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多少有点像您这样的话，”他对皮埃尔说，“那么同像您这样的人民打仗简直是一种亵渎。法国人让你们遭受了那么多的罪，你们甚至不仇恨他们。”
皮埃尔现在赢得了这个意大利人的热爱，只是因为他唤醒了他心灵中最美好的方面并且欣赏着它们。
皮埃尔在奥廖尔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很早就熟识的一位共济会会员——威拉尔斯基伯爵，——就是一八○七年介绍他参加共济会支部的那个人来看望他。威拉尔斯基伯爵娶了一个富有的、在奥廖尔省拥有几处大庄园的俄国女人，并在城里的粮食部门担任一个临时的职务。
威拉尔斯基得知别祖霍夫在奥廖尔以后，虽然和他从来没有很深的交情，但还是到他这里来表示友好和亲热，就像通常人们在沙漠中相遇时所做的那样。威拉尔斯基在奥廖尔感到寂寞，因此十分高兴能够遇到和自己属于同一个圈子以及他认为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
但是令威拉尔斯基惊奇的是，他很快就发现皮埃尔已大大落后于真正的生活，并且断定他陷入了冷漠和利己主义之中。
“您落伍了，亲爱的。”他对皮埃尔说。然而威拉尔斯基现在和皮埃尔在一起比以前感觉更加愉快，于是他每天都到他这里来。皮埃尔现在看着威拉尔斯基和听着他说话，想到自己不久之也是这个样子，就感到奇怪和不可思议。
威拉尔斯基已经结婚，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忙于管理妻子的庄园、自己的公务和家事。他认为所有这些事务是生活中的障碍，它们都是鄙俗的，因为它们都以他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为目的。军事的、行政的、政治的、共济会的想法常常吸引着他的注意力。皮埃尔并不试图改变他的观点，也不责备他，而是带着他现在常有的那种平静快活的嘲笑观察着这种奇怪的、他如此熟悉的现象。
在与威拉尔斯基、公爵小姐、医生以及他现在遇见的所有人的关系中，皮埃尔身上有一个新的博得所有人好感的特点：这就是承认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感受和观察事物；承认不可能用语言来改变一个人的信念。每个人身上的这种合乎情理的特点，以前曾经使皮埃尔不安和恼怒，而现在却成为他同情和关心人的一种基础。人们的观点和自己的生活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观点的差异乃至于有时完全的矛盾，让皮埃尔感到高兴，并激起他嘲讽而又温和的微笑。
在实际事务中，皮埃尔现在出乎意料地感到他有了过去没有的重心。从前与钱有关的每一个问题，特别是像他这样一个十分富有的人常常遇到的有人向他要钱的问题，总让他陷入进退两难和困惑不安之中。“给还是不给？”他问自己。“我有钱，而他需要钱。但是另外一个人更需要。谁更需要呢？也许他们俩都是骗子吧？”从前他在这些推测中总是得不出任何结论，于是只要他有钱就谁都给。从前每次遇到有关财产方面的问题，当有的人说应当这样办，又有的人说应当那样办的时候，他就处于这种困惑之中。
现在，令他自己感到惊奇的是，他认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再也不存在犹疑和困惑了。现在他心中出现了一个法官，这个法官按照连皮埃尔自己也不知道的某些法则决定什么需要做和什么不需要做。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对金钱问题漠不关心；但是他现在无疑知道，什么应该做和什么不应该做。这个新法官为他处理的第一件事情是一个被俘虏的法国上校向他提出的请求，这位上校来找他，大谈自己的功绩，并在最后几乎像提出要求似的提出，要皮埃尔给他四千法郎，他好寄给他的老婆和孩子。皮埃尔毫不费力而又泰然自若地回绝了他，后来他自己也感到惊奇，从前觉得无法解决的难题原来如此简单和容易。然而在拒绝上校的同时，他决定必须用点巧计，以便在离开奥廖尔时让那个意大利军官能收下一些钱，他显然是需要钱的。皮埃尔在妻子的债务和修复还是不修复莫斯科的住宅和别墅的问题的处理上，再一次证明了他对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确实有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总管来到奥廖尔找他，于是皮埃尔和他一起对自己的已经发生变化的收入做了大致的估算。按照总管的估计，莫斯科大火让皮埃尔损失了大约二百万。
总管为了安慰遭受这些损失的皮埃尔，给他算了另外一笔账，说他尽管遭受了这些损失，但是如果他拒绝偿还他没有义务偿还的伯爵夫人欠下的债务，如果他不打算修复莫斯科和莫斯科近郊的那些每年要花费八万卢布却毫无收益的住宅，这样他的收入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是的，是的，这话说得对，”皮埃尔高兴地微笑着说，“是的，是的，这些我都不需要，我因财产受到破坏而变得富有多了。”
但是，一月份萨维利奇从莫斯科来，讲了莫斯科的情况，讲了建筑师为修复莫斯科的住宅和在近郊的别墅所做的预算，他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说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似的。与此同时，皮埃尔收到了瓦西里公爵和其他一些熟人从彼得堡写来的信。这些信中都提到了妻子的债务。于是皮埃尔认为，总管提出来的他非常喜欢的计划是不对的，他应该去彼得堡了结妻子的事情并到莫斯科盖房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知道；但他无疑知道，应该这样做。他的收入由于这一决定而减少四分之三。但是应该这样做；他感觉到了这一点。
威拉尔斯基也要到莫斯科去，于是他们商定一起走。
皮埃尔在奥廖尔的整个养病期间一直感到快乐、自由和充满活力；当他在旅行途中置身于自由的天地、看见了几百张新面孔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他在整个旅途中都觉得像小学生在放假期间那样高兴。所有的人：马车夫、驿站长、大路上或村子里的农民，所有这些人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威拉尔斯基的同行和他不断地抱怨俄国比欧洲穷困、落后、愚昧无知的评论，只引起皮埃尔的兴奋。在威拉尔斯基看到毫无生气的地方，皮埃尔却看到了异常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力量存在于雪海中，存在于那一望无垠的大地上，它支撑着这个完整的、独特的和统一的民族的生命。他不去反驳威拉尔斯基，好像同意他所说的话似的（因为这种违心的同意是避免发生无谓的争论的最简便的方法），听他说话的时候快乐地微笑着。
十四
正如很难解释，从被毁坏的蚁穴中出来的蚂蚁匆匆忙忙是为了什么、要赶往哪里，一些蚂蚁拖着食物碎屑、蚁卵和死蚁的尸体从蚁穴中出来，另外一些又返回蚁穴，为什么它们互相碰撞、相互追逐、打起架来——同样也很难解释，是什么原因促使俄国人在法国人撤退之后又聚集在那个从前被称作莫斯科的地方。但是，正如我们观察散布在被毁坏了的蚁穴周围的蚂蚁，虽然蚁穴已经完全被毁坏，但是从忙忙碌碌的蚂蚁的毫不松懈、精力充沛和不可计数的数量中可以看出，一切都被毁掉了，然而某种坚不可摧的、非物质的、构成蚁穴的全部力量的东西依旧存在着——莫斯科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在十月份里，虽然这里没有政府，没有教堂，没有圣物，没有财富，没有房屋，却仍然是八月里的那个莫斯科。一切都被毁掉了，但是某种非物质的、然而却是强大的、坚不可摧的东西依然存在着。
在敌人被肃清以后，从四面八方赶到莫斯科的人们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并且最初大多数的动机都是野蛮的、出自本能的。只有一种动机为大家所共有——这就是赶快到那里，到那个从前叫做莫斯科的地方，以便在那里开展自己的活动。
一周以后莫斯科已经有居民一万五千人，两周以后就有了二万五千人，以此类推。这个数字不断地增了又增，到一八一三年秋天的时候就超过了一八一二年的居民总数1141。
1141到1813年底，莫斯科居民人数约为16万人。
第一批进入莫斯科的俄国人是温岑格罗德部队的哥萨克1142、附近村庄的农民以及从莫斯科逃出并躲藏在郊区的居民。进入被破坏了的莫斯科的俄国人发现莫斯科被洗劫以后，也开始抢劫起来。他们继续干法国人干过的事。农民们的载重马车队来到莫斯科，是为了把被丢弃在莫斯科被毁坏了的房屋内和大街上的所有东西都运回到乡下去。哥萨克们把所有能搬走的东西都搬到他们的营房里；一些房子的主人把他们在别人的房子里找到的东西全都搬走，拿回自己家里，谎称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财产。
1142当时进入莫斯科的是伊洛瓦依斯基部下的哥萨克。
在第一批抢劫者之后紧接着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于是随着抢劫者逐渐增加，抢劫就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困难，并渐渐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方式。
法国人进入莫斯科的时候它虽然已经是一座空城，但是仍然具有一个有机地、正常地生活过的城市应有的一切形式，有经营商业、手工业、奢侈品以及政府管理和宗教活动等各种机能。这些形式虽然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但是它们依然存在。这里有市场、小铺、商店、粮店、集市——大多数都还存有货物；这里有工厂、作坊；有充满了各种奢侈品的宫殿和豪华的住宅；这里有医院、监狱、政府机关、礼拜堂、大教堂。法国人驻留的时间越长，这些城市生活的形式就消失得越多，当他们的劫掠快要结束时，一切就都汇合成为一整个死气沉沉的抢劫场所。
法国人的抢劫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莫斯科的财富和抢劫者的力量损害得就越严重。俄国人从抢劫开始占领了自己的首都，他们的抢劫持续的时间越长，参加的人就越多，莫斯科的财富和城市的正常生活恢复得就越快。
除了抢劫者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是受好奇心驱使，有的是为了执行公务，有的是为了个人打算——其中有房产主、僧侣、大小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从四面八方像血液流入心脏那样涌入了莫斯科。
一周以后，那些赶着空车来运抢来的东西的农民已经被当局制止，他们被强迫把城里的死尸运到城外去。另外一些农民听说同伴们遭遇挫折后，就带着粮食、燕麦、干草来到城里，他们相互压低价格，把价格压得比以前还低。木匠们抱着赚大钱的希望，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到莫斯科来，于是四面八方都有人在盖新房，修缮被大火烧焦的房子。商人们在木板房里开始营业。在被火烧过的房子里开起小饭馆和客栈。神职人员们在许多没有烧毁的教堂里恢复做礼拜。捐助者们送来被抢走的各种教堂里用的东西。官员们在一些小房间里摆上铺着呢子的桌子和装文件的柜子。高级官员和警察负责分配法国人走后留下的财物。一些房子里留下很多从别人的房子里搬来的东西，这些房子的主人抱怨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多棱宫1143去是不公平的；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法国人把从不同房子里抢去的东西集中到了一个地方，因此把在这个地方找到的那些东西都给房子的主人是不公正的；人们咒骂警察，贿赂警察；把被烧掉的公用物品做出十倍的估价；要求政府给予救济。拉斯托普钦伯爵继续写他的传单。
1143多棱宫是克里姆林宫里的宫殿之一。——译者注
十五
一月末皮埃尔来到莫斯科，住在一间没有被焚毁的厢房里。他拜访了拉斯托普钦伯爵和几位已返回莫斯科的熟人，打算第三天去彼得堡。大家都在庆祝胜利；曾被毁坏而又复苏的首都一切都生机勃勃。大家都欢迎皮埃尔，都希望见到他，都想向他详细打听他的所见所闻。皮埃尔曾经觉得他对所有他遇见的人都怀有特别的好感；但是他现在却不由自主地对所有的人都存有戒心，担心自己受到束缚。他对大家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不管是重要的还是最微不足道的——他的回答都同样是不确定的；人们问他：他想住在哪里？他是否要建房子？他什么时候去彼得堡，能不能帮忙带一个皮箱？——他都回答：是的，可能，我想，等等。
关于罗斯托夫一家，他听说他们住在科斯特罗马，然而他却很少想到娜塔莎。如果说他曾想到过她，那也只是作为对久远的往事的愉快回忆而已。他感到自己不仅摆脱了过去的生活环境，而且也摆脱了那种他觉得好像是故意装出来的感情。
在他到达莫斯科后的第三天，他从德鲁别茨科伊一家那里得知玛丽娅公爵小姐在莫斯科。皮埃尔常常想起安德烈公爵的死、他的痛苦和他最后的那些日子，此时这一切又生动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在吃午饭时得知玛丽娅公爵小姐现在在莫斯科，住在沃兹德维仁卡街她家的一幢未被烧毁的房子里，于是当天晚上就去看望她。
在去玛丽娅公爵小姐家的路上，皮埃尔不停地想着安德烈公爵，想着自己和他的友谊，想着和他的历次会面，尤其想到了最后一次在波罗金诺相见的情景。
“难道他是在当时所处的那种愤恨的情绪中去世的吗？难道他在临死前还没有明白人生吗？”皮埃尔想。他回想起卡拉塔耶夫，想到他的死，不由自主地把这两个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人加以比较，他们相似是因为这两个人都为他所爱慕，也因为他们两人都在这世上生活过并且又都死了。
皮埃尔在这种极其沉重的心绪下乘车来到老公爵家的住宅前。这所住宅保存了下来。房子上可以看得到遭受破坏的痕迹，但是房子的面貌依然如故。接待皮埃尔的年老的侍仆神情严峻，好像要让客人觉得，老公爵的辞世并没有打乱家规，他说公爵小姐已经回自己房里去了，她只有星期天才接见客人。
“你去通报一下，可能会接待的。”皮埃尔说。
“是，”侍仆回答道，“请到肖像室里稍候。”
几分钟后，侍者和杰萨利走了出来，杰萨利向皮埃尔转达了公爵小姐话，说她很高兴见他，如果他原谅她的失礼，就请他到楼上她的房间里去。
在一间不太高的、被一只蜡烛照亮了的小房间里，公爵小姐和一位穿着黑衣服的女人坐在一起。皮埃尔想起来，玛丽娅公爵小姐身边常有女伴。这些女伴都是些什么人，她们什么样子，皮埃尔并不知道，也不记得了。“这是一个女伴。”他想，朝穿着黑衣服的女人看了一眼。
公爵小姐立即起身迎接他，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是啊，”在他吻了她的手以后，她端详着皮埃尔那张已经发生变化的脸说，“我们又见面了。他在临终前还经常谈起您。”她说，同时把目光从皮埃尔身上移到表情羞涩的女伴身上，这种羞怯的表情让皮埃吃了一惊。
“我得知您获救后十分高兴，这是我们很久以来得到的唯一值得高兴的消息了。”玛丽娅公爵小姐更加不安地看了女伴一眼，并且想说点什么；但是皮埃尔打断了她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