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院子里的草长高了，我会用割草机跑来跑去地割草；秋天树叶落了，我会用吹风机把院前吹得干干净净。至于帮忙擦车、换灯泡、修栅栏、做小木工活等，不用辛普森先生说，只要我看到了，就会主动去干。到了秋天，我还会开着牧场的收割机，制作一米多高两米多长的干草滚子，供牲畜们冬天吃。辛普森先生对我很好，我要对得住他。
干活很多，但牛奶、鸡蛋、肉是每天餐桌上必备的食物，我的体重很快就从95磅增加到了130磅！虽然还远远算不上胖，但已经摆脱了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更不会出现晚上饿得睡不着觉的情况了！
唯一不习惯的，还是那种背井离乡的孤独感。俄勒冈州地处太平洋西岸，雨水充沛，每次一到下雨，我就更想家。有时候早晨起来，我会情不自禁地说起汉语：“这是哪儿？”
牧场的动物们成了我的好朋友和倾诉对象。牧场养的马可以随便骑，养的牛都憨厚老实，可以静静地听我“对牛弹琴”。特别是辛普森先生家养的大狼狗杰里（Jerry）、两只小狗博比（Bobby）和约基（Yorky）、一只小猫玛丽（Mary），全部都跟我成了好兄弟、好姐妹。每次我睡觉，博比、约基和玛丽就会跳到我的床上，杰里则会趴在床下，我们“一家五口”就在小房间里安然进入梦乡。
3个月就升职加薪
一天晚餐过后，我跟辛普森先生道过晚安，正要回我的房间休息，辛普森先生用他习惯的客气语调说：“大卫，你已经在这里做了3个月了，我非常感谢你的工作，对你也很满意。如果你愿意的话，从明天起，你就是老人院的管带（Manager），负责管理其他员工，我准备把你的薪水提高到1100美元。你看怎么样？”
我早猜到老板辛普森会留我做正式工，却没想到他要我做管带；虽然猜到他要给我涨工资，却没猜到他要给我涨这么多。
领到1100美元薪水的第一个月，我马上跑到邮局给我母亲汇了一笔钱。想象着母亲收到这笔钱后，可以买些药治一下哮喘，可以吃一顿大餐，还可以翻修一下破破烂烂的房子，让我在陌生的俄勒冈有了很多慰藉。
车在美国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没有车就像人没有腿。1979年，来美国一年多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辆车，一辆7000多美元的全新道奇奥姆尼（Dodge Omni），花掉了我的全部积蓄。奥姆尼车型早已停产，以现在的眼光看，它方方正正，一点也不流线形，显得很“古董”，而且只有暖气没有空调，但是，我非常喜欢它，爱不释手。刚买到车的第一个月，晚上睡不着觉时，我就会一个人开车出去兜风。这辆车陪伴了我6年，甚至到离开萨勒姆到了丹佛的最初一段时间，它都一直陪着我。
做了管带以后，空闲时间稍微多一点了，我想充实一下自己，我的身份是交换学生，即使按照签证的要求，也应该去上学。我把这个想法跟辛普森先生一说，他马上同意了，还推荐我到离家很近的一所当地的社区大学先去读语言预科。我的英语水平虽然比刚下飞机时有了一点进步，但直接上大学还是远远不够的，读一个语言预科，对我而言是个必要的起步过程。
在美国，学生可以灵活地安排日程表，我报了中午前后的两节课，一星期上三次。上课的日子，我大概6点钟起床，先到牧场把所有动物喂好，挤完牛奶，捡过鸡蛋，做好早餐，给老人们准备好日常药物，给来上班的同事布置好工作，就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完两节课已经是下午，赶快回家，从同事那里接班，准备晚饭，收拾卫生，帮有需要的老人们洗澡、散步……等老人们都休息了，晚上11点多钟，我开始温习功课、写作业，一般都要凌晨1点左右才能睡觉，有时作业比较多，就要写到凌晨2点多。虽然累，但是一边挣着“大钱”，一边上学念书，很快乐。
一直在老人院待着，我平时的交流就是跟老人们的只言片语，还有辛普森夫妇。辛普森夫妇知道我口语不好，会刻意说得比较慢，再加上我自己努力学单词，3个月下来勉强可以跟他们交流了。可不出去不知道，一出去吓一跳，跟其他移民坐在一个教室，虽说是语言预科，但我的基础实在太差，在这一堆外国人里面也只能当哑巴，大半时间只能干瞪眼，看着老师和其他同学一会儿眉飞色舞，一会儿又大惊失色，特别是当老师讲了笑话，全班哄堂大笑时，只有我愣愣的。
我决定给自己开小灶，通过辛普森先生在教会里的好心人的帮忙，找到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答应到老人院来，每周为我上三次课。六七个月后，我终于能慢慢听懂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了，而且变成了班上积极发言的学生。
开始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
1980年7月，我被萨勒姆本地的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录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我选择了摄影专业，那时我觉得摄影很有趣，美国那么多美景，我应该都拍摄下来，给自己留作纪念，也可以给家人朋友看。
这些苦我觉得并不可怕，甚至不觉得它算得上苦。当你的生活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同时又怀抱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时，就是人生最黄金的阶段，越累越幸福，越苦越快乐。
真正的烦恼，在于对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摄影的确很好玩，但它毕竟是富人的游戏。一是那些高端的相机、镜头、镜架，冲洗费用，还有各种采风需要的旅行费用，都注定了穷小子要提高是几乎不可能的；二是摄影这行毕竟算是艺术，所有搞艺术的行业都有个共同特点—只有极少数有非凡天赋的那些人能出人头地，剩下的99%则连吃饱饭都很困难。
1981年，人人都在谈论一个神奇的东西—电脑。苹果公司年仅25岁的掌门人乔布斯（Steve Jobs）已经是大众眼里的英雄，他推出的苹果II型电脑风靡全国，IBM也抓住时机推出“个人电脑”（PC）的机型与之对抗，各大媒体纷纷为之造势。各大高校纷纷开设计算机专业，掀起了一波电脑热潮。
大一还没读完，我就抛开摄影，投向了计算机专业的怀抱。最初几个月，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计算机这个东西，晚上如果有可能，我都会想办法待在大学的计算机室熬通宵，那是当时唯一能接触到计算机的地方。
但喜欢计算机不等于在计算机行业有自己的未来，我那时仍然在焦急地寻找能迅速改变家境的出路。计算机毕竟属于新兴行业，社会需求量不大。一想到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好像也不是我想要的。再看看自己身边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学阶段就打下了坚实的数学或电路课程功底，而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受的中学教育，跟人家差距之大难以想象。这些同学以后就是我的同事或对手，以我之短攻敌所长，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做了3年多老人院的管带工作，我对日常工作早已驾轻就熟，辛普森先生对我也一直很满意。3年里，我亲自送走了6位老人。看着朝夕相处的老人们走到生命最后一刻，特别是儿女不在身边、孤身一人上路的，我每次都会为他们流下泪水，感叹人生忙忙碌碌，到最后还是一场空。目睹世事无常、人生变幻，我也开始为自己思考，我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我不可能一辈子在老人院工作。是的，辛普森先生对我很好；是的，我干这项工作很拿手。但这是辛普森先生的事业，不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还在我也不知道的地方。我继续读书，继续在老人院工作，我的心绪却每天都在剧烈翻滚。
从大学生变身中餐馆服务员
读大学时认识了同学阿强，也是中国人，比我早来美国几年，交友广泛。阿强的一个朋友在丹佛开了一家中餐馆，生意好得不得了，正缺人手，特别是缺既懂中文又会讲英语的跑堂。当时中国人大多集中在美国东西海岸，偏中部的丹佛等地区中餐馆不多，很难雇到人，只能通过外州聘请，偏偏这些人里面懂中文的不会英文，懂英文的又不会中文，像我这样懂双语的很吃香，阿强劝我试一试。“一个月底薪加小费能拿到2000美元！”他说。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合适吧”，因为我的父母送我来美国，是想叫我留学或者做生意，这样的路对他们来说自然而然也脸上有光。如果去做个跑堂的，好说不好听啊！
没几分钟，我就意识到这个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在美国，大家并不看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只要你是靠劳动挣钱，就会受到尊重。往大里说，跑堂的和市长、州长甚至总统都享有同样的权利，不会受到歧视。而学计算机专业，即使我勉强毕业后，也只能找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传统”工作，慢慢消耗宝贵的青春。我的特长是严谨认真、不怕吃苦、善于观察、善于“偷师”，这恰恰是做一个餐馆老板所需要的。几年来通过为辛普森夫妇及其全家做饭烧菜，我的手艺大有长进。而且我知道美国人非常喜欢中餐，中餐馆市场前景广大。再者，经过几年工作，我也攒了些钱，唯一差的就是经验。去丹佛干上两年，我自信能学到开餐馆必需的所有本事，两年后，我就可以当上真正的老板。再过两三年，依靠积蓄和人脉，我就可以开第二家姐妹店；5年内就是第三家、第四家连锁店！我就是连锁店老板了！以后，我还可以重新打回俄勒冈州，打到美国东西海岸，甚至把我的餐饮品牌打回中国……
我正在做着美梦，突然被打断。“你到底要不要去啊？”阿强说。
几个月后，阿强接到一个电话：“阿强，我是大卫，丹佛又下雪了，你过来滑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