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对军事干涉可行性的探讨中，我们已把干涉的成功可能性列为可行因素之一，为了使军事干涉具备有效性，干涉国势必考虑干涉的方式、规模等一系列因素，在一国基于各种原因作出干涉他国的决定之前，至少需要确定如何进行干涉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是本国单独行动还是与他国联盟或者合作？是纯粹的军事干涉还是以其他的行动复合配套？军事干涉不同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行动，它是跨越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后形成的异化物，往往表现为军事行动是在一国主导下进行，并有一套实际运作的机理。
一、单独行动与合作行动
军事干涉作为一国的对外决策和行为，它需要以其有效性来获得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如果一国的对外决策和行为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并起而共同干涉，那么干涉就不是一意孤行的军事行动，并能由此而提高干涉的成功概率。因此，就军事行动本身而言，干涉国需要考虑单干还是合作的问题。
二百多年前，军事评论家安东尼·约米尼曾说“假使各种其他的条件都相等，则战争的胜负就决定于盟国的有无”。在历史上世界各国的军事思想中，“寡不敌众”似乎也是一条普遍的真理。但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的那样，就干涉性的战争而言，在决策之前有些因素就已经隐含其中，比如说干涉国与被干涉国相互间力量的分布、规模的对比等，也即干涉性战争一般都是国家之间在力量、规模等因素上不对等的战争，干涉国往往是在有取胜把握的前提下才决定行动的，因此，行动中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战争中国家间的关系。在具体的军事干涉实践中，既存在着一国单独的行动，也存在与他国合作的行动，还有两者并存的行动，具体的方式因事件而异，也因对象而异。
人们常常把《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对于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称为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这一制度所蕴涵的安全思想是：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促进和平与秩序的安全体系。但是在当代世界，不仅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从而使得以此为基础的军事力量参差不齐，而且政治领域的思想、文化、观念也很难一致，尤其是当军事干涉与传统的维和行动以及《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强制和平的做法不相一致时，各国之间对此本来就存在不同的态度和观点，要在这样一个共同性缺乏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其难度就更高了。按照阿瑟·斯坦的观点，为了解决共同利益困境而建立制度要求国家之间相互合作，而为了解决共同背离困境而建立制度则要求国家之间相互协调。冷战以后，世界各国在军事干涉问题上既存在着认识、观念、利益、目标等领域需要协调的方面，也存在着当利益互补或彼此依存时进行合作的一面。
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不管是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层面还是思想、道德层面，都已经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推动力量，全球化的浪潮把世界各国共同推上了追求经济利益的平台，利益因素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动力因素，国家之间或结盟或冲突或友好或战争的关系皆因利益而起。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尽管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诸多方面存在争论与分歧，但两派之间已出现逐渐整合之势，尤其是两者都认同物质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意义，正如亚历山大·温特所看到的那样，如今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在朝着理论趋同的方向发展，它们都把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假定为给定的因素，并且在以军事力量定义的国家权力和以物质收益为主的国家利益等物质主义世界观方面也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趋同。
在一些情况下，国家为了追求利益需要单独行动。就军事干涉而言，在军事行动的道义追求之外，利益的存在是行动的重要依据。然而这是两种性质上截然不同的追求，道义和利益分属于伦理和经济两个不同的领域，道义没有数量上的极限而利益则是有量的限度的，道义上的高尚境界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和国家在追求中共同达到并享有，而对于利益而言，共同追求所致的结果就不一定是共享，而更可能是分享，或者说，在军事行动中，利益双赢的机会一般都少于此消彼长的机会，一方利益的获得很可能就意味着另一方利益的减少，不仅对于干涉国和被干涉国之间来说是这样，而且在存在众多干涉方的情况下对于各方来说也是这样。因此从纯粹追逐利益的角度而言，单独行动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它可以达到利益的独自享受从而避免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各方之间因利益瓜分不均而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单独行动还能在保守行动机密、提高行动的决策效率、增加行动本身的自由度和调整度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都会选择单独的军事行动，这是因为：其一，军事行动的风险性使得单独行动需要独自承担风险，这在增加行动成本与代价的同时将给决策和行动本身带来巨大压力；其二，有干涉能力和干涉欲望的国家可能不只一个，单独行动还可能造成与其他国家新的紧张关系；其三，可能会有许多国家的利益与被干涉方相关，或者说干涉行动可能会牵涉到多方的利益；其四，从道义的角度来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单独行动可能直接损害行动的道义性，并有明显的强制、霸权甚至侵略的倾向。
由此看来，单独行动是有局限的，单独的军事干涉往往受到行动的规模、持续时间等的限制，并只发生在一些特定的状况之下。其一，可能在干涉者和被干涉者之间存在某种独特的联系，或经济或政治或地缘等方面有着强烈的相互依存。其一二，从干涉者与被干涉者的实力对比来看，在干涉方存在巨大优势以及有足够的把握在战争中获胜的情况下，可能会单独行动？汉斯·摩根索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认为自己强大到足以自立而无需援助，或者认为同盟义务的负担可能超过期望得到的好处，它就会回避同盟。其三，可能是干涉者出于强烈的主观判断和意图，而这一主观理由又得不到其他行为体的支持与合作，这样，军事行动就会十分接近于一场霸权战争。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必须保留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利”，“尤其是在预防性行动、惩罚性行动、救援行动以及在具有特殊利益或者能起特殊作用的地区进行武力干涉时（诸如巴拿马、菲律宾或中东地区），美国领导人可能希望或者需要单独采取行动”。其四，除非出现类似冷战时期的集团对立局面，为了避免两大集团之间更大规模的难以预料的冲突，集团内部大国对小国的干涉可能是单独的行动，并且在不冲撞集团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这一军事行动一般不会招致另一集团国家的干涉。除了这些情况之外，单独军事干涉一般很少发生。
多数情况下，由于现代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日益频繁的联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着，尤其是在军事行动可能直接地威胁国家主权和其他重要权利的情况下，权利和利益的相关方可能是众多的，因此，如果能在“磋商而非对抗、互信而非威慑、透明而非秘密、预先而非后发、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将是对安全的促进。前文所列举的不选择采取单独军事行动的四重理由正是国家之间存在各种内涵的相互联系的极好说明，为了使军事行动得到道义上的支持、减少风险的承担以及协调相关各方的利益，很多时候军事干涉行动是以合作的形式出现的，合作也许不是一种最佳的状态，但它却能实现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的调和。当然，就影响国家之间在军事领域合作的因素而言，技术性的障碍是较少的，用克拉斯纳的话说，即“智力在解决合作问题上的作用下降了”，而更多的是对利益因素的考虑，而且一般需要在“行为体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对方的心理和行动倾向时，合作才会出现”。
首先，利益的相关性是军事干涉中合作的客观基础。“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合作与其说是一种目标，还不如说是达到各种各样目标的手段。”对于任何一个将要采取军事干涉行动的国家而言，军事合作往往是谋取自身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而不是要在干涉行动中体现合作的某种道德价值，国家利益是合作的主要和重要目标。就具体情形而言，当军事干涉行动针对一方存在的人道主义危机或其他不义行为而出现时，军事行动势必是先打破或破坏一种局面，继而才能建立起另一种局面。而在这一先破后立的过程中，至少存在着以下问题：要打破的是什么样的局面，这一局面在国际社会得到的支持和反对度如何；要建立的是什么样的局面，这一新局面可能会给哪些国家带来利益而又会使哪些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不管是破还是立都可能牵涉到众多的关系方及其利益。由此，相关国家之间可能在某些领域存在着互补的利益和对这种利益的追求，并且存在着如果合作就将使双方都获益的可能性。为了使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表达，在军事干涉行动之前或行动之中，利益相关方可能都会进行协调，并可能以采取共同行动作为协调的有效方案。而从另一角度而言，如果参与军事行动并不存在有利可图的机会，那么又有谁会由于某种“友谊”亦或“道德”、“责任”之类的缘由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并得罪国际社会多方而动武呢？
可以说，利益是决定合作的最核心因素，在利益的作用下，合作可能表现为大国之间协调政策的模式，也可能表现为“后霸权的不对称型的合作模式”。大国之间协调政策的模式通常表现为一种主动的合作，也即合作双方或多方国家之间由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某种预计，通过对所具备实力与采取行动的利弊得失之间的权衡，并进而在政策协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而在相关各方之间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往往需要通过妥协或在让度自身某些权益的情况下与大国或强国采取合作行动，并相应地获取与所付出代价并不相称的利益，这种后霸权的不对称型的合作模式往往表现为一些国家迫于大国或强国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性合作。但是，不管合作的模式有怎样的不同，合作的驱动力还是或大或小的利益。
其次，观念和认识上的一致性以及国家之间良好的信任度是军事合作的主观基础。国家之间经济、文化或其他领域的合作一般在互利或互益的情况下就能进行，而军事领域的合作则与之不同。由于军事行动所涉及的是国家在安全方面的根本利益，因此属于较高层次上的合作。军事干涉中的合作是一种力量上的合作与共同支配，需要合作各方在干涉的目标、方式等多方面达成和谐的意见后才能付诸行动。而且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各方之间即便存在某些方面的不一致意见，但是由这些不一致意见所产生的纠纷应该不至于在行动中引发摩擦甚至引燃战火。也就是说，各方之间在行动中除了一致对外之外，不应该存在针锋相对的可能性。因此，这就需要行动各方在国际关系的诸多领域都能达成良好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然而，国家间关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领域，而且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因素也同样地错综复杂，因此，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它往往需要建立在长期交往的基础上，并非只要存在共同或相互交叉的利益就定会相互合作那么简单。军事领域的合作，除了需要有共同的利益之外，有时往往需要国家之间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等领域都有相近似的观念和认识，这些相近的观念和认识有助于免除军事合作行动中的某些相互猜疑或后顾之忧。
再者，军事行动中客观存在的危险和风险也是合作的重要原因，合作行动通常能减少甚至化解危险和风险。特别是在军事干涉对象各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的情形下，合作行动更是必然的选择。约米尼将军说，“一个国家很少单独地去攻击一个具有危险性的强敌，为了削弱一个具有危险性的敌人的力量，多半是先行组成一个同盟”。约瑟夫·奈认为，多边主义应当用作一种手段以促使别的国家共同分摊负担，出资支持提供公益的主张，共同负担有助于推动对共同价值观的承诺，甚至在军事上，美国也应尽量减少单独干预。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力量毕竟有限，其力量所产生的威慑力也往往有限，合作能一定程度地弥补这种有限性并继而产生一国的力量所无法达到的综合效应；另一方面，军事干涉是发生在他国领土之内的行动，所需的军队和武器都要跨越地理空间才能到达目的地，即便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力量也难以准确估计由异地作战带来的具体困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如果能够联合被干涉国周边国家的力量，那么合作行动还能带来地理上甚至心理上的优势，既降低成本又增加获益；再者，现代军事和武器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凸显了军事力量上优势的相对性，而合作行动所能达到的效果可以是多方面的，合作各方发挥自身在某些方面的特定强势，不仅可以造成对被干涉国军事力量上的牵制，还能在除了军事和安全以外的其他方面形成综合制约，使被干涉国陷入“四面楚歌”式的困境，从而增强军事干涉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是减少军事行动的危险和风险的重要武器。
而且，从国际规则与规范的角度来讲，由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国家之间的军事行动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法律许可下的军事行动除了必要的理由之外，在形式上必须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或大会通过决议创建的、并由秘书长指挥的、使用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军事人员包括警察部队和文职人员，从事解决国际冲突、恢复维持国际和平的一种集体行动。”因此，单独的军事行动显然是缺乏合法性依据的，而合作行动由于参与方众多，容易从形式上被认为更接近于联合国维和机制中的集体行动，合作行动至少避免了使某一国家成为众矢之的，即便是违反了国际规则与规范，也可以由几方共同担受责难、挞伐以及责任。在合法性欠缺的情况下，合作行动还能制造一种得道多助的效应，并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获得国际社会法律和道义支持的一种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