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贫困状态衍生贫困者既强烈追求“公有”，又强烈追求“私有”的两极心态。一方面，贫困者一无所有或私有财产很少，这时对财富的强烈追求和占有也就成了贫困者的一种很自然心态；另一方面，贫困者又急于追求财产的“公有”，因为一旦“公有”，富人的财产也就有了自己间接的一份。所以，贫困者对“公有”和“私有”的追求是一种错位的追求。理论上追求“公有”，现实中追求“私有”；对自己强调“私有”，对别人强调“公有”。本质的“私”和外在的“公”构成了贫困者的复杂人格和意识，也伴奏了中国历史交替和循环的悲喜剧。
第九，贫困状态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降低。自然状态的不稳定和灾害性，使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须经常处于一种防备心理，这种人对自然的防备和不信任意识会衍射到人对人的关系上，从而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冷漠。农村中有些贫困者难与村内其他人沟通，可能就与此心理有关。再如：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知人知面不知心”，“祸从天降，隔墙有耳”，“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等警句格言，其实也是一种在贫困状态下人们戒备心理的一种反映。一般来说，信任度的提高可有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尤其在具有充分信任度的条件下，资源可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内取得最佳组合。所以，一方面，贫困不利于信任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信任度的降低又无形增加了开发贫困者的难度和效度。
第十，虽然贫困导致了贫困者人格的冷漠和对他人不信任度的增加，但贫困者客观上会更加用心培育社会资本，更加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并且会努力形成自己的人情圈子。对贫困者而言，一是由于增加物质资本的困难，会提高增加社会资本的边际收益；二是由于人格冷漠，贫困者将会努力使自己的社会资本建立在一个尽可能有效的范围内，这个范围一般会以血缘为主要纽带，因为血缘是建立圈子成本最小的一种途径。从现实情况看，贫困者更多地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圈子。这种圈子意识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拉帮结派，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处理问题时，不是立足于客观的是非标准，而是以圈子为界。圈子内是一个标准，圈子外又是一个标准。对圈子内的人，犯了错误，更多的是给予宽容和包庇；而对圈子以外人的错误，则会以牙还牙，瑕疵必报，会表现出非常的心胸狭隘和不容忍。
第十一，在贫困地区，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和生产条件的限制，人们的生产活动主要是靠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经济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本身既是贫困者的负担，又是贫困者的“福利”。从理性的角度看，一个经济过程选择增加投入资本还是劳动取决于二者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合理的决策原则是：边际资本收益等于边际劳动收益是均衡点。在贫困地区，由于资本的稀缺和生活条件的简陋，所以一般是资本成本高，劳动成本低。作为理性的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会一般更倾向于多增加劳动投入。这样，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增加了贫困者的贫困程度；另一方面，贫困者又不得不更加依靠增加人口来减轻贫困。其结果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中国人的“多子多福”本质上就是一种生产力落后条件下的意识反映。生产力越发达，物质资本越丰富，生活水平越高，则增加人口带来的收益会越少，人们将会更不愿多生人口。所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条：大力发展生产力。
第十二，在贫困地区，贫困容易诱发人们的机会主义心态。机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理性。产生机会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人特性、人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都会导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在贫困地区，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劣，更容易诱发人们的机会主义心态。一是生存条件的不稳定会导致人们产生一种不稳定预期和不稳定的心理渴求；二是分工的不发达和交换的稀缺，也客观上导致了与此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的缺乏，从而使贫困者天然患有“规则缺乏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会导致人治，而市场经济更需要法治。人治只会导致机会主义浓烈，而法治是根治机会主义病症的一副良药。
第十三，贫困者重感性、轻理性。这也是由于自然的非逻辑和不稳定性在人的心理层面上的一种折射。这种重感性、轻理性的心理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重实际、轻理论；二是重功用、轻逻辑；三是重传统、轻变化；四是重人情、轻法律；五是重特殊、轻一般；六是重短期、轻长期；七是重局部、轻整体。
第十四，缺乏自信，重视迷信，也是贫困者人格意识的一种表现。落后简单的生产方容易使贫困者陷入“宿命论”。敬天、畏天、靠天吃饭成了贫困者日常生活必备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自信人格会随时日而逐渐磨损，相应迷信意识却日渐其浓。另外，自信人格的缺失又使贫困者容易产生权威主义情结。所以，权威主义总是与落后相伴而生。有权威必有非权威，非权威就是落后。所以解决权威主义的根本出路仍是发展，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破解权威主义的基础条件。
上述由贫困而滋生的种种人格意识特征总体上只会使贫困更加贫困，所以，贫困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这种循环的具体表现是：贫困产生贫困人格意识，贫困人格意识加剧贫困状态并且使贫困人格意识更浓，从而更加使贫困恶化。所以，贫困也是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贫困既是贫困的原因，也是贫困的结果。由此可知：解决贫困问题必须要靠外部启动，要依靠外部力量打破这种循环，使其进入另一种良性循环状态。
如何从外部启动，打破贫困循环状态，有三种途径：一是改变贫困者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二是改善贫困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三是提高贫困者自身发展的能力。改变贫困者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又有两种主要手段：其一是通过转移，如移民开发等，使其转移到一个较好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进行生产和生活；其二是通过增加对贫困者的技术投入，以提高其对自然的投入产出效率。改善贫困者所处社会环境的主要手段是制度创新。在我国，可主要通过户籍制度、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人口就业制度、生产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来实现对贫困者社会条件的改善，并以此促使贫困者尽早脱贫和致富。提高贫困者自身发展能力的主要手段是教育。
要实现从外部启动，政府主导是关键。这里政府应免费为广大贫困者提供技术投入、制度投入、教育投入。政府应当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主动为贫困者提供大量实用技术，这里关键是要有具体行动，并且行动应当落到实处，而不是形象工程和作秀。政府应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为贫困者提供倾斜的发展制度条件；同时，政府也应积极帮助和指导贫困地区进行本身的制度创新，如有可能，应向贫困地区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所需人力和资金上的全力支持。政府应尽可能地为贫困者提供免费教育或低成本教育。贫困者对教育的投入，取决于教育的成本——收益比值。目前，贫困人口大多数受教育程度很低，产生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落后和收入水平低，另外，教育成本的不断提高也使本来生活就很拮据的贫困者更加无力进行教育方面投入。所以，对贫困者的教育投入，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应切实制定出一些针对贫困者的有效帮助制度。可考虑由国家直接主持，对贫困地区的中学生和小学生提供免费教育，这里的免费是指免除一切学杂费，包括教材费，但不包括作业本等费用。另外，对贫困家庭考上大学者，国家可考虑为其提供一次性“教育补贴券”，券额大小可根据有关标准设定。这里，学生可凭“教育补贴券”进入某某大学学习，某某大学应相应免去该学生与“教育补贴券”等值的有关费用。同时，某某大学可凭“教育补贴券”向国家有关部门换取等额资金。另外，目前中国有一些中小学及大学中的乱收费现象也很严重，所以。政府应加大教育执法力度，应严厉打击教育方面的乱收费行为；否则，即使政府为贫困生免费发放了“教育补贴券”，但可能仍会有许多学生上不起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