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顾问在华使命的终结。
1937年7月5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前两天，法肯豪森似乎已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他以总顾问的名义向中方发出一份建议，要求立即将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华北各国防战略要地，以备不时之需。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法肯豪森先是受蒋介石委派赴华北前线同中方指挥官会商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又不顾德国政府禁令赶赴上海参与指挥围歼当地日本驻军的战役。
8月13日，国民政府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担任主攻任务的八十七、八十八师正是德国顾问一手调教的精锐部队。在法肯豪森看来，这是检验德国顾问整军成果的难得机会。八·一三淞沪抗战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经德式训练的中国军队在日军攻击下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11月初，当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之后，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防御战遭到惨败。在中国军队溃退的过程中，耗资一百余万元修建的“东方兴登堡防线”未发挥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抛弃了。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据估计，从淞沪抗战至南京失守，30万中央军大约损失了10万至18万人。精锐的新编师蒙受的损失最大，失去了1万名低级军官，从此基本丧失了独立作战的能力。南京失守后，德国顾问团大多数成员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此后他们实际已没有多少工作可做。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德国在对华关系上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德国与日本一样，奉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从1936年11月起，日本又成为德国某某产国际的盟友。德国势必支持日本的远东政策。可是，遭到日本侵略的中国，又和德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军事联系；中国作为战略原料的供应者和德国军火、工业品的巨大市场，是德国垄断资本家乃至德国统治集团难以立即放弃的。这样，德国要支持日本的远东政策又难免会损害自身利益。
虽然在战争初起时德国宣布中立，并向中方表示德日《某某产国际协定》同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德国的中立实际已难以维持，中德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例如，德国对中苏关系的改善深感不安，并公开向中国方表示不满；在中德贸易中，德方转而要求中方以外汇现款支付欠缺数额，甚至以停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施压。只是由于中德双方有关人士的努力，两国关系才没有立即出现大的倒退，对华军火供应也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德国政府试图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调停中日冲突，以解决其远东政策面临的矛盾。这次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满洲国”。3月，德国单方面决定中止已实施多年的中国军事学员赴德训练的合作项目。4月，戈林下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德国外交部向中方交涉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6月下旬，为迫使顾问们尽快离华，德方发出极其严厉的训令：凡不遵从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随后，德方以中国未能如期允准全体德国顾问离华先行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此后再未派出驻华大使。7月5日，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华返德。
自1938年起，国民政府为挽回中德关系所作的外交努力几乎无一奏效，唯一的例外是德方又放行了一批军火。当年7月，经过中方有关人员和德国厂商的多次游说，德国政府最后默许将禁运前中方订购而应于7月交货的军火转交芬兰公司启运。这是运往中国的最后一批德国军火。在维持了几年冷淡的关系之后，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重庆国民政府终于宣布与之断交。
历史上被遗忘的一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德合作可以说是在比较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双方合作的形式十分简单，蒋介石以私人名义雇用德国人，德国顾问只对蒋个人负责。这种方式绕开了国家间的合作可能遇到的种种难题。尽管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但合作者近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却基本填补了这个差异。
蒋介石对德国顾问是高度信任的，德国顾问团在中国的工作也推动了中德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军事是双方合作的主要领域。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在于向国民政府的军队初步灌输了现代军事观念，帮助建立了一支比较现代化的陆军示范部队，改进了中国的兵工后勤系统，大批德制武器和军工设备的输入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为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一个有趣而奇特的现象是合作双方并没有共同的战略目标，两国的合作并不针对特定的第三国，合作只是为了各取所需。然而，正是这一点最终使得双方的合作难以为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德日之间日趋紧密的战略关系，注定中德两国要分道扬镳。
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迹，这不仅是由于德国顾问历经十年训练的中国精锐部队在抗战的头半年里就消耗殆尽，更重要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所具有的反法西斯性质使这段历史不愿被人提起。
我又站在这地方，胜利的战场年轻的岁月在呼唤，所有迷茫的过往，英雄的土壤，壮志和热血又在一次激荡在我的胸膛；啊！我亲爱的弟兄，汗水辛劳都化为力量，啊！我亲爱的弟兄，遥望故乡我心仍激昂；青天白日旗飞扬，将执爱奉献给理想，期待着衣锦荣归回故乡，千千万万心灵的祈望；青天白日旗飞扬，壮志壮献豪情在放，期待着衣锦荣归回故乡，永恒不灭英雄的光芒他们为了保家卫国，不惜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与全国人民一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民族的长城，他们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尊敬和怀念！
时至今日，还有多少人能记得他们，在我们享受幸福生活的今天，永远不要忘了那些默默无闻却顶天立地的英雄们。1937年12月初的南京保卫战中，国民党集中了20万军队云集在南京市周围。此役中方军队损失惨重，尤其是远道赶来助战的川军某师损兵折将尤为重要，该师有一个团，因担任阵地侧翼对敌警戒任务，重点防御京杭国道一侧敌人可能突如其来地穿插分割，故一直未直接参战，当防御战役失利后，为了保住有生力量，全团二千余人急行军向绵延数十里、森林茂密的南京东南部青龙山地区撤退。然而，部分进入青龙山地区后，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支部队，全团二千多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战事结束后统计战果时，攻占南京的日寇华派派遣总司令部，发现中国军队有一个整团，自皖南朗溪县开至南京东郊麒麟门定林村一带未被歼灭或俘虏，也未放下武器进入城内的难民区，而是转移走了。但该团似乎又没能突破日军最精锐的第六师团设下的两道封锁线。日寇因此认为此事蹊跷，不可理解。重庆国民党作战大本营于1939年统计作战情况时，也注意到这一咄咄怪事，将其列为“全团失踪”记载入****军史档案。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个谜，一直让人迷惑不解，一直作为未解之谜尘封在国家军史档案博物馆里，而我有幸能以当事人的身份经历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件。今天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将这些事情公布于众，让更多人明白，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这么一群可歌可泣的人，还有这么一系列违背常理却的的确确的发生过的事情。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而那些人、那些事儿却一直徘徊在我的脑海，一直挥散不去。
1937年12月，日军攻入南京。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师长谷寿夫指挥下，在全城进行了40多天的血腥屠杀，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方法，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余万人。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在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日军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经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30万人以上。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端残暴的法西斯兽行。抗战胜利后，甲级战犯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这是日军在南京屠杀中国平民（资料照片）。
12月13日上午，日军谷寿夫第6师由光华门、雨花门入城，随即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枪杀目标，马路街巷之内顿时血肉狼藉、尸体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