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风起云涌的改革一线舞台上退下后，吕日周这个名字就很少再见诸报端了。
这不是媒体的喜新厌旧，而是吕日周的政治智慧。
纵观吕日周所搅起的改革风云，都是他在地方任“一把手”的位置上发动的。他有一句著名的话：“没有一把手干不了。”
但是，在太原，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十年，还是到了政协后，吕日周都主动“冷却”了。
改革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热点话题，因此，吕日周从来不缺媒体的追访。但是，他却极力避开媒体。
用他的说法，他从不公开抱怨。他深知，离开了“一把手”位置，离开了权力的中心，已经没有了施展抱负的平台，任何抱怨都不会对改革产生影响，反而会惹祸上身。
当然，吕日周并没有闲着，现任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的他，每时每刻都在观察着中国的改革动向。“我以前是参与、推动改革，现在是研究改革，给改革实际操作者提供一些支持和参考”、“有实权干大事，有虚权干实事，没权干好事。我现在干的是实事和好事”。
对于中国另一位极具争议的改革人物，曾在昆明主政的仇和，吕日周十分关注，已多次造访昆明。而对于其他一些在改革中具有争议的地方，吕日周也是十分地关注，往往是亲赴该地进行调研。
然而，他依靠舆论而在长治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他却在一份总结仇和昆明新政的报告中，对媒体提出了异乎寻常的批判。
没有见过吕日周的人，很难想象，他只是一介寻常书生。
2003年2月26日下午，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南风窗》杂志社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研讨会暨‘长治实践’座谈会”在北京大学英杰学术交流中心召开。
无论是在与会者高度赞扬他的勤政亲民举措的时候，还是在专家就吕日周式“人治”之得失、“管官”与“管民”孰轻孰重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那时已经离开长治，升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吕日周都默默无语，宠辱不惊。轮到他发言时，他立论的平和、态度的谦逊，很难让人把这个戴着厚眼镜的老实人与那个在长治叱咤风云的改革官吏联系起来。
转眼到了2009年。这年10月14日，吕日周在昆明饭店丹霞宫讲课。贵宾席上的中国风水协会主席陈帅问吕日周：你对人生有遗恨么？
吕日周没有正面回答，他知道陈帅想问什么。
事实上，自离开长治后，吕日周就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他的改革，更从不谈自己的仕途。
原平县县委书记，朔州市市长，长治市市委书记。
这是吕日周仕途生涯中担任过的三个重要职位。巧的是，吕日周赴任时分别为1980年代、1990年代与21世纪，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重要的三个时间节点。
在这起伏的人生旅程里，围绕他所引发的话题，似乎也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一个缩影。
原平一颗耀眼的改革新星
1969年，正值新中国动荡激烈的时候，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吕日周放弃了省重工业厅当领导秘书的机会，被分配到了工厂，当普通工人。
放弃这样的仕途之路，吕日周并不后悔：“我这个人，当秘书不行，当秘书我就要听别人的话，不能发挥我自己的大脑了。”
从一开始，吕日周就给自己的人生定了目标：无论干什么，都首先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978年是对于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中国在这年成功拨乱反正，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且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堪称二十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剧变发生的一年。
也就是在一年，吕日周被调到省委农工部。就是在这个岗位上的出色表现，为吕日周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他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沉在基层，最多的一年下乡三百二十天。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3年，已经积聚众多农村工作经验的吕日周被破格安排到全省唯一的改革试点县，也是当时最为贫困的县份之一的原平县当县委书记。
这一年，吕日周三十八岁。
到任伊始，吕日周就按照在山西省委农工部养成的老习惯，开始了调查研究。他下工厂，去企业，走访学校，并跑遍全县625个村子。这些扎实的调查让他摸清了基层的情况，接下来就是发力了。
原平县1984的“三干会”（每年春节后召开的县、乡镇、村三 级干部会）被叫作“发财大会”。这个看似“很俗”的名字在当时的语境下也是不可想象的，但它对一直过着苦日子的人们来说，无疑又有着很强的现实吸引力。
会议以自费、自愿、自便的改革方法吸引了大批工人、农民参会，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原平县委县政府做了“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决定。
他如履薄冰，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在中国，最难当的是模范。
当原平县的改革一出名，很多人前来参观学习时，他就非常害怕，在县招待所门口贴了几句话：山西省的典型都经过这样三部曲：一是自生自长，树立榜样；第二是隐恶扬善，大力宣传；第三是问题成堆，墙倒众人推。比如大寨、西沟都是这样。
事实也证明，吕日周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他火热的改革，不但没有带来飞黄腾达的官运，反而遭受前后六次，长达五百多天，级别甚至直达中央的调查。
就在他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揭发材料和信件雪花般送往上级部门。
在《长治，长治》一书中，吕日周说：“有人开始挑拨地委主要领导和我的关系……后来因为改革的冲突和种种复杂原因，先后派出一百来人开始查我……”
最终，中央工作组下了文件，对吕日周的工作给予肯定，吕日周避免了下台的尴尬。
可以说，吕日周在原平的几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争论最为激烈的几年。吕日周的最终涉险过关，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涉险过关。
意外折戟朔州
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亲自撮合下，由阿曼德·哈默所领导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在山西省平鲁县和朔县境内开发一座年开采能力为1500万吨的露天煤矿，称“平朔安太堡露天矿”。之后，随着露天矿的建成投产和广大建设者的生活需要，经国务院批准，1989年1月，朔州市正式成立。
新建的朔州担负着内地改革开放试点的重要任务，需要一批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干部。在这样的背景下，已在山西省忻州地委委员、原平县委书记任上六年的吕日周进入组织部门的视线。
1989年初，吕日周调任朔州市委副书记、朔州市政府筹备组组长。
对于新岗位，他踌躇满志：“说心里话，朔县，平鲁，山阴，这三个小县对我是陌生的。但我无法忘记小平同志批建朔州时指出的宏图大略。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上，这不仅仅是党中央对一个内陆地方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给了这个塞外地方一个重大机遇呀。”
1月9日，朔县政府的东配楼上，十三位干部聚在这里开会。他们就是新建朔州市市委常委成员，这个会就是朔州市的第一个会议。在这个会上，吕日周第一次发表了他的建市理想。
在原平“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基础上，吕日周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建市模式。他说，作为新建市要有好的开端，别的市干部就有一万多人，朔州想用一百名干部就把活都干了，这样大大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避免人浮于事。
其实在原平任职时，吕日周就致力于精简党政机关人员，在这个拥有四十多万人口的县，到1989年初他离开时，县级党政机关干部已精简为530人。
他还提出了“治市五策”：改革治市，廉政治市，民主治市，文明治市，从严治市。
而这一切，要数更新人们的观念为最要紧。
吕日周呼应邓小平“中国内地要再建一个香港”的号召，提出“这个第二香港要建在朔州”的口号。
为了建设一个“至少二十年不后悔”的新市，吕日周与哈默经过磋商，形成一个约定：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捐资1000万美元，建设朔州市区；朔州市在中心位置为哈默塑一座铜像。吕日周还多次表示过，要把那能够激发巨大力量的“事在人为，市在人为”八个字，刻在一块石头的正背两面，和哈默的铜像一并竖立在新建市区。
吕日周的“香港呼应”和“铜像约定”，引起朔州人民最大的期望与兴奋。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调令从古城太原发到新建市朔州：吕日周在张庄乡的下乡路途中被撤去朔州市长一职。
在此后的不久，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气候的变化，中美合作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也一度陷入僵局。
吕日周在朔州工作仅十四个月就被调离，成为他个人和朔州乃至山西政治史上的一个特例，被称为“雁门悬念”。
长治再掀风暴
连吕日周自己都没有能够想到，他还有再次出山的机会。
2000年的初春，长治街头还是一片冬日的萧条，已经在官场沉寂十年之久的吕日周上任。
屈原在名著《离骚》中有一段令人心碎的感慨：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陂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与屈原相比，吕日周无疑要幸运得多，但从他那种把自己“豁出去”也在所不惜的非常心态中，人们还是分明看到了他的几分“英雄迟暮”之气。
十年时间虽然没能磨平这位业已面临退休年龄官员的改革志向，但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于是，从上任始，他就在长治刮起一场“一星期太久，只争朝夕”式的改革之风。
最终，吕日周行走出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治政之路：以“压缩饼干式”的硬性方式强行变革，留下了整治官吏的官场“恶人”形象，塑造了毫不手软的为官、治民形象。
从上任第一天起，吕日周就以惯有的“吕氏风格”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而吕日周本人，则走出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治政之路，一份《长治日报》把“吕式”舆论监督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把吕日周推到了争议的浪尖峰顶。而长治，则在这种持续的争议底下，“大部分工作在全省都是第一”。
然而，现实中的吕日周充满争议，“得了民心失去了官心”，“吕日周是个人英雄主义”，“已过知天命之年，仍然是个不成熟的政治家”。
当然，并非吕日周“政治不成熟”。正是因为他太“成熟”了，所以知道留给自己施展抱负的时间已经不多。对他而言，既然以前就不惮为改革付出代价，现在反正快到“59岁”了，再不奋力一搏更待何时？再付一次代价又何惧之有？
外界对吕日周的改革有两条很大的意见：一条是急躁，一条是批评人很严厉，不讲究方法。
事实上，吕日周知道自己有这两条缺点，也知道自己还有别的缺点。“我有时候确实很着急，但我觉得中国不着急的人是太多了，你不急办不成事，所以我常急；我批评人不讲究方法的时候很多吧，你看现在该批评的问题、该批评的对象有多少？别人又都不去批评……”
吕日周一急，十几年办不成的事情，他三天就办成了。
这就是一把手的威力，吕日周深谙此道，而不是急与不急的问题。
吕日周在长治的改革，出手最重的依旧是他拿手的好戏：治吏。
他首先撤掉市委把门的警卫，把市委机关建成一个公园，任何人都能够自由进出。
其次是公开。在山西，吕日周有一个响当当的称谓“吕公开”。因为他在长治提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口号：“县、乡、村书记抓公开，谁不公开谁下台”，“所有干部，特别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都要自觉地向人民群众交账，主动让人民群众来评判你、裁判你、选择你”。
对于治吏，吕日周曾杜撰了一句话：“人之初，性本私；人之初，性本懒。”所以，对于党员干部，吕日周的做法就是，提更高的要求，让他过关。如果他达不到要求，不能过关，就不能当干部。
因此，有人批评说，吕日周最擅长的就是“人治”。
但吕日周不这么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生活制度，我们特别强调一把手的率先垂范，在推进民主法治的过程中，也要强调一把手的带头作用。我特别强调不能把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和“人治”混为一谈。重要的是避免“不治”和“没治”。我认为只要一把手想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
事实也证实，吕日周的所作所为，都符合党和国家对干部的要求，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界限。
吕日周的改革既没有离经叛道，更没有另起炉灶，他不过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不过做了许多官员该做而没做的事情。那些官员如果还承认自己是在共 产 党执政的党政机关里为官作宰，就应该懂得吕日周改革的“原教旨意义”（用吕日周的话说，是要“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带领干部重新回到人民中去，发挥中国共 产 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不应当对他的做法产生什么公开性非议。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一把手”在搞“人治”，却为何偏偏让吕日周成了“出头的椽子”，成了“备受争议”的人物。
也正是这一点，将吕日周与那些严格恪守所谓“官场游戏规则”的人区分开来，使他成为官场中的一个“异类”。
吕日周明白，在中国的现实中，“有争议往往就是一种否定，‘太平官’什么事都不干，反而往往能够升迁”，因此他虽然相信也希望自己的改革能够被上面认同，但是也做好了万一不被认同的准备。
从这里也能看出，吕日周并不是“政治不成熟”。
事实是，和他在原平时一样，从一开始，就陷入被举报的漩涡，打击可谓方方面面，甚至有人在美国的网站上撰文攻击他，内容更是五花八门。
对于吕日周来说，2001年的春天就是一个坎儿。这是党内的一次考察，对于某些耿耿于怀的人来说，这自然就是个机会了。所幸的是这一次吕日周没有半途而废——吕日周承认，当年在朔州被免职，就是受到了官场“潜规则”的惩罚。
此时的改革气候已经完全不同，从中央到地方，改革成为一个共识。
2003年1月25日，吕日周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这样的结果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在长治的时候，吕日周并没有想自己的退路。他很清楚，以他的做法，得到提拔的机会微乎其微。
对此，吕日周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吕日周不是唯一受争议的官员，但下场算是比较好的。
原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党委书记董阳、原安徽省利辛县委书记夏一松、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等，也都被冠以“改革英雄”的称号，但他们最终却在重重阻力之下或调离，或免职，或辞职。
与他们相比，吕日周的下场应该说是最好的。
分析原因，可以发现，吕日周虽然深谙“一把手”的权力之道，但却并不是一个蛮干的官员。
中国的改革者要想不被打倒，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自己的屁股绝对干净，不占不贪，不犯生活作风错误，让人抓不着一丝一毫的把柄；
第二，要有自我牺牲精神，要舍得头上的乌纱帽；
第三，改革态度要坚决，但具体做法要稳健，要努力争取群众和社会的支持。
董阳、夏一松、李昌平等人具备了前两个条件，但在第三个条件显然注意不够。
无论是在原平，还是在长治，吕日周治吏都很严，但他并未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也从来没有超越“一把手”的范围，以“非常规手段”（如上书中央领导）招致上级不满。
吕日周刚到长治时，也碰到很多“跑官”的人。对于这些人，吕日周不是直接喊纪委直接审查这些官员，而是拒绝了事。他说，他们这样做，也是某种不良风气熏陶的结果。有时候，还是“逼良为娼”，给逼出来的。
这些官场“潜规则”，非吕日周能力所及，他不想把过多的精力放到不能办的改革上去。
吕日周只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属于他的“一把手权力”。
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吕日周的政治智慧。在原平、在长治，吕日周敢说敢当。但是，在太原，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十年，还是到了政协后，吕日周都主动“冷却”了。
他深知，离开了“一把手”位置，已经没有了施展抱负的平台，任何抱怨都不会对改革产生影响，反而会惹祸上身。
2005年3月29日下午，山西省长治市政协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隆重开幕，吕日周与会。这是他在调任省政协副主席后首度在长治市公开露面。但在开会期间，吕日周没有任何发言。在长治新闻网上有一张照片，吕日周只是在主席台上静静地坐着，没有喜，也没有哀。
长治显然在他的从政生涯里有着铭心刻骨的位置，但是，他知道，此时自己已经不再是可以改变这里的“一把手”。
吕日周要做的不是海瑞般的清官，而是张居正般的实权改革家。
吕日周说，人人都说他是李向南，但并不认同这种见解。
他曾跟《新星》一书作者讨论过，李向南好的一面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不足的是，他触动机制、触动体制的活动少。光当清官，解决不了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所以注定了李向南的改革是以悲剧收场。所以，包括现在的电视剧，光从“反腐”方面来塑造党员干部形象，这是不够全面的。“反腐”只是党员干部工作的一个方面，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因为，一个地区的“穷病”和“懒病”主要就是由“体制病”和“机制病”造成的。
对于有人担心吕日周离开长治后，他的改革成果将付之东流，吕日周有自己的见解：也许会有些反弹，但不会回到老路上去的。我相信，长治的变化就是人心的变化，是体制、机制、作风的变化，这是最根本的。长治改革的方向是不会变的。
对于自己的改革，吕日周这样说：
一次，在棒槌岛上看海潮，潮水涌上来，看起来那个力量似乎能改变一切，但是退下去以后呢，什么变了？什么都没有变，但是你能说什么都没变就不要海潮了吗？正是千百年来海潮一浪一浪地推动，海岸线变了，石头变了，一切都变了。但必须是千百次地、成千上万次的冲击，不断地冲击。那我就愿意作为一个浪头，宁可碰得粉身碎骨，我就这么冲它一下子。
2006年1月20日，江苏省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闭幕，四十七岁的中 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以541张的高票，当选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1月25日，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吕日周向仇和发出贺电：
“从网上得知您荣升副省长，我们十分高兴”，“您的荣升，是敢于吃苦、能干事情、自主创新的结晶；是时代进步、认识提高的标志；是人民支持、组织认同的成果”。
此时，距吕日周离开长治已近三年。
吕日周给仇和发去的贺电，凝聚了极为复杂的情感。
现在，一位几乎同样毁誉参半的市委书记可以当选副省长，在吕日周看来，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2004年7月14日，吕日周曾赶赴宿迁会晤仇和，两位“改革明星”做了深入交谈。吕日周看到了江苏省委为这个年轻地级市提供的特殊政策环境，他对仇和说，你的运气比我好。
在吕日周发出贺电的第二天，2006年1月26日，仇和就给予了回复。电文很长，措辞认真。当时，仇和还没有到省里工作，所以，他一方面以个人名义，一方面“代表中 共宿迁市委、宿迁市人民政府”，对“长期关注宿迁、关心宿迁、关爱宿迁，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鞭策”的吕日周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在离开长治去省城赴任的那一晚，曾经有着作家梦的吕日周写了一首《十六字令·雪》：
雪，
空中乱舞想成铁。
闻鸡啼，
电线排麻雀。
雪，
枝条斜挂冰凌结。
伤蓓蕾，
花开要带血。
雪，
落到沃野踪迹灭，
苍白处，
山道弯如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