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开湘同志立即跳上战马，快速向前。越过一个山坡，只见纵队首长站在那里，聂政委手里拄着一根棍子，凝视着前方；聂政委左边站着的是林彪；左参谋长正举着望远镜在细细观察。啊，再一看，毛主席也站在山坡上，昂首远望，他穿着一件蓝布袍子，连日奔波疲劳，脸庞显得消瘦多了。他手里握着一根细细的棍子，在空中点着说什么。他的旁边站着一大队大队长杨得志同志、政委肖华同志，五大队大队长张春山同志和政委赖传珠同志。
我们知道，自从离开哈达铺以来，毛主席和我们纵队首长一起，总是带着一、四、五这三个大队走在前面，每天的行军、作战、宿营都是毛主席和纵队首长亲自指挥的。我们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毛主席。
我与王开湘同志下马敬礼报告。
毛主席这时回过头来笑笑说：“好，都来了，现在说一说。”然后，他指着远方又说：“都看到了吧，隘口下边有个村子叫青石嘴，据确切情报，那里驻扎着敌人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一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它拦着我们的去路。”
毛主席这时转边身来，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两块饼子，一边把它分成几块，一边问：“都还没吃午饭吧？”
大家点点头。
毛主席爽朗地笑笑，说：“那好，分而食之，打下了青石嘴，再吃好饭！”说完将饼子分给大家。
我们每人从毛主席手里接过一小块，而且都高高兴兴地吃起来。
毛主席一边嚼着饼子，一边说：“一定要消灭它们，搬开拦路石，一大队、五大队左右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四大队直接冲锋！”然后他又转过脸来，看看我与王开湘同志，又说，“四大队是有名的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嘛，要发扬你们的特点，动作要快，要猛，要狠！”
“是，一定遵照毛主席批示，猛打猛冲！”
这时毛主席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水壶，拧开壶盖，倒了一点水在壶盖里，递给我们，说：“你们每个人喝一口吧，喝完了，就去打！”
“是！”我们接过壶盖，仰起脖子，将盖子里的水一饮而尽。
待我们一个个喝完，我望望纵队首长，问：“首长还有什么交待的吗？”
纵队首长摇摇头，说：“没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毛主席痛快地说：“那好，交代完毕，分头执行，我在这里看着你们打！”
我们辞别毛主席，骑上马。虽然西北高原的秋风尖利，可心里暖洋洋的，挥鞭策马，一会儿便回到了大队。
同志们一听说有仗打，而且是毛主席亲自指挥，还听说毛主席特意提到了我们是有名的英勇冲锋的红四团，鼓励我们发扬过去优良的战斗作风，大家的情绪可高了。在我们召开的动员会上，纷纷表示：一定要打好青石嘴这一仗，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不用我们再多说什么，部队便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战斗。我们以飞快的速度，悄悄翻过垭口，正面接近垭口下的村庄青石嘴。
这时，一大队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北边迂回插进青石后边，五大队也迂回到南边，截断平固公路，形成了一个钳形包围，敌人骑七师的这个团①便成了瓮中之鳖。
一声枪响，我们大队分路出击，一齐压向敌人。伴随着千百人的喊杀声和枪炮声，一刹那，我们就冲进了青石嘴这个山村。这时敌人正在开饭，几百匹马系在村头来不及解，他们就被我们打死的打死，缴枪的缴枪了。那膘肥、高大的战马，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战斗不到半小时，我们三个大队胜利会合了，与缴获的花名册一对照，人员、马匹，一点不少。我们大队一清点，还发现多出了十多辆马车的子弹和军装，还有大批的布匹。原来，这是“西北剿总”送来的东西，这里的敌人刚刚收到，没想到，他们还未来得及享用，就全部“移交”给我们红军了。这些马匹，后来按照毛主席和纵队首长的指示，我们把一部分交给一纵队侦察连，大部分交给了纵队，由纵队组建了红军的骑兵侦察连。我们的骑兵侦察连有了那么多马匹，“气”可“粗”了，以后又逐步扩建，组成了一个骑兵营。至于那些军装、布匹，除我们少量留下一部分外，其余的都按照纵队首长指示上缴和发给了伤病员。至于那些俘虏，经过政治思想教育，说明我们红军的宗旨，凡是觉悟过来了的也都高高兴兴地自动参加了红军。
战斗结束以后，刚打扫完战场，军委就指示我们大队前进二十里宿营，并命令我们明天向环县方向前进。我们又立即出发了。战士举着的红旗在迎风招展，我们队伍像奔腾的铁流涌向前方，此情此景，真是壮观万分，我们的心情也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正像毛主席后来写的这首诗：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摘自解放军出版社《杨成武回忆录》）
会师陕甘
廖汉生
[廖汉生：时任红二方面军第二军第六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授中将军衔。]
9月初，红二方面军进驻岷山脚下的哈达铺地区，总指挥部驻哈达铺，六师驻脚力铺，部队在这里进行走出草地后的短期休整。
哈达铺地区是回族同胞聚居的地方，人家较多，物产较丰，商业活跃。我们可以在街上买到一种叫“锅盔”的烧饼，从此吃到了饱饭，比起草地来，仿佛从死亡的地狱重新回到人间的天堂。一些战士不懂得饿得太久、太狠不能马上吃饱，一下了吃进过量又干又硬的“锅盔”，口干了又去喝水，结果肚子胀起来，胀病胀死的也有。各级干部不得不继续严格限制战士的食量，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摆脱了草地遗祸。经过几天休整，我们洗去满身污垢，理掉蓬头长发，补好褴褛的军衣，从身体到精神都涣然一新，准备以新的战斗来最后完成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
9月8日，根据党中央和军委制定的战略，总指挥部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
命令下达后，指战员们不顾刚刚通过草地减员大、病员多、体力虚弱等困难，连续急行军东出甘陕边。左路六军团向两当、凤县出击，中路由总指挥部亲率四师、三十二军向成县、徽县出击，右路由关向应副政委率六师向康县、略阳出击。至9月19日，各路纵队顺利攻占了成、徽、两、康四座县城，并在这一地区开展群众斗争，建立临时根据地。
我六师攻占康县后，即把十七团和师政治部主任刘型率领的师部及各团的扩红队、伤病员，留驻康县，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成立苏维埃政权。贺炳炎师长和我率直属队、十六、十八团，由关向应带领继续向陕西的略阳出击。
我向贺炳炎打了个招呼：“你在这里住着吧，我可是要回去了。”而后带十八团重返甘肃境内，赶到总指挥部所在地徽县县城。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也一同返回。
贺、任、关首长招呼我在总指挥部吃了顿晚饭，命我带十八团连夜赶到成县西南15公里的小川镇，增援四师、三十二军阻敌。
我们赶到时，四师正与敌军对峙，我带十八团从四师十二团左翼投入战斗。两个团密切协同，把进攻之敌压了下去。十八团团长成本兴、政委周盛宏带着一、二营反冲击，一直冲到小川镇里，敌我展开巷战。十八团政委周盛宏身先士卒，冲在前面，不幸中弹牺牲。敌后续部队会合了退却之敌发动第二次进攻，我急令正在出击的十八团两个营撤出镇子，转至原阵地后面的山头上组织抗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我们再次把敌人打了下去。
黄昏时，敌军集中一个旅的全部兵力向我军各阵地发起进攻，仗着人多火力强，不惜代价地往上爬，连老本都豁上了。我军兵力不足，子弹也不多，防守极其艰难。我除了协同成团长指挥十八团，还亲自带领该团三营的一个连守一座山头。我们的人越打越少，子弹也几乎打光了，连长牺牲了，一连人只剩下不多的几个。我从师部带出来的特务班，班长牺牲了，我的三个警卫员也牺牲了一个，负伤了两个。敌人从我们在山坎上挖开的一道口子摸上来，突破了阵地。我们余下的同志不得不带着伤员仓促撤下来，收拢后向成县县城撤去。死伤惨重的敌军亦暂时停止了进攻。
这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月挂中天，银辉洒地。部队踏着月光，带着血迹，匆匆北上。儿时背熟的一首边塞古诗，不觉脱口而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午夜，贺、关首长来到成县城，我报告了白天战斗的经过：“我们打死打伤了数百名敌人，自己的伤亡也不小，十八团政委周盛宏牺牲了，十二团政委杨秀山负重伤……”
贺龙总指挥仔细看了伤员的伤势，而后给我交代说：“冬季快到了，我们的长征还没有结束，还要往北走，你带十八团在成县准备冬衣。”
贺、关带四师、三十二军连夜转回徽县去了。我带十八团留在成县，收集到一批做冬衣的布匹，而后也撤向徽县。
就在成县战斗的时候，敌胡宗南部已由陕西沿西兰大道进至清水、秦安和庄浪，与天水、武山、陇西、定西的毛炳文、王钧部靠拢；南部，敌王钧部进攻成县，川敌孙震部已迫近康县。红二方面军腹背受敌，并有被敌重兵截断于渭水以南的危险。10月3日，总指挥部经中央复电批准，急令全军放弃现地，夺路北上，会合一、四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仓促撤出徽县、两当，此时六师十七团还分散在康县，收拢不及，与主力失掉联系，其命运令人担扰。我带十八团与先期回到徽县的贺炳炎师长会合后，贺炳炎告诉我：“部队撤离徽县时，已派常德善参谋长带着便衣侦察队到康县找十七团去了。”军情紧急，刻不容缓。红二方面军边打边走，于敌军缝隙中杀出一条生路，不顾渭河涨水冒险抢渡，经通渭、会宁以东，进入宁夏境内。
这时，常德善参谋长率便衣侦察队赶上师部，遗憾地报告：“没有找到十七团，他们在康县被敌人隔断了。”以后我们陆续得知，十七团在康县孤陷敌中，虽几度突围终未成攻，在那里没能生存好久。全团同志有的牺牲，有的负伤，有的被俘，有的流落当地，有的辗转回乡，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志历尽磨难找到部队。带领十七团在康县扩红的师政治部主任刘型同志也不幸牺牲。
十七团的损失，是六师长征中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从我师干部到方面军首长都痛惜万分。从长征出发至进草地前，我师一直保持有三千多人，走起路来也称得上是浩浩荡荡，不见首尾。这次一下子就损失了千把人，再加上沿途的损失，只剩下不足二千人，因而在团一级下面撤销了营的建制。我走在行军队列中，不禁向贺炳炎师长感叹道：“我们一个师就剩这么点人，骑在马上可以从队前看到队尾，我们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啊！”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此之前，红四方面军已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我们的长征结束了，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结束了！
（摘自解放军出版社《廖汉生回忆录》）
坎坷征途
程子华等
[程子华：时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民政部部长，1991年逝世。]
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只是从报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蒋介石正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甘地区集结，妄图将我主力红军围堵消灭于川西地区。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到达军部，带来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也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消息。当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西出甘肃，尔后上陕北，与那里的红军会合，“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确定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组成鄂豫陕特委，合编各游击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边区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鄂豫陕省委作出的这一战略决策，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四千余名指战员又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我军先南下佯攻汉中，然后转向西北挺进。八月一日，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歼敌一部，俘敌少将参议一名，缴获大批文件和报纸。七月二十二日的《大公报》报道：红军主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进行……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敌人的口供和报纸证实了我主力红军正在北上，军领导决定立即进入甘肃境内，直捣敌人后方，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这时，蒋介石接连从成都“行辕”发出五道电令，要求加强封锁，防我入甘；督饬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要五十一军“轻装截堵”，围歼我军；在十的电报中声称：“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电令各部集中对付我军。当时，敌胡宗南纵队、新编十四师、第三军、新编第一军及三十五师，均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防我主力红军北上。我军的这一行动，牵制了敌人，减轻了对我主力红军的压力。
我军决定大胆向敌人纵深挺进。在攻克两当、围困天水、北渡渭河、占领秦安后，于八月十四日又逼近静宁县城，继而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十五日，进入静宁县的兴隆镇。
兴隆镇是回民群众聚居的地区。为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军政委吴焕先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教育，制订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的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我军的实际行动，扩大了党与红军的影响。后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毛泽东同志还夸奖红二十五军过陇东回民区的民族政策水平高，执行得好！
