士都向上海施压，要求调查他写这组文章的真正目的。
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 镕 基帮他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周瑞金涉险过关。朱 镕 基不久调往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2年后，周瑞金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2006年年初，这位一心为改革鼓与呼的老报人，再次以“皇甫平”的笔名，发表《改革不可动摇》。2008年提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心是还权于民”，引起反响。
1991年，年仅三十五岁的陈光来到了诸城，出任市长，这个极富改革超前意识的年轻人捕捉到了久违的继续改革的信息，上任没有多久，便大刀阔斧地把辖区里的国有企业卖光。社会一片哗然，他很快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陈卖光”。
此后，这个有着二十年改革历程的官员的政治仕途几经起伏，让人感慨唏嘘。
也是这一年，在另外一个地方，三十六岁的“娃娃市长”汪洋，在铜陵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动员令。
在当时这个全国最年轻的市长授意下，11月14日，《醒来，铜陵！》在《铜陵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有“十年磨‘剑’锋自出”、“同处一江景不同”、“剔肤见骨找病根”、“解放思想是先导”四个小标题。
这样一针见血，毫不掩饰地揭露自己的问题和差距，是过去国内所没有过的。以往，都是大讲成绩，谈问题时就轻描淡写地讲几句空泛的原则话。
这种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批判，刀刀见骨，也是过去所没有的。
文章最后说：“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铜陵人，都不应讳疾忌医，而应当勇敢地拿起时代的解剖刀，割除自己灵魂深处的一切毒瘤和病根。如果我们继续抱着僵化的思想、陈腐的观念、封闭的意识、萎靡的士气，那么不是危言耸听，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十年接力赛中，铜陵将被别人抛得更远。”
《醒来，铜陵！》一刊出，立即引来巨大反响。一种意见，此文敢于揭短亮丑，振聋发聩；另一种意见，“大棒朝下打”未免不公。一场大讨论在各个层面深入开展起来，新旧思想观念激烈碰撞。
两个多月后，刚刚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的邓小平特意绕道安徽，见到了这个貌不惊人，一脸稚气，一心求改革的汪洋。
几个月后，汪洋升任安徽省长助理，正式开始了他的高层政治生涯。
相同的事件，不一样的结局，由此可以折射出中国改革的特殊与复杂。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立国六十九年的苏联正式划上句号。
老大哥倒台了。世界一片哗然，惊恐过后，西方的目光开始锁定了中国这个苏联昔日的盟国。
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改革会不会因此退回到1978年前？这成为那个年头所有人的疑问。
邓小平用一次看似漫不经心的南方旅行给予了回答。
“姓社姓资的争论”，终于在1992年的春天划上了休止符号。
这一年的春天，在南中国，人们发现了已经很久未露面的八十八岁邓小平的身影。邓在南方的讲话，迅速被整理成文，这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南方谈话”。
这一看似平常的讲话，邓小平再一次利用自己的政治威望，给已经陷入停滞的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以往的改革成果得以巩固。它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现代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分节点。
在这次著名的讲话中，邓小平对那些保守势力发出了警告：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此刻，人们才恍然明白，《解放日报》发表的系列评论的背后，是根据邓小平两年在上海过年期间的讲话精神整理而成。它成了南方谈话最好的注解。
那一年的秋天，中 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它的重大经济的规划，给了以市场为方向的改革派毫无保留的支持。
这次重要的会议，选举了新一届的中 共领导人，江泽 民当选为总书记，朱 镕 基则当选为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 共决策机构的最高层。
1993年7月1日，朱 镕 基罕见地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身份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开始了他十年的中国经济舵手的生涯。
而此时一个显著的背景是，通货膨胀日益加剧。人民币暴跌，国内经济遭遇空前危机。以往数十年的改革成果很可能毁于一旦。
在这紧急关口，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经济沙皇”的朱 镕 基展现了他智慧果敢的一面，迅速建立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架构：把部分行政审批权力下放，斩断权力借贷，控制消费市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
朱的方案一出台，便遭到了包括经济学界的一片反对。但朱 镕 基力排众议，依然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来推行他的金融新政。
紧接着，就即将加力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朱 镕 基亲自带队进行十七个省市的密集调研。
1994年1月1日，经过和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后，影响深远的分税制改革正式实施。这不仅是一场单纯的财政制度改革，其实更是一场中央和地方政治结构的重大调整，朱 镕 基的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中央财政吃紧，甚至到了跟地方政府借钱还不起的地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治信号。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1994年，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分税制的实行，使中国的财政秩序为之大改，中央财政重获活力。
按照分税制改革方案，中央将税收体制变为生产性的税收体制，通过征收增值税，将75%的增值税收归中央，而地方只能获得25%的收益。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外交、转移支付、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提供普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到2003年，朱 镕 基卸任国务院总理，分税制实施十年，中央财政收入从1993年的4349亿元到21715亿元，增加了近四倍。
这一年，安徽文学院的一对夫妻作家出版了一部轰动全国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文中以安徽为例，直指刚刚卸任的朱 镕 基力推的分税制度，书中认为，正是分税制度的改革，使得中央财政集权加大，而造成地方政府弱势，最后地方政府干脆把负担再转移到农民头上。
经过了八年的沉默后，2011年4月22日，朱 镕 基选择在清华大学百年之际带着这本备受争议的书来到了自己的母校，并给予了批驳。这位昔日的大国总理用2010年的财政数据做了解释。他说：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89万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返回给地方财政3.3万亿，算下来中央财政收入也就是1.59万亿。中央只占到总财政的20%左右，而在1992年和1993年，中央财政还占到总财政的28%和27%。无论怎么算，还是地方占大头。
改革者的功绩不能单纯依据当世人的言论与行为来评判，只能交给结果与历史。
历史后来给了这位大国“经济舵手”新政最公正的检验。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呼啸而至，整个亚洲萧条凄惨，唯独中国避开了这场金融灾难。
那些当初的反对者们后来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在朱 镕 基主政时期，中国创造了多项经济奇迹。
“他对了，我错了”，当初批评朱的人们，纷纷以这样的开场白向为中国经济呕心沥血的这位前总理致敬。
他改变了中国
1997年2月19日，九十三岁高龄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京逝世。
1997年3月3日。《时代》周刊再次选择了邓小平一张年轻时期的照片作为封面，向这位值得尊敬的一代政治家告别。
封面上的标题是：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力量。
中国的老朋友兼老对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邓小平是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中国今天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他推动实行了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计划，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使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实现了现代化。
一个时代终结了。
2008年的7月，一直关注邓小平发动的这场伟大改革的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召集了一个世界级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研讨会”。
改革也是一次重大利益的调整，也是交易成本与产权的重新界定。按照科斯的理论，邓小平成功地把科斯定律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特色的改革大业中。
也就在这一次的论坛上，当年在广州研究中国的那个年轻人，已经是著名学者的张五常在他提交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这样宣称：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
九十八岁高龄的科斯在论坛结束时，用他那微弱的声音这样说道：我将长眠，深深地祝福中国。
这一天，所有人把赞誉都给了已经离世十一年的“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