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这种文体，产生于战国，成熟发达于两汉。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战国策》文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为代表的纵横家游说辞的诸多表现因素，对赋体的成熟亦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前人虽然有说，但还语焉未详，所以有必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具体来说，赋在语体方面的口辨性质、韵散结合，主文谲谏的表达方式，问答为体、序以建首的结构之法等，都曾受到游说之辞的影响。一客游人格导致的文体趋同文学创作首先是创作主体的社会意识活动，具有很强的个性色彩。而文学作品则是创作主体个性的充分显现。文体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主体心理、意识的影响。因此，创作主体在意识、行为、思想等方面的继承性和相似性，就可能使文体本身也具有相同的特点。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诗篇》曾指出：“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1）的确，西汉初中期的散体赋作家与游说之士具有密切关系。从身份特点、社会地位及思想言行方面看，前者是后者的延续或转型。这就导致汉赋对游说辞的文体特征的趋同现象。《战国策》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是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纵横家的身份决定了游说辞以论辩说服为主的一系列文体特征。《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学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姐妹妻妾窃自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为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取尊荣，虽多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又《张仪列传》载张仪行事说：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而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苏秦、张仪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不治产业、不力工商、不逐什二之利。而是刻苦读书，学习揣摩游说之术。在当时人看来，他们的行为和人生价值具有反叛传统的意味，并不为一般人所接受。他们有很明确的人生目标，高度的自信和自我实现的独立意识。他们奔走于列国之间，合纵连横，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历史的走向。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评价游士说：“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知识既丰，更加以无碍之辩才则白衣可以立取卿相。公卿纵难得，显者之门客则必可期也……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并说他们“视学术为敲门砖”。（2）对这个阶层的自身特点，概括得相当准确。至于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钱穆指出：“他们自结徒党，造成一个国际外交阵容。分别在某几个政府里活动，他们一旦把捉到政权，即把那几个国家联结起来。……往往一个政府任用一游士，可以立即转换国际阵容之离合。此等游士，当时谓纵横家。”（3）综上所述，游士存在的历史条件是战国时期列国间的纷争对峙形势对人材的需要，和春秋战国时平民意识的觉醒。这决定了纵横家的自身素养，如丰富的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方面的知识，高超的论辩能力，以及体察入微的揣摩之术等，而这种种自身素养，就是形成游说之辞以论辩为主，且具有铺张扬厉之风的最重要的原因。战国纵横家存在的思想文化根源在汉代初期依然具备。且不论楚汉争霸时的地方武装割据形势为郦食其、蒯通等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即使在汉代立国后，也潜在着诸藩国之间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暗中对峙。文景时期个别诸侯国的势力甚至于威胁到中央王朝的存在，吴王、梁王等野心滋长，谋反未遂就是最好的说明。
汉初最著名的赋家如陆贾、枚乘、淮南小山、庄忌、司马相如等人，多以客卿身份游于藩国宫廷之间，他们或出谋划策，或著书立说，言行气质与纵横家极其相似。《史记·陆贾列传》载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生以此游宫廷间，名声籍盛”。《司马相如列传》说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后来“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于是“客游梁，梁孝王因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枚乘曾长期任吴王濞郎中，后来又游于梁，为梁孝王门客。《七发》与他的两篇《谏吴王书》一样，也是写给吴王濞看的，目的是劝说吴王不要谋反。（4）这些人中，最为典型的是陆贾，他有超人的政治远见和辩才，在人格气质和辞赋创作方面都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文心雕龙·才略篇》说：“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辩之富矣。”是说陆贾赋善于辩论，以说辞为宗，类纵横家言。司马迁说：“余读陆生《新语》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史记·陆贾列传》赞语）其《孟春赋》今虽不存，但从今传本《新语》中的文字喜用俪辞韵语，也足见其文风之一斑。《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赋一类二十家二百三十篇；陆贾赋一类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荀卿赋一类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杂赋一类计十二家二百三十篇。刘向及班固以陆贾与屈原、荀况并列，本身就说明了汉代时人认为陆贾在辞赋创作方面具有堪与屈、荀比肩的地位。陆贾赋一类二十家分别是枚皋、朱建、庄奇（与枚皋同时）、严助、朱买臣、刘辟、司马迁、婴齐、臣说、臣吾、苏季、萧望之、徐明、李息、淮阳宪王、扬雄、杜参、张丰、朱宇。从上述各家来看，枚皋能言而善恢谐之术，朱建也是“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行不苟合，义不取容”（《汉书》本传），朱买臣善说楚辞、《春秋》，足见陆贾一类赋家之共同处之一，在于其人格修养及善于论辩方面。从辞赋创作方面，这一类当中的司马迁、扬雄等人，都强调赋有语言上的“丽”的特点，这一点似乎也是受到陆贾的影响。作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而作品的风格特点又与创作主体密不可分。西汉散体大赋的作者的辩士身份，或在言行方面对其客游方式的认同，必然会导致辞赋文体风格对纵横家言辞的趋同。二揣摩术与散体赋的修辞心理机制《史记》本传载苏秦，“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鬼谷子·揣》说游士“计国事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又说：“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又同书《摩》篇云：“摩者，揣之术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隐。微摩之以其所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应也必有为之。”可见战国策士的游说君主，是要运用“揣摩”之术的。由于游说风气的盛行，所以出现了像鬼谷先生这样的专门教授揣摩术的老师。“揣”，就是揣度世情和人情。“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鬼谷子·揣》）“摩”，就是摩意，即刺激，探求内情，通过外在的表现，由表度里，则外象而度内情，以了解人的内在心理。揣摩都必须借助漂亮的言辞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揣摩之术，就是运用心理战术探求游说对象的内心所欲所求，并以此为据制作说辞，使游说的言辞打动君主，从而取得富贵的方法。周振甫概括苏秦、张仪等人的揣摩术，体现在修辞方面，就是夸张、比拟、引用、激射等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5）我们认为，除此之外，揣摩术还表现在游说时对游说对象心理状态的准确把握方面，这已经涉及到文章修辞心理的层面。这一点对汉代大赋影响很大。流传至今的说辞，可以分为面陈说辞和书奏说辞两类。面陈说辞又可以分为进言说辞和应对说辞两类。就今本《战国策》来看，多数是口头面陈说辞，书奏说辞占少数。作者在制作进言性质的面陈说辞与书面说辞时，时间从容，有备而为，预先调查了君王、权臣面临的难题，考察了与此相关的国际动态、国内形势、君臣关系、将士状况、地利形便等情况，又经反复揣摩，多次演练。（6）所以就揣摩术的运用来说，面陈说辞和书奏说辞最有代表性。
《韩非子·说难》注指出：“说者有逆顺之机，顺以招福，逆而制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游说之难首先在于这种行为带有一定的冒险性质——稍有不慎即会引来杀身之祸，而且在于如何用自己特有的表述方式使君主接受自己的意见，信任自己。生当战国之末的韩非子对此深有体会。《韩非子·说难》云：凡说之难，非吾知之难，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以吾说当之。要想游说成功，困难不在于我知道该说的内容难，而是如何说他是难的；也不是我的口才辩给之难，而是被说者知晓我的意思是难的；困难不是在说人之时，我难以极陈智辩，无所顾忌，而在于我不能完全地做到言能达意。所以说，游说之难，关键在于如何使所言与所说之人的心意相适合。（7）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语言修辞活动的过程中的心理层面，即交际者的主观意愿与接受者的心理应答问题。具体来说，揣摩术在游说中的运用，《韩非子》也作了理论上的总结：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世情，必不收矣；所说不得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此不可以不察也。这里概括游说对象的几种常见心理，指出游说过程中要细心体察揣摩，并迎合对方的心理。除此之外，还指出了一些游说中应该尽可能避免的错误。如：“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说难》）明白这些游说时的忌讳，是很重要的。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在不“撄人主之逆鳞”的情况下，还要懂得因人而异地选择论理和叙述的修辞方法，使说辞动听而且中听。一句话，就是既要有论辩的逻辑力量，又要有内容和语言形式上的美感。韩非对此是深有体悟的，《说难》说：……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为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所耻……说事简略而言少，则以为不明智而又笨拙；说辞过分冗长繁杂，则会使人厌弃；略言其事，粗陈其意，则谓已怯懦而有所畏惧，不敢具言；无所不谈，又会给人以鲁莽和傲慢的感觉。由此来看，游说的关键，在知其所矜则随而光饰之，知其所耻则随而掩灭之，如此则顺旨而不忤。也就是要说辞的内容和形式适合游说对象的心理。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深悉语言修辞的心理效果，熟谙有的放矢，随机应变的谈说艺术，来突出君主的自豪心理，掩饰他的羞耻心理。也就是《鬼谷子·飞钳》所言之先褒扬对方，令其激动，然后说服对方的“飞钳”之术。也即张仪所说的“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战国策·楚策一》）。说到底，就是“主文以谲谏”。我们知道，这也是汉大赋的常用手法。语言学家巴利（CharlesBally）在其《语言活动和生活》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说话便是一种战斗。因为人间信念、欲望、意志等等，都还不能完全吻合，这人以为重大的未必旁人也以为重大，这人以为轻微的未必旁人也以为轻微，因此每有两人接触，便不能不开始所谓语辞的战斗。运用所谓语辞的战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